20世纪以来的孟子研究可分为孟学、孟学史两大部分：前者数量多、水平高，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后者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如果能够做到多学科结合、史论结合、宏观微观结合、古今结合，重视文献学对其他学科的基础作用、哲学—观念史进路对历史—思想史进路的理论支持、宏观视野对个案研究的整体通观、传统资源对当代社会的人文提升，有史料、有观点、有主线、有关切，则有望成为学术研究新的亮点，出现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一、孟学研究的基本情况

受多方面原因影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20世纪以来的孟学研究以港、台尤其是台湾地区为代表，名家荟萃，佳作纷呈。其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陈大齐为代表，重概念、名理，较少主观预设，持论平和，代表作有《孟子的名理思想及其辨说实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孟子待解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孔孟荀学说》（见《陈百年先生文集》第1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等；二是以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人为代表，强调生命的学问，对孟学有较多价值的体认和认同，但又不乏学术的严谨和深度。牟宗三的三卷本《心体与性体》（正中书局1968年版）以及晚年的《圆善论》（学生书局1985年版），借鉴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以道德自主性、道德形上学等概念解释孟学，奠定了新儒家孟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试图将儒学尤其是孟学与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相融合，提出了著名的“双重主体性”命题——孔孟儒家一方面在现实中承认君为政治主体，另一方面又在精神理念上以民为价值主体，并以此分析历史上儒者对君王的规劝与抗争。对于我们理解孟学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原性篇》（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对孟子人性论尤其是生、性关系的阐释，发前人所未发，值得关注。

唐、牟、徐之后，牟门弟子李明辉的《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年版）、《孟子重探》（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延续其师的研究方法，对康德与孟子做了进一步的融通。李明辉主编的《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版）收录杜维明、安乐哲、刘述先等学者的论文，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袁保新的《孟子三辨之学的历史省察与现代诠释》（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黄俊杰的《孟子思想史论》第1卷（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也是重要的孟学研究专著，有一定影响。

大陆方面，杨伯峻的《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影响了几代人。上个世纪80年代，王兴业所编《孟子研究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收录了民国初年以来有代表性的孟子研究论文，王其俊则著有《孟学新探》（济南出版社1989年版）。90年代后，大陆的孟子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版专著多部，其中较为重要的有：翟廷晋著《孟子思想评析与探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王其俊著《亚圣智慧——孟子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刘鄂培著《孟子大传》（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蒙培元著《蒙培元讲孟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吴小如著《吴小如讲〈孟子〉》（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杨国荣著《孟子的哲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杨海文著《文以载道——孟子文化精神研究》（齐鲁书社2012年版）等。

杨泽波是大陆学术界研究孟子较为突出的学者。1994年他出版《孟子性善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又出了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该书一反新儒家的研究范式，对孟子性善论等问题提出新见，是一部高水平之作。杨泽波还著有《孟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孟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98年郭店竹简正式公布，其中的子思佚文引起学界对思孟学派的关注。梁涛历经十年之久，撰著《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另有杜维明主编的《思想·文献·历史——思孟学派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编《儒家思孟学派论集》（齐鲁书社2008年版）。由出土文献引发的新一波孟学研究热潮中，大陆学者走在前列。

在西方，史华兹的《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强调孟子心的“易堕失性”，倪德威的《儒家之道》（Chicago : Open Court, c1996）重视《孟子》文本的分析，各具特色。信广来（Kwong-Loi Shun）的Mencius and Early Chinese Though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是英文世界最有代表性的孟学著作。李耶理(LeeH.Yearley)著、施忠连译的《孟子与阿奎那——美德理论与勇敢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属于比较研究的孟子成果。Alan K.L.Chan主编的论文集Mencius : contexts and interpretations（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c2002）收集了西方学者孟子研究的重要论文，是一部重要的孟学研究参考资料。金谷治的《孟子》（朝日新闻社1966年版）代表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水平，此书已有李君奭的中文译本（台湾彰化专心企业有限公司1974年版）。

孟子研究的全面发展，不仅依赖于人们已经驾轻就熟的“哲学—观念史进路”，而且离不开相对冷落得多的“历史—思想史进路”。20世纪以来海内外的孟学研究，以哲学—观念史为进路。它既是优点，即有利于深度开发孟子思想的义理之维；同时也潜藏不足，即未能全幅敞开孟学沉浮的历史之维。这一不足，得靠以历史—思想史为进路的孟学史研究来弥补。

