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蒙文通(1894-1968)对经学作了深入研究,亦对今、古文经学的流弊提出了批评,每每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与先秦儒学相比,先秦儒学比汉学更为重要,今、古文学都偏离了孟、荀之端绪,所以提出“舍今古之异同而上求之齐鲁”,即舍弃今、古文家法,上追晚周儒学之旨的思想。这些方面体现出蒙文通经学不同于他人的特点,值得认真研究,以发掘、探究其学术之旨。

一、关于今文经学

蒙文通把今古文之分作为汉学研究的必要前提,认为舍此则不足以言汉学。而今古文区分的依据,蒙文通继承其师廖平,以礼制为本。对于以礼制分判今、古文学这一师说中的重要创见,蒙文通认为,廖平于今、古文经学的诸多分歧和差异中,独探大源,抓住了今、古二学在礼制上的不同这一基本差异,即今文经学以《王制》为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纲[1](P120),并肯定廖平《今古学考》一书,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之论,将其与顾炎武对于古音的研究、阎若璩之于《古文尚书》的考辨并列为“三大发明”[1](P101),从而给以很高的评价。经学史上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学术界一般认为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西汉今文经学专明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东汉古文经学则详于对经书文字的训诂;西汉今文经学重师法,东汉古文经学重家法等。对此,廖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之所以“西汉长于师说,东汉专用训诂”,是因为西汉今文经学“有授”,所以“师说详明”;而古文经学“出于臆造”,所以“无师说”。与此相关,今文经学力求浅近,以今文隶写古字;而古文经学则由于无师承,其古文又难读,不得不多用训诂,以说字见长[2](P138)。这即是廖平所分析的今文经学重师说、古文经学重训诂的原因。不特如此,廖平更提出了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这确是他的一大创见。蒙文通继承廖平,阐发师说,力将此说发扬推广。他指出其师廖平从治《春秋谷梁传》入手,洞见文句、礼制为治《春秋》的两大纲,以后又认识到《谷梁》中所言礼制与《王制》相通,故以为《王制》乃孔子删经损益因革而自订的一家之制、一王之法,此与清经学家俞樾之说有相合之处,但俞樾之说只取证于《春秋》,而廖氏师说则在一切今文家说中都能得到印证[1](P104-105)。可见廖平师说更胜人一筹。蒙文通并指出:“这不能不承认是近代经学上的重大发现。虽然廖先生的学说后又迭有改变,但以《周官》、《王制》分判今、古文学的基本论点从未动摇。”[1](P215-216)蒙文通对廖平师说的继承和阐发,客观上起到了扩大廖平经学影响的作用。

在以礼制分今古的基础上,蒙文通对今文经学作了探讨。他说:“盖西汉初年只齐、鲁之争,齐、鲁合而后《王制》出,有今文。刘歆以来始有今古之争,而齐、鲁之争息。”[1](P112)也就是说,在蒙文通看来,组成今文学的齐、鲁之学在西汉初相互争论,以后合而有今文学的出现,而古文学则是在刘歆时才有,有了古文学,才有了今古文学之间的争论。

以儒学发展的眼光看,蒙文通认为今文经学已远离了先秦孟、荀之学的端绪,由此对今文学提出批评,把儒学微丧的原因归咎于汉代经学,认为西汉今文经学兴起,使得儒学衰微。他说:“至汉武立学校之官,利禄之路开,章句起而儒者之术一变而为经生之业……自儒学渐变而为经学,洙泗之业,由发展变而为停滞,由哲学而进于宗教,由文明而进于文化。孟、荀之道熄,而梁邱、夏侯之说张。若以儒言,则今文已远于孟、荀之绪,又况于古文之学哉!自今文之学起而儒以微。”[1](P146-147)认为梁丘贺、大小夏侯等今文说的兴起,导致了“孟、荀之道熄”,而今文博士官由汉武帝所立,由此开学者利禄之途,使得儒学变为经学,带来了儒学发展的停滞以致衰微。蒙文通认为,今文经学之弊,正是由汉武帝开启之,造成了“章句滋而大道熄”。他说:

武帝时,江公与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于是上

因尊《公羊》家……夏侯建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

以次章句,具文饰说……张禹先事王阳,后事庸生,采获所安,号《张侯论》。盖皆承浮丽之风,采获牵

引,期于饰说应敌,自是章句滋而大道熄也……浮华无用之言,至是而大炽……其弊皆自武帝启之,必谓

汉人之学为皆笃信谨守者,未必然也。[1](P68-69)

