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产生早于经学,孔子在创立儒学时,整理六经,后世儒家学者根据这些经典及解释经典的传记,逐步形成了经学。经学起源于战国,奠基于汉代。对这个过程,国学大师蒙文通(1894~1968)作了自己的探讨,认为在周秦之际,儒学与诸子学互为采获,相互吸取,互相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儒学经说汇集诸子说以为经术之中心,吸取诸子百家之长而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也使得经学大盛。所以蒙文通强调,六经与百家相得益彰,经学与诸子学不相脱离,离之则两伤。但认为儒家经学的影响超过诸子学,对儒家经学予以充分肯定。

一、儒学与诸子学互为采获

先秦时儒学只是当时百家中的一家,并未取得独尊的地位,而是与诸子百家展开争鸣,以求被用于世。诸子百家,分别代表了当时不同阶层不同社会集团的意志与愿望;从中国文化总的历史发展过程看,各家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文化的形成,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蒙文通认为周秦时期,包括儒学在内的诸子之学皆互为采获,相互融合。蒙文通列举战国时期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之学互为采获,以相融会而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①指出韩非虽集法家之大成,但他也吸取了道家的南面之术,也不仅仅是儒学代表人物荀子的弟子。而荀子作为战国末儒家著名人物,他也明显吸取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融儒、道、法于一体。即使拿《庄子》一书来说,其书中有批评孔子儒家之处,这应是《庄子》书的本义,但《庄子》之《杂篇》又有推崇孔子的地方,这是其后学受儒学影响,有取于儒家之处。表现出儒、道、法等各家在当时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情形。不仅如此,儒家还受到墨家的影响。儒、墨、法各家均有所长,儒家吸取诸家,②而使自己的学说恢弘卓绝得到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儒家与诸子百家之学相激相荡,左右采获,要么取之于道家,或取之于法家,并取之于墨家,由于儒学所取之于道、法、墨等各家学说的不同,受到诸子学的不同影响,使儒学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与先前之儒学有不同,所以儒分裂为八派。到了先秦的晚期,法家、道家等各派皆与其他学派相出入,而以法家的韩非和道家的庄子更为显著。儒家也正是如此,在与各家的出入互采中,得以发展。比如就法殷、法夏、继周损益而言,儒家就吸取了法家、墨家的思想。蒙文通认为,在儒家之中,有法殷的《春秋》家,有法夏的《礼》家。其法殷的《春秋》家即是吸取了法家的思想,而法夏的《礼》家,则是吸取了墨家的思想。认为儒家原本从周,希望恢复以“周礼”为准则的社会秩序,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下等级、尊卑贵贱的社会规范,所以孔、孟儒家偏于世族政治;而法家主张扩张君权,用赏罚、法令来控制人民;墨家则反对贵族世袭制,主张有能则举之,甚至连天子也不应世袭,而应由选贤产生,并主张庶人议政,提倡民治。