　　二、孟学史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20世纪以来，孟学史研究历来不如孟学研究成果突出，但近十余年来进展较快，出版了《孟子研究》、《孟学思想史论》等两部通史性专著，《汉唐孟子学述论》、《孟子学说及其在宋代之振兴》、《两宋孟学研究》、《清代〈孟子〉学研究》、《清代〈孟子〉学史大纲》等五部断代性专著以及一批较有质量的专题论文。下面我们分通史、断代两大块进行学术史回顾，并略述其得失。

（一）通史性著述

董洪利的《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是内地学者较早专门研究孟学的著作，长于文献学，重视考据学。该著前半部分为《孟子》思想研究，后半部分按时代分章，探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孟学研究情况，很有见地，具有开创性价值，其求真求实的学风对后来的孟学研究影响深远。但是，受篇幅和著作构架所限，其学识功夫未能得到全面施展，思想分析和理论深度稍显薄弱。

黄俊杰的《孟学思想史论》卷二（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版，增订本由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出版；该书又以《中国孟学诠释史论》为题，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重点讨论了荀子、朱熹、王阳明、黄宗羲、戴震、康有为以及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孟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对宋儒尊孟、非孟等事件亦有梳理。该书重视理论问题的挖掘，有一定深度，但全书只是选择了孟学史上的几个“点”，且忽略了赵岐《孟子注》、焦循《孟子正义》等重要作品，还不能算是一部全面、系统的孟学史著作。黄俊杰主编的《孟子思想的历史发展》（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版）收录台湾地区学者的文章，是一部有分量的孟学史论文集。

刘培桂的《孟子大略》（泰山出版社2007年版）中篇对《孟子》的历代流传与影响，以及《孟子》外书、佚文、节文等问题均有涉及；其编著的《孟子林庙历代题咏集》（齐鲁书社2001年版）、《孟子林庙历代石刻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较为全面地收集了历代孟子林庙的题咏、石刻等孟学文献。

由于孟学史研究严重滞后于孟学研究，目前尚未出现严格的通史意义上的《中国孟学史》著作。2011年，由梁涛为首席专家的《中国孟学史》，立项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该项目拟从战国、汉唐、宋代、辽金元、明代、清代等六个方面，全面梳理孟子思想的历史发展，并计划四五年后出版全书。

（二）汉唐孟学史研究

2010年，李峻岫的《汉唐孟子学述论》由齐鲁书社出版，整体考察了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的孟学，推进了汉唐孟学史研究。书中不乏精彩之处，如论述“孟荀齐号”到“孔孟一体”等，个别章节如魏晋和隋唐部分稍显薄弱。另有多部专门研究赵岐《孟子章句》的博、硕士学位论文，如张量的《赵岐〈孟子章句〉研究》（北京大学2002年古典文献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郭伟宏的《赵岐〈孟子章句〉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等。

论文方面，蒙文通的《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论学》第3期，1937年）探讨了孟子与汉代今文经学之间的关系，指出齐《诗》、公羊之说渊源于孟子。金德健的《〈孟子〉、〈王制〉所述制度相通之证》（见《古籍丛考》，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6年版）、王基伦的《孟子与〈史记〉之关系研究》（《中国学术年刊》第10期，1989年）、陈桐生的《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汕头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杨海文的《司马迁对“孟荀齐号”语法的确立》（《国学学刊》2009年第3期）等文，于汉代孟学研究领域有开拓之功。李峻岫的《汉代〈孟子〉“传记博士”考论——兼论孟子其人其书在两汉的学术地位》（《齐鲁学刊》2007年第1期）、杨海文的《〈孟子〉传记博士问题的学术史考察》（《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4期；完整版刊《论衡》第3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对文帝时《孟子》立传记博士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学术史考察。李智泽的《赵岐〈孟子章句〉的内容、体例和特点》（《四川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黄亚平的《试论〈孟子章句〉的注释特点》（《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年第2期）、皓积意的《赵岐〈孟子注〉：章句学的运用与突破》（《孔子研究》2001年第1期）、李峻岫的《赵岐的〈孟子章句〉及其孟学思想》（《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1辑，2009年）等，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赵岐《孟子章句》的注释特点。黄俊杰的Mencian Morality in a Political Form:Chao Ch’i’s Commentary on the Mencius and Its Place in Later Han Scholarship（《孟子赵氏注及其在后汉儒学中的地位》，《汉学研究》第1卷第1期，1983年）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赵岐注进行阐释，认为赵岐注尤重政治观点。民国学者杜金铭著有《孟子刘熙注疏证》（上、下）（《中和月刊》第5卷第10、12期，1944年），对刘熙《孟子注》逐条加以疏证、辨析。王更生的《〈文心雕龙〉述〈孟子〉考》（《孔孟学报》第40期，1980年），逐一考订了《文心雕龙》所引《孟子》之文。董平的《道生佛性说与孟子人性论的比较》（《齐鲁学刊》1986年第1期）探讨了道生的佛性说与孟子人性论的关系，认为佛学在中国的繁荣亦以孔孟思想为其基础。方介的《韩愈〈对禹问〉析义——兼论韩愈与孟子政治理念之歧异》（《汉学研究》第11卷第1期，1993年）、宋鼎宗的《韩愈“扬孟抑荀”说》（《成大中文学报》第4期，1996年）等文，探讨了韩愈孟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张勇的《论柳宗元的孟子观》（《哲学与文化》第38卷第6期，2011年）认为柳宗元对孟子性善论、义利观均有所批评，把儒“道”由超越的仁义道德引向现实的国计民生，其孟学观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功利性和人间性特征。