指出西汉今文学家如董仲舒、夏侯建、夏侯胜、张禹等人,其学被立于学官,受到统治者的尊崇,但由此而带来了流弊。董仲舒与江公在当时同治《春秋》,因江公不善辩,于是武帝尊董仲舒所治《公羊》学,而江公所治《谷梁》未被采纳。其实一种学说能否被采纳,主要是看其学说的思想内涵,有无为当时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而并不取决于其是否能言善辩。董仲舒之学以儒家为主,结合阴阳五行说,注重发挥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宣传《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强调改制、易正朔、作新王,主张行儒术,讲仁政,缓和社会矛盾。这些思想被汉武帝采纳,从而使《公羊》学成为显学。然今文学盛行后,盛极而衰,经生训诂解经,走向繁琐,“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班固认为,这是利禄之路使然。又与阴阳、灾异之说和谶纬相结合,并存在着某些对经书的穿凿附会,一度导致经学的混乱,于是有古文经学的出现。蒙文通对今文经学的流弊提出批评,认为浮华无用之言至是而大炽。并引刘歆、班固、杨终等人所言,讥其为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妄生穿凿,竞论浮丽。至东汉后,今文学的流弊发展到极点。蒙文通对今文经学的批评,客观地指出了其流弊所在。除批评今文学的流弊外,蒙文通后来也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今文经学的价值和历史地位。

二、关于古文经学

在西汉末以前,并无所谓今古文之争的问题。学术界一般认为,东汉古文经学产生于西汉末年,其创始人为刘歆。他自称了解《古文尚书》、《逸礼》等古文经典的来历,即秘府所藏的古文经典出自孔壁,由孔安国献于朝廷,藏于秘府,而刘歆校书时发现了它们,将其传出,并了解它们在民间的传授情况。又整理《左传》,把《毛诗》归于古文经典,奏请把《周官》列之于经,改为《周礼》。刘歆于西汉哀帝时,要求把《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等古文经立于学官,遭到太常博士即今文博士的反对,未被朝廷采纳。王莽执政时,古文经学得到支持,得立于学官,不久即废。但古文经学在不断流行发展,到东汉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当时的著名学者如杜林、卫宏、郑兴、郑众、贾逵、许慎、马融等,都是很有影响的古文经学大师。廖平认为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认为东汉初以前十四博士皆为今学,同祖《王制》,道一风同,并无古文经学可言;而古文经学所宗的《周礼》专条,全出刘歆之伪。刘歆作伪的目的,在学术上是为了报复经学博士,在政治上则是为迎合王莽篡汉[3](P118-119)。康有为亦以为古文经学的典籍《周礼》、《古文尚书》、《毛诗》、《左传》等均是刘歆作伪的伪经,刘歆作伪是为了用经义助王莽新朝篡汉,故将自己批评刘歆的著作名为《新学伪经考》。该书不守经师家法,而以考证、辨伪见长,其见解主要包括:一是认为所有古文经典,甚至古文本身,皆属伪作;二是认为无论古经、古字之伪,皆出于刘歆一人;三是认为刘歆伪学,首推《周官》,盖以“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四是认为刘歆伪作群经,《左传》开其先河,继之以《乐经》、《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费氏易》与《论语》、《孝经》为最晚出,又以古经出于古文,自必先伪造古文①。

蒙文通对其师廖平及康有为等关于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古文经决不会尽是刘歆伪造。他说:

近代的今文家都说古文是刘歆伪造的,何至如此!不过古文到了刘歆,他想把古文振兴起来,他借着王

莽的势力,把古文经传通通立在博士,征聘天下通知佚经古记的人,前后数千,让他们都住中央廷中去讨

论……古文与王莽、刘歆的关系不过是如此,决不会尽是刘歆伪造的。这一部分书,从汉武帝起,已经

在经师间讨论了,但是当时何以会完全排斥不用,其中也自有个原故。凡是《周官》、《左传》、

《毛诗》、《古文尚书》这部分书,都在河间献王那里……《佚书》、《佚礼》、《周官》、《左

氏》、《雅乐》等,献王一齐都向武帝进献去,武帝把这几种书訾议了一阵子,便一齐藏之内府,不要人

讲。[1](P15-16)

可见在古文经是否为伪的问题上,蒙文通与其师说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他不同意廖平、康有为等近代今文家关于古文经是刘歆为了迎合王莽篡汉,“饰经佐篡”而伪造的观点,认为古文与王莽、刘歆的关系不过是刘歆为了振兴古文,借助王莽的势力把古文经传立在博士,并前后征聘了数千知晓佚经古记的人集中起来讨论,亦依照石渠阁会议的作法来“正乖谬、壹异同”,其结果大概是古文家占了胜利,所以古文经决不会尽是刘歆伪造的。他认为这部分古文经书,从武帝起就已经在经师中讨论了,河间献王曾把所收藏的《佚书》、《佚礼》、《周官》、《左氏》、《雅乐》等古文经书进献给武帝,只不过武帝不喜欢这些书,将其一齐藏于内府,所以诸儒莫得其知。蒙文通并分析了古文经书之所以藏之秘府,而遭排斥的原因。他指出武帝忌刻献王,是古文经书遭排斥的原因,也是古文学被排斥的原因。他认为古文学的内容是在献王时由古史、孔壁的佚经、散在民间的经传结合而成的。因为献王把组成古文学的典籍一齐集合到河间来,后遭武帝排斥,献王收集的古文经书也遭排斥,一同失败。但古文派并没有消失,而是结合起来同博士反抗[1](P16)。这即是古文学结合的缘起。蒙文通强调,古学的结合,当然是起自献王,其目的在于认定古文学在献王时已有,其经书在献王时已献给武帝,所以不能说古文学到了刘歆、新莽时才有,而古文经典是由刘歆所伪造的。他以此否定了近代今文家关于古文经是为迎合王莽篡汉而由刘歆所伪造的观点。在这里,蒙文通关于古学派结合起来与博士抗争的观点,与他本人后来所言古学由刘歆所创立的观点有些出入。在《经学抉原》写作时,蒙文通说:“刘歆之创立古学,发端于《左氏》,归重于《周官》。方其初起,尚近今文,后乃益去而益远。”[1](P78)认为古学乃刘歆所创立,这与他在《经学导言》所讲的有所不同。