蒙文通认为,自儒家在与诸子的争鸣中,兼取了墨家、法家之义,使得自己的思想理义达到了“恢弘卓绝”的地步而不可企及。就拿儒家的人生哲学来说,也有明显吸取道家思想之处,儒家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与道家的“安时而处顺”人生观相结合,更趋精致。儒学在与诸子百家的相互采获中,得到发展,这对于儒家经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蒙文通分析了先秦时期儒学与诸子百家之学的相互关系,它们在相互争鸣、彼此攻击中逐步走向统一,为汉代的经学独尊打下了基础,而诸子百家中有的学术则衰落了。③蒙文通引述《庄子·天下篇》所言,把先秦的学术分为三派,一派是旧法世传的史学派;一派是讲《诗》、 《书》、 《礼》、《乐》等六经的儒学派;再就是百家之学一派。认为这三派不仅在当时很有势力,而且还一定程度地影响了汉人的学术。三派之中,旧法世传的史学派属于旧派,而六经学和百家之学,与旧法世传之史学派相异,故为新派。他认为,包括儒家在内的九流百家之学都归本于黄帝,都以黄帝为文明、文化创造之源,而不仅以黄帝为某一家的始祖。黄帝的学问,到周的时候,出现了周公与太公的不大相同,其中太公讲道德,讲兵权,是道家的法嗣,是旧派;而周公则讲仁义,讲礼乐,是儒家的始祖,是新派。又从周初到春秋末的孔老之时,社会经历了不少战争和变化,旧思想、旧制度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现状,于是产生了新的哲学。孔子继承周公,修订六经,以仁释礼,发挥仁和义的思想;而道家则四分五裂,只有老子讲到道家的要约。显然认为在孔、老之前都有儒、道两家的创始人,而孔、老则不是儒家和道家的创始人。并认为当时天下大乱,莫衷一是,各家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于是产生了诸子百家争鸣,而它们皆归本于黄帝。虽然百家之说,争相用世,但蒙文通引荀子所评,看重的只是儒、道、墨三家,再添上名家、法家,有价值的不过这五家。随着时代、学术的发展,蒙文通认为在诸子百家争鸣、相互攻击不止的时候,学术界也出现了逐步统一的趋势,秦相吕不韦召集宾客,撰成《吕氏春秋》,以图集百家之长,而不专主某一家,成为杂家的代表作。而秦始皇则把《诗》、《书》之学和百家语之诸子学两派均立学官,同时禁止民间收藏儒家和百家的著作,目的是要用政治的力量来统一百家私学,致使除立在学官的《诗》、《书》、百家语外,百家私学便衰落了。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诸子学也就从此衰落了。但蒙文通认为,罢黜百家后,并未独尊儒术,即不仅儒家,而且道家还在独传,儒、道、墨三大派,只有墨学成为绝学。这种说法,与人们理解的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史的情形有别,因当时崇尚黄老道家的窦太后去世后,黄老道家也就逐渐失去了市场,走向衰微。即使按照人们所说的汉武帝虽独尊儒术,但也儒法并用,外儒内法,那也不应是道家还在“独传”,“法家也渐绝灭了”。其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行,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上的诸侯割据、分封治国的局面造成的,它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而随着秦汉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社会政治、经济的统一,必然要求学术与文化的统一。然而用什么学术来统一思想文化,却是经过了历史的选择。秦王朝崇尚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焚书坑儒,实行严刑峻法,否定伦理道德的价值,很快就激化了社会矛盾,亦不利于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伦常关系,结果秦至二世而亡。由此暴露了法家学术的局限和弊病。表明单纯用这种法家学术来统一思想行不通。汉初尊奉黄老之道,借黄帝之名,取老子之学。黄老道家崇尚清静无为,主张“清静自定”,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它基本适应了汉初社会恢复经济的需要而取得优势地位。但黄老道家崇尚自然,不讲社会人文伦理,这与法家相似,故不能满足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因此,黄老思想亦不适应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它让位于新的思想是必然的。应该说,在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学说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客观需要,能够适应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因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不是“百家争鸣”的反动,而是“百家争鸣”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儒术独尊,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兼取诸家思想,并不是对诸子百家的绝对排斥。独尊儒术,兼取诸家的思想,是思想统一完成的标志,从此,儒学占据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地位。到后来,蒙文通客观地看到儒家之六经学与诸子百家之学相得益彰、不相脱离的关系。他说:“非诸子之出于六经,实经说之能汇集诸子以为经术之中心。究诸子之义理,始觉千歧百异毕有统摄,毕有归宿。六经与百家,必循环反复,乃见相得而益彰。晚周与先汉,离之则两伤也;先秦以往之思想毕萃于汉,而岂特汇儒者一家之说使结晶于是哉!”④认为晚周的诸子学与先汉的经说是相互联系、相得益彰的,不是说诸子出入于六经,而是说儒家经说能够吸取诸子百家思想之长而成为经术之中心。吸取了诸子义理之长的儒家经说在千歧百异之中能有统摄和归宿,是对自先秦以来各家思想的荟萃,而并非仅是儒学一家思想的结晶。所以应把六经与百家说联系起来,而不是相互脱离和相互对立,它们之间关系的特点是在互为采获中相得益彰。