另有一些论文从宏观角度考察汉唐孟学的发展、演变。杨海文的《孟子与汉代思想史的散点透视》（《齐鲁学刊》1998年第3期）提出汉代孟学史包括《孟子》传记博士、孟学思想史、《孟子》章句学三个层面。丁原明的《两汉的孟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文史哲》2002年第4期）把两汉孟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西汉初《孟子》置传记博士时期，二是盐铁会议时期孟学复起时期，三是东汉后期注《孟》之风盛行时期。徐国荣的《名士精神与汉魏之际孟子地位之沉浮》（《孔子研究》2002年第5期）一文认为，东汉中后期孟子地位的升迁和注《孟》风潮的兴起以及其时党人名士对孟子人格的情感认同有关，此后孟学批判精神的衰微又与汉魏之际士人中盛行“通脱”之风有关。杨逊的《略论唐代孟学复兴的历史背景和封建统治思想的演变》（《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4期）从孟子的“汤武放伐”说与仁义之道同魏晋隋唐封建统治思想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孟学在魏隋中衰、唐代复兴的原因。

汉唐孟学史上有不少名家、名著，但相对而言，史料较少，历史脉络不太清晰。研究者如何在此情形下，通过孟荀比较、思孟比较、孔孟比较，从而把战国与宋明连接起来，尚有大量工作可做。这一工作做好了，才能更好地理解到了宋代以后，荀子地位何以下降，思孟学派何以成立，孔孟何以一体。另外，佛、老如何渗透到汉唐孟学史之中，这一薄弱环节也值得高度重视。

（三）两宋孟学史研究

两宋时期是孟学勃兴、大发展阶段。方俊吉的《孟子学说及其在宋代之振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版）下篇梳理了孟学在宋代的兴起，该书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宋代孟学史著作，但有开拓之功。周淑萍的《两宋孟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除第一章回顾两宋以前的孟学外，第二、三章讨论孟子升格运动，第四章讨论两宋非孟思潮，第五至七章讨论孟子人性论、浩然之气和王道思想在宋代的影响及走向。但是，该书对宋代重要的孟学研究著作包括朱熹的《孟子集注》等，均没有专门讨论。侧重宏观描述，缺乏具体个案研究，是该书的不足。

孟学在宋代的影响及尊孟、非孟问题，为许多学者关注。漆侠的《李觏与孟子》（《申报》1948年第l期）、夏长朴的《李觏的非孟思想》、《孟子与宋儒》（均见《李觏与王安石研究》，台湾大安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尊孟与非孟》（《中国哲学》第24辑，2002年）、杨海文的《李泰伯疑孟公案的客观审视》（《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２期；修订稿刊《经典与解释》第4辑，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徐洪兴的《论叶适的“非孟”思想》（《论浙东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姚瀛艇的《宋儒关于孟子的争议》（《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俊杰的《宋儒对孟子政治思想的争辩及其蕴涵的问题：以孟子对周王的态度为中心》（见《孟子思想的历史发展》，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版）等文，分析了宋儒非孟的基本情形，认为李觏非孟理由有二：一是孟子劝诸侯为天子，背叛了孔子的君君臣臣之道；二是孟子不信《尚书》，背叛“六经”就是背叛孔子。司马光《疑孟》主要针对的是王安石，王安石变法，标榜孟子，推崇孟子提倡的尊德乐道、在上者不可轻慢贤能之臣，激起反新法人士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进而批孟，孟子无形中受到连累。而叶适非孟，主要是批评孟子“尽心知性，重心官贱耳目”的心性论、认识论，进而批评伊洛诸儒专以心性为主。

杨志玖的《王安石与孟子》（《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夏长朴的《王安石与孟子的关系》（见《李觏与王安石》，台湾大安出版社1989年版）、日本学者伊藤正则的《王安石にぉけ孟子尊崇の特色——元丰间の孟子配享と孟子圣人论を中心としㄟて》（《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6集，1984年）分析了王安石与孟子的关系及其孟学思想。苏文耀的《谈尊孟与读孟》（见《邃加室讲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顾歆艺的《从朱熹〈读余隐之尊孟辨〉看宋代尊孟非孟之争》（《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第1辑，1999年）、王君萍的《司马光〈疑孟〉与余允文〈尊孟〉之比较研究》（《世新中文研究集刊》第1卷，2005年）、伊藤正则的《〈读余隐之尊孟辨〉に见ぇる孟子の不尊周ヘの对应》（《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3期，1981年）分析了司马光《疑孟》、余允文《尊孟》以及朱熹《读余隐之尊孟辨》的孟学思想。

唐宋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徐洪兴的《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认为“孟子升格运动”经历了几乎五个世纪（8世纪中至13世纪中）的漫长历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中唐至唐末为滥觞期，北宋庆历前后为初兴期，北宋熙、丰前后为勃兴期，南宋中叶及稍后为完成期。孟子的道统论、辟异端、谈心性、辩王霸等思想满足、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为孟子升格的理由。周淑萍的《宋代孟子升格运动中的四种关键力量》（《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认为两宋孟子升格运动中有四种力量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这就是柳开、宋初三先生为代表的宋初学人，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家，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以及宋代帝王。李传印的《孟子在唐宋时期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变化》（《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3期）、尉利工的《〈孟子〉由子学到经学的变迁》（《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4期）等，对此问题亦有探讨。

朱熹的《孟子集注》是宋代孟学的重要著作。黄俊杰的《从〈孟子集注〉看朱子思想中旧学与新知的融会》（《史学评论》第5期，1983年）、朱松美的《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朱熹〈孟子集注〉的诠释特色及其时代性分析》（《孔子研究》2005年第4期）做了初步研讨。相对而言，《孟子集注》的专门研究较少，更多的是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如黄莹暖的《朱子对孟子心性观及工夫论的理解》（《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硏究所集刋》第39辑，1995年）、龚群的《从孟子到朱熹的心性哲学》（《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刘振维的《论朱熹对孟子“性善”说的诠释及其问题——“性善”与“人性本善”的辩议（上、下）》（《哲学与文化》第29卷第6、7期，2002年）等。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研究，也值得提及。钱穆的《朱子新学案》（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0年版），详尽考证并论述了朱熹《四书》学的发展演进过程。日本学者大槻信良的《朱子四书集注典据考》（学生书局1976年版），细致考证了《四书章句集注》采用的前人注释成果。邱汉生的《四书集注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是目前中国大陆学界有关《四书章句集注》最为全面的专著。蔡方鹿的《朱熹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有《朱熹的经学思想》一章。《四书》在朱熹那里是一个有机整体，深入研究《四书章句集注》，会加深对《孟子集注》乃至朱熹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四书学的论文，如王国轩的《二程与〈四书集注〉研究》（《中州学刊》1989年第1期），颜晨华的《儒佛之争与〈四书〉的崛起：泛论朱子哲学的文化意义》（《齐鲁学刊》1991年第2期），朱汉民的《理学、〈四书〉学与儒家文明》（《湖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束景南、王晓华的《四书升格运动与宋代四书学的兴起——汉学向宋学转型的经典诠释历程》（《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蒙培元的《朱熹是怎样注释“四书”的？——从方法的角度看》（《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郭齐勇的《由“四书学”的形成看儒学的开展》（《中山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等。

两宋孟学与佛教尤其是佛教心性论的关系是孟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方面，查昌国《两宋孟学与慧能心性论之相成相通》（《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收入氏著《先秦“孝”、“友”观念研究——兼汉宋儒学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探讨了慧能心性论与两宋孟学的相互影响，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上卷第二十一章《儒、佛心性思想的互动》，从多个方面对儒、佛心性思想做了对比，指出了二者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总体上看，这方面的研究还嫌薄弱，亟待进一步加强。

两宋时期，与理学的勃兴相联系，孟学发展到一个高峰，孟子的地位不断提升，孟学著作大量出现，孟子升格运动基本完成。如何从异常丰富的史料之中，遴选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著作、事件、观念，并结合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历史大势，进而全面地勾勒两宋孟学史的发展线索和基本精神，有待研究者们深思。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有：非孟何以反而促使了孟子地位的根本性提升？官方对孟子的表彰，受到了思想界何种影响，反过来又如何影响了思想界？《孟子》与《四书》系统、《十三经》系统构成了怎样的互动？佛教的心性论及判教理论，如何影响了孟学从唐代到宋代的演进？等等。