二、汉代经学融会百家而综其旨要于儒家

在先秦儒学与诸子学互为采获,由此共同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蒙文通认为,到了汉代,则是儒家经学融会百家之长而综其旨要于儒家,取代诸子百家而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他说:“战国诸子百家都各有其精深独到的理论,但百家争鸣的结果,到汉代是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儒家能战胜百家而取得独尊地位,当然绝不偶然,这应当到当时儒家———主要是今文学家的思想内容中去找原因。……儒家(今文学)之战胜百家,就在于它汲取了百家之长。”⑤认为汲取诸子百家的长处是汉代儒学之今文学战胜百家而占据社会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原因。由此他提出汉代经学融会百家而综其旨要于儒家的思想,这也是他经学思想的重要见解。

蒙文通是在倡鲁、齐、晋之学,以地域分今、古和破弃今、古家法而宗周秦儒学之旨的基础上,于1944年在其所作的《儒学五论》中提出汉代经学,尤其是“先汉经说”乃融会百家之学,出入“六经”,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的这一思想。认为宗儒(家)之学取代宗道(家)之学是汉代学术发展的趋势,汉代新儒学不仅超越诸子学,于百家之学、“六艺”之文,弃驳而集其醇,从而集其大成,而且其学有优于孟、荀之处,发展了先秦儒学,给汉代新儒学以比较高的评价;并认为今文经学是东汉以下思想的根本,“先汉经说”不仅是子史之中心,而且亦是中国文化之中心,充分肯定西汉今文经学的历史地位。

在探讨儒家思想发展的轨迹和汉代“六艺”经传之学即汉代经学产生的原因时,蒙文通着眼于中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从不同思想文化流派的交流融会而产生新思想、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周秦、汉代各种不同思想文化间交流融会的重要意义。在《儒学五论题辞》里蒙文通历述先秦、汉代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之学,互为采获,以相融会而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指出《吕氏春秋》、《管子》书是“汇各派于一轨”,融会诸家思想的产物。至西汉初《淮南子》沿袭之,虽“以道黜儒”,而宗道家,但也杂取先秦诸家学说,并对儒家经典也多次称引。而司马迁则先受到黄老道家的影响,后又返之于儒学“六经”,这些都是不同思想文化流派之间交流融会的表现。正是在这种文化交流融通,相互取长补短的时代背景下,汉代经学得以产生和发展起来,是“汇各家之学,而综其旨要于儒家”的产物。其时,西汉初黄老之学盛行,文、景帝及窦太后皆好黄老之言,尊其术,不任儒者。至后来,宗儒者亦综合吸取诸子之学而益加切于日月。使得宗儒家的经术继宗道家的黄老之学后而渐次兴盛,以至取代汉初黄老之学的地位而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于是表彰“六经”,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蒙文通认为,董仲舒的学说被汉武帝所采纳,不是偶然的。并指出,儒家“六艺”之文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存在着篇章盈缺、文句异同的现象,未必是经典的原貌,有可能出自后学所定。所以经书与传记可相依互补,西汉时儒家学者对于诸子百家之学和儒家“六经”之文,均作了研究整理,弃驳集醇,去短取长,把儒家学说加以发展,使之更为精妙,不仅超出诸子学,成为汉代的新儒学,而且其思想有优于孟、荀等先秦儒学代表人物之处,这岂是先秦诸子百家之学所能比拟的。直把“先汉经说”,即西汉今文经学,说成是对诸子百家之学的总结,是融会了百家之学,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体现了殊途而同归的学术路向。蒙文通强调,这正是他立论之所在。由此他反对所谓先秦学术卓越,而到了汉代则暗淡无辉的说法。蒙文通认为,汉代经术乃学术之根底,而诸子百家之学则为其枝叶,西汉今文学虽源于先秦儒学,然又出入百氏,反求诸“六经”而得之,集先秦思想之大成。他说:“殆以诸子之义既萃于经术,则经术为根底,而百氏其柯条。支义奇词,胥就董理,诸子之于经术,倘正辩证法发展之谓欤!此则孟、荀儒者之术,入汉而为经生之业,以恢诡无方之诸子,转而为湛深纯一之经术,道之相承,固宜如此。……汉师之所论者亦约也,先秦之所究者则博也。不以今文之旨要探先秦之归宿,则诸子之术散漫无统宗;不以诸子之博衍,窥汉儒之宏肆,则今文之说终嫌于枯窘。故必经与子交相发,而后义可备也。纲条既张,枝叶自傅。举凡西汉之籍,其有事非释经,而陈义精卓者,莫不与纲条相通贯。其导源于诸子之迹,亦灼然可明。诚以今文之约,求诸子之约,以诸子之博,寻今文之博。究于嬗变之迹,立义之由,则本末兼该,而始终之故亦举。所谓出入于百氏,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者,亶其然乎!是先秦以往之思想,至汉而集其成。故后汉而下之思想,亦自西京而立其本。虽后来义有显晦,学有偏精,然其或出入者,为事亦仅。‘六经’之道立,而百世楷模以定。由是观之,先汉之业,顾不盛欤!”⑥