（四）辽金元孟学史研究

辽金元时期是孟学发展的特殊时期，目前还没有孟学专著，但有两部四书学专著，即黄孝光的《元代的四书学》（台湾西南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和周春健的《元代四书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两书均讨论元代孟学，后者考证尤博。董洪利的《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章《元明两代的孟子研究》讨论了《孟子》在元代地位的发展情况，介绍了金履祥、许谦的《孟子》研究，以及几部四书著作。日本学者佐野公治的《四书学史の研究》（东京昭文社1988年版）第2章探讨四书学在元代思想界的地位，第4章勾勒元代注释《四书集注》的概况，并选择胡炳文《四书通》、倪士毅《四书辑释》作了专节讨论。

论文方面，陈荣捷的《元代的朱子学》（见《朱学论集》，学生书局1982年版）讨论了元代的朱熹《孟子集注》研究；杨昶的《元代“四书类”典籍述略》（《文献》1996年第1期）对元代四书类典籍进行了总说、评述；林庆彰的《元儒陈天祥对〈四书集注〉的批评》、日本学者神林裕子的《黄震的四书学研究》（均见《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硏究院中国文哲硏究所筹备处 2000年版），分别探讨了陈天祥、黄震的四书思想；周春健的《论元儒许衡的四书学》（见《岭表哲思》，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论元儒吴澄的四书学》（《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3辑，2011年），对许衡、吴澄的四书学做了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孟学在当时另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西夏王朝那里也有一定影响。《孟子》有西夏文译本，反映了中原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聂鸿音的《西夏译〈诗〉考》（《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指出：“《孟子》，佚名夏译，写本。原件照片1966年由科罗科洛夫和克恰诺夫合作刊布，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刊布。原书残损严重，迄今未见全文解读。”译本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0—74页。另，聂鸿音的《西夏本〈孟子传〉研究》（《国学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对西夏本《孟子》做了初步研究，有开拓之功。

辽金元时期，儒学理论没有大的发展，主要延续宋代理学的成果。但是，“异族”的入侵，为这一时期的孟学发展带来新的议题，夷夏之辨、道势之辨受到学者的关注，《孟子》著述出现了集释体、笺疏体、辨疑体、经疑体等体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辽金元孟学的新变化。由此，研究者们有必要从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出发，注重孟学发展与民族融合的复杂关联，彰显出孟子思想凝聚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

（五）明代孟学史研究

明代是孟学发展的重要阶段，目前还没有孟学研究的专著。董洪利的《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章《元明两代的孟子研究》，重点介绍了明代官修的《四书大全》、蔡清的《四书图史合考》《四书蒙引》、陈士元的《孟子杂记》，以及史鄂等人编订的《三迁记》。黄俊杰的《孟学思想史论》卷二（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版）有《王阳明思想中的孟子学》一章。

明代孟学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哲学史、思想史论著及期刊论文之中。牟宗三的《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有《王学是孟子学》一节，对阳明学与孟学的关系做了详尽的阐发。姜广辉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第3卷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有《王阳明的经学诠释思想》一章，分析了阳明以《孟子》释《大学》的经学诠释思想。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是一部较全面的明代哲学著作，也论及孟子学与明代哲学的关系。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三联书店2005年版）对阳明后学王畿等人与孟子学的关系有所讨论。刘体胜的《陈士元的〈语〉〈孟〉学》（《江汉论坛》2009年第7期）考察了明儒陈士元的孟子学，刘瑾辉、孙计康的《明代〈孟子〉考据学综论》（《求是学刊》2011年第2期）对明代孟子学考据成果做了总结、概括，赵良宇的《明代考据学的学术成就与缺失》（《图书与情报》2007年第2期）对明代孟子学亦有所涉及。

《孟子节文》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杨海文的《〈孟子节文〉的人文省思》（《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及《朱元璋时期的〈孟子节文〉事件》（《经典与解释》第2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认为：洪武二十七年（1394）《孟子》被删节与洪武五年（1372）孟子被罢享互为联系，两者跟洪武十三年（1380）宰相制度被废除亦有紧密关联，《孟子节文》事件深刻地揭示了专制主义时代的“道德相”与“政治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相关成果还有容肇祖的《明太祖的〈孟子节文〉》（《读书与出版》1947年第4期；又见《容肇祖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姜国柱的《文化专制的一例——朱元璋的〈孟子节文〉》（《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贾乃谦的《从〈孟子节文〉到〈潜书〉》（《东北师范大学报》1987年第2期）、朱荣贵的《从刘三吾〈孟子节文〉论君权的限制与知识分子之自主性》（《中国文哲硏究集刋》第6辑，1995年）、秦燕的《〈孟子节文〉与朱元璋的专制思想》（《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滕新才的《朱元璋的孔孟情结与明初的民本政策》（《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张佳佳的《〈孟子节文〉事件本末考辨》（《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3期）等。