作为经学家的蒙文通,此时(作《儒学五论》时)确对汉代经学很看重,而与他以往超越两汉,向先秦讲论的思想有所不同。此时他认为诸子百家之义荟萃于经术,汉代经术为根本,而先秦诸子学仅为枝叶。先秦孟、荀之儒学,入汉后发展为经学。从先秦“恢诡无方”的诸子学演进到汉代“湛深纯一”的经学,是一“道之相承”、辩证发展的过程和“固宜如此”的趋向。蒙文通指出,汉代经学与先秦诸子学各有其学术特点,汉代经学为约,先秦诸子学为博,如果不以今文经学的旨要去探究先秦诸子学的归宿,那么诸子学就会散漫无所统宗;反之,如果不以诸子学的广博去反观汉儒的立意宏大,则今文之说就会枯竭贫乏。所以蒙文通主张经术与诸子交相互发,以经为纲,为本;以子为末,为枝叶。强调西汉经术出入于百氏,反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是对先秦以往思想的总结发展而集其大成。并盛赞西汉今文经学,认为西汉今文经学为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立其根本,儒学“六经”之道立,定百世楷模,直为后世所效法。不仅如此,蒙文通还推崇西汉今文经学,把它视为子史之中心,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之中心。他说:“既以先汉经说为子史之中心,亦即中国文化之中心。”⑦对西汉今文经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给予充分肯定。

以上可见,蒙文通探讨了汉代新儒学之所以战胜百家,而取得独尊地位的原因。认为今文经学汲取了百家之长是其原因。这体现了由先秦儒学到汉代经学发展的过程。强调西汉今文经学“汲取了百家之长”,它是融会百家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自有超出先秦诸子学之处。并结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对先秦儒学加以创新,使统治者逐步接受了以今文经学为代表的西汉新儒学。这就是蒙文通所分析的汉代儒学之所以战胜百家,而取得独尊地位的原因。蒙文通通过探讨儒家经学与诸子学的关系,来阐发经学既吸取诸子,又超越诸子;儒家经学既是对古代文化的继承发展而集其大成,又开后来文化之先导,客观地肯定了经学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性。

注释:

①⑥⑦　 《儒学五论题辞》,《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巴蜀书社, 1987年版,第238页,第239—240页,第241页。

②　参见《论经学遗稿三篇·丙篇》,《蒙文通文集》第三卷,巴蜀书社, 1995年版,第151页。

③　参见《经学导言》,《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第36—41页。

④　 《论经学遗稿三篇·乙篇》,《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第149页。

⑤　 《治学杂语》,《蒙文通学记》,蒙默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3年版,第16—17页。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