有明一代虽然王权至上、极端专制，但孟学终应阳明学的兴起而复兴，在思想义理和文献考据方面都有所成就。就思想义理而言，王阳明没有专门写过《孟子》的文章，其心学如何与孟子相连？阳明后学如何从孟子思想中吸取养分？就文献考据而言，这一时期出现了吕元善等人的《三迁志》、谭贞默的《孟子编年略》等作品，它们有何意义？这些问题同样有待研究者们进一步思考。

（六）清代孟学史研究

清代是孟学研究的另一个高峰，已出版专著两部：刘瑾辉的《清代〈孟子〉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从义理、考据两个方面对清代孟学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不足之处是对清代孟学史发展线索梳理得不够清晰；李畅然的《清代〈孟子〉学史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文献工作扎实，重视考证，对于全面、系统了解清代孟学具有积极意义，但理论的分析、概括稍显不足。

论文方面，小林俊雄的《清家本孟子テキスト考》（《日本中国学会報》通号 31，1979年）介绍了日本京都大学馆藏清代《孟子》的版本情况，王雪梅的《考据孟学的演变与成就》（《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梳理了清代孟学的考据成果，刘瑾辉的《清代〈孟子〉考据学综论》（《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清代〈孟子〉义理学综论》（《孔子研究》2007年第5期）、《清代〈孟子〉哲学诠释论》（《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对清代孟学的发展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李畅然的《孟子的民本思想在晚清的凸显与局限》（《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探讨了孟子民本思想在晚清的表现。

还有一些哲学史、思想史的论文，讨论清代《孟子》义理诠释四大家黄宗羲、戴震、焦循、康有为的研究。其中，关于黄宗羲《孟子师说》的论文有：古清美的《黄宗羲的两种〈师说〉》（见《黄梨洲三百年祭》，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夏瑰琦的《从孟子师说看黄梨洲的唯心主义思想》（《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刘述先的On Huang Tsung-His(黄宗羲)’s Understanding of the Mencius（《论黄宗羲对于孟子的理解》，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Sep2000， Vol. 27 Issue 3）、王雪梅的《黄宗羲〈孟子师说〉述论》（《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等。刘述先的《黄宗羲心学的定位》（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对黄宗羲《孟子师说》做了分析，刘瑾辉的《清代〈孟子〉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认为黄宗羲的《孟子师说》代表了清前期《孟子》学义理的最高成就。

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等著作，是研究、关注的重点。学者们认为，《孟子字义疏证》疑朱驳朱、推孟崇儒，在乾嘉考据时代重义理诠释，既是清代《孟子》学诠释的扛鼎之作，也是古代儒家哲学研究的典范之作。这方面的成果有容肇祖的《戴震说理及求理的方法——论〈孟子字义疏证〉》（见《容肇祖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岑溢成的《戴震孟子学的基础》（《孟子思想的历史发展》，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版）、杨海文的《戴东原：重构孟子的性善论》（《孔孟学报》第74期，1997年）、周光庆的《戴震〈孟子〉解释方法论》（《孔子研究》1998年第4期）、朱松美的《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创新性哲学诠释》（《济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简良如的《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对人性及人群问题的反省：以〈孟子〉相关思想为参照》（《台大文史哲学报》第62卷，2005年）、刘昌佳的《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诠释上的问题及其所涵蕴的价值》（《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10卷，2005年）、日本学者橋本高勝的《〈孟子字義疏証〉の体系的概念規定と戴震の訓詁学》（《日本中国学会報》通号 31，1979年）、川村末子的《戴震の孟子傾斜にみる護道精神と社會性》（国学院大学《汉文学会会报》卷31[西冈弘博士退休記念号]，1986年）等。王茂的《戴震〈私淑录〉及〈绪言〉成书先后之比较》（《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周兆茂的《戴震〈孟子私淑录〉与〈绪言〉写作先后辨析》（《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2期）讨论了戴震另两部孟学著作《孟子私淑录》和《绪言》的时间先后。近些年诠释学逐渐受到学界关注，有学者亦从这一角度探讨戴震思想，如娄毅的《训诂与义理：中国传统释义学的两难选择——戴震的释义理论及其反映的问题》（《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1期）、吴根友的《言、心、道——戴震语言哲学的形上学追求及其理论的开放性》（《哲学研究》2004年第11期）等。此外，戴震研究专著如日本学者村濑裕也的《戴震的哲学：唯物主义与道德价值》（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周兆茂的《戴震哲学新探》（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郑吉雄的《戴东原经典诠释的思想史探索》（台湾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戴震研究会等编《戴学新探》（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2010年版），也有专节或专文讨论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另有李天纲的《〈孟子字义疏证〉与〈天主实义〉》（《学术集林》卷2，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张晓林的《戴震的“讳言”——论〈天主实义〉与〈孟子字义疏证〉之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胡卫青的《中西人性论的冲突：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孟子性善论》（《复旦学报》2000年第3期）等文，从中西比较研究的角度指出，戴震为《四库全书总目》撰写的西学条目及其晚年特别看重的《孟子字义疏证》都深受利玛窦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天主实义》的影响。

焦循的《孟子正义》是清代孟学的一座高峰。这方面成果相对较多，其中研究其注疏风格的有：周辉的《从〈孟子正义〉看焦循对“疏不破注”成法的突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5期），李畅然的《焦循〈孟子正义〉曲护赵注问题辨析》（《中文学刊》第2期，2000年），朱松美的《焦循〈孟子正义〉的诠释风格》（《齐鲁学刊》2005年第4期），顾迁的《论焦循〈孟子正义〉的注释方法和精神特色》（《船山学刊》2007年第1期），刘瑾辉的《〈孟子正义〉：新疏家模范作品》（《扬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等。研究其思想义理的有：何泽恒的《焦循论孟子性善义阐绎》（见《焦循研究》，大安出版社1990年版）、林庆彰的《焦循〈孟子正义〉及其孟子学中之地位》（见《孟子思想的历史发展》，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版）、李明辉的《焦循对孟子心性论的诠释及其方法论问题》（《台大历史学报》第24卷，1999年）、陈居渊的《论焦循〈孟子正义〉的易学诠释》（《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赖贵三的《清儒焦循〈论语〉、〈孟子〉与〈易〉学会通简述》（《孔孟月刊》第41卷第8期，2003年）、刘瑾辉的《善的宣言——焦循〈孟子正义〉研究之一》（《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王玲娟的《从焦循〈孟子正义〉看清学研究及其现实意义》（《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等。

清代，孟子的地位并没有因少数民族入主而受到影响，统治者非常尊崇孟子。清代孟学承前代之余绪，兼容并蓄，开拓创新，虽偏重考据，义理阐释亦异彩纷呈、硕果累累，终于发展至孟学史之高峰。20世纪以来的清代孟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或是寓于清代经学研究之中，或是寓于整个孟学史研究之中，专门研究成果较少；大部分专注于一个侧面或个案的研究，宏观、全面考察清代孟学的较少；关注清代《孟子》义理诠释的较多，关注清代《孟子》考据学的较少。清代孟学仍是一块有待开垦、且开发价值高的学术园地。

　　三、拓展孟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沉思

勾勒20世纪以来的孟学史研究以后，我们看到：第一，孟学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大量成果，孟学史研究却相对滞后，虽有一定成绩，但研究有待深入；第二，孟学史研究更多地寓于经学史（四书史）、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之中，专门成果相对较少，一些断代如辽、金、元、明还没有专门的孟学史著作；第三，已有的孟学史研究成果出现了两个偏向，或者陷于文献的收集、整理，而缺乏理论的深度和宏观分析，或者满足于宏观的分析、议论，因缺乏文献的准备和个案的研究而显得空疏，文献与义理二者较好结合的成功之例较少；第四，研究孟学义理性著作的较多，关注孟学考据性著作的较少。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进一步拓展今后的孟学史研究应当特别注意下面四个方法论的问题：

（一）多学科结合，尤其强调文献学对其他学科的基础作用

历史上，学者、思想家、政治家、普通民众等各色群体，以哲学、史学、文学等不同方式，共同参与了孟学史的建构过程。仅用哲学、史学、文学中的某一种方法，均不足以胜任孟学史研究。现代学者往往从自身的学科训练出发，对丰富的孟学史内容进行剪裁、取舍，见其一端而难睹整体之美。这是目前孟学史研究中最大的问题，也是需要攻克的重点和难点。孟学史涉及到多门学科，内涵极其丰富，其研究必须启动多学科的方法，自不待言。

多学科之中，文献学方法又至关重要。孟学史文献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专门研究《孟子》的作品，包括注疏类、义理类、辑考类、增删类等；二是评论《孟子》的文字，散见于古代学者的文集、书信、序跋及史传、目录等；三是对孟子思想的抽象继承和讨论；四是有关孟子思想之社会影响的记载。没有文献学方法的导引，我们就较难全面地占有孟学史文献，并给予合理分类。在坚持多学科方法论的前提下，特别强调文献学的基础作用，不仅可以杜绝华而不实的学风，确保相关成果最起码的文献学质量；而且有助于攻克既往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甚至填补某些空白。研究者以扎实的文献学功夫为根基，并结合圆融的解释学技巧、深切的人文学关怀，才能真正地推进今后的孟学史研究。

（二）史论结合，尤其强调哲学—观念史进路对历史—思想史进路的理论支持

孟子研究通常分为孟学研究、孟学史研究两大部分，前者持哲学—观念史进路，后者持历史—思想史进路。这两大部分、两种进路并不是截然两分的，而是恰恰相反，孟学研究离不开孟学史研究的史料支援，历史—思想史进路离不开哲学—观念史进路的理论支持。以往的孟学史研究，多华而不实者，也多杂乱无章者，缺少考据与义理水乳交融的成功之作，就是因为史论结合这一方法论诉求并未落到实处。所谓“孟学”，既指孟子的思想，也指历史上对于《孟子》的注疏、诠释、发挥、评论，以及以《孟子》为根据的思想创造、义理建构等等。因而，要拓展孟学史研究，不能不践履史论结合的方法论。

孟学史研究本来以历史—思想史为进路，但如何吃透史料、透过史料看精神，还得特别强调哲学—观念史进路的理论支持。小而言之，汉唐时期，孟学史的史料并不丰富，仅靠历史—思想史进路，难以凸显其承战国之前、启两宋之后的历史地位。这就必须凭据哲学—观念史进路，把孟荀消长、思孟勾连、孔孟一体的历史—思想史过程，提升到孟子思想具有重大作用的理论高度。如此，汉唐孟学史才是有灵魂的历史，而不是史料的无序堆砌。大而言之，孟学史虽然不对孟子思想做整体讨论，但它探讨历代对孟子思想的认知、理解、诠释、接受乃至发挥、改造。只有特别强调哲学—观念史进路的理论支持，才能更好地揭示孟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线索，否则，孟学史就会成为一盘散沙。

（三）宏观微观结合，尤其强调宏观视野对个案研究的整体通观

孟学史研究，毫无疑问离不开对人物、作品、事件、观念的个案研究。个案研究越丰富、越扎实，孟学史研究的学术质量就越有保障。个案研究同时也具有零散、个性的特征，因此，做个案研究，若不具备宏观视野，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过去，许多孟学史的个案研究显得拘谨，水准不高，被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未能得到应有的阐释，均与缺乏宏观视野有关。个案研究要做到小中见大，就得对长时段以及整个孟学史轮廓有清晰的认知。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孟学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六个阶段：1. 战国为孟学的形成时期；2. 汉唐为孟学的发展期、衰变期、复苏期；3. 两宋为孟学的兴盛期；4. 辽金元为孟学的停滞期；5. 明代为孟学的复兴期；6. 清代为孟学的高峰期。换句话说，宏观视野对个案研究的整体通观，要求把个案研究自觉地纳入到长时段以及整个孟学史的发展脉络之中，使其既富有不可替代的个性，又充满高屋建瓴的共性。

（四）古今结合，尤其强调传统资源对当代社会的人文提升

孟学史是被研究对象，我们是研究主体。我们研究孟学史，须以同情地理解作为情感基点，以抽象地继承作为理智途径，以综合地创新作为意志目标，古今结合，从传统观照现代，从现代反思传统，不仅仅通过跨学科研究以揭示孟学史的全貌，还要写出孟学的“精”“气”“神”，写出孟学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内涵。传统从来不是断裂的存在，而是连续的存在。在我们看来，孟学是士人的良知，是民众的代言，是对统治者的规劝和批判，孟学是中国文化的清流，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孟学史必须展现出孟学在中华民族精神成长、发展过程中的这种积极作用，并以此提升当代社会的人文素养。古今结合，又尤为强调传统资源对当代社会的人文提升，今后的孟学史研究方能进入当代史并影响到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本身。

总之，孟学史研究是一项具有整体性的系统工程。方法论意义上的一多结合、史论结合、巨细结合、古今结合，虽然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又相互联系、互为补充。其中，文献学对其他学科的基础作用，归结为有史料；哲学—观念史进路对历史—思想史进路的理论支持，归结为有观点；宏观视野对个案研究的整体通观，归结为有主线；传统资源对当代社会的人文提升，归结为有关切。有史料、有观点、有主线、有关切是孟学史研究日益成熟起来的重要标识，也是时代对未来的孟学史研究寄予的殷殷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