虽然蒙文通肯定刘歆创立古文学的贡献,但对刘歆所言古文经典出自孔壁,由孔安国献于朝廷并藏于秘府的说法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种说法是刘歆挟古文以自重:

至孔壁得《逸书》十六篇,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兒宽受学于孔安国,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皆出于宽,

则 壁中《尚书》、《礼经》,古文家见之,今文家固亦见之也。刘歆必曰:“天汉之后,安国献之,遭巫

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藏于秘府,伏而未发。”然《史记》终于太初元年,而《儒林传》已言“安国至

临淮太守,早卒”,是安国已卒于太初之前,乌得天汉之后,巫蛊祸起,而安国尚于时献书,此刘歆曲为博

士不见壁书全经之说,而挟古文以自重也。[1](P70-71)

即是说,孔安国得到鲁恭王坏孔子旧宅时在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逸书》十六篇等古文经书,以今文读之,兒宽曾受学于孔安国,其后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尚书》学皆出于兒宽,如此,蒙文通认为壁中经书,古文家和今文家均见之。但他认为刘歆所说的武帝天汉之后,孔安国将壁中书献给朝廷,遇巫蛊之难,未及施行,将其藏于秘府的说法却不可信。这是因为,《史记》所记,终于太初元年,而孔安国在太初之前已卒,不可能在天汉之后的巫蛊祸起之时还能献书。蒙文通认为,这是刘歆以博士未见壁中书,而挟古文经书以自重而已。然鲁恭王得孔壁古文的记载见于《汉书》,而不见于《史记》本传,故引起后来学者的怀疑。对此,蒙文通称,古文之学以有壁中佚经而兴,但他对孔壁古文佚经不甚看重,原因在于佚经并未被古文学者所传,而古文学大异于今文学的地方,正是在于其独宗《周官》和《左氏传》,然而这两部书却不出于壁中。壁中古文据《汉书·艺文志》所言,有《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数十篇。如果说孔壁佚经真有足以为古学之根据的经书,古文家难道不传它吗?既然孔壁中没有最具古文学学派特色的《周官》和《左氏传》两书,那么就可知孔壁古文实非贾、郑等古学家之所本,虽然在汉魏之交,其壁中古文犹存,但刘歆以后的古文经学,其所据以立义的经书,自然不是壁中古文佚经,而是《周官》、《左氏传》等其他经书了[1](P72)。结合上面蒙文通所说的河间献王搜集古史、孔壁佚经、散在民间的经传,并把所收藏的《佚书》、《佚礼》、《周官》、《左氏》、《雅乐》等古文经书进献给武帝,武帝将其藏于内府。河间献王所收藏的古文经书倒是包括了古文学所独宗的经典《周官》和《左氏》,这倒可以弥补壁中古文佚经之不足。

除肯定古文经学为两汉经学之一脉,反对将古文经说成是伪造的外,蒙文通也对古文经学的流弊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从史学言之,古文学并无大错,但如果站在儒学发展的角度看,则古文经学立而儒道衰。他指出其师廖平的“以今文为哲学,古文为史学”的见解乃为不易之论,如果以史学的角度看,贾逵、马融等古文经师亦无大的过失;然以儒学发展的眼光看,则今文经学已远离了先秦孟、荀之学的端绪,又何况古文经学呢[1](P147)!由此,蒙文通直把儒学微丧的原因归咎于汉代经学,认为西汉今文经学起,使得儒学衰微;至东汉古文经学立,更使儒道丧。在蒙文通看来,先秦孔孟之学,乃是儒学;而今文章句之学,则为经生之术;至于古文训诂之事,只能算史学。如此“破碎大道,孟、荀以来之绪殆几乎息矣……自儒学渐变而为经学,洙泗之业,由发展变而为停滞”[1](P146)。为了纠正汉学这种儒道丧、微言绝、大义乖的流弊,蒙文通主张超越两汉,上溯周秦以广其学,而不能以章句经训自限。

在对汉学流弊的批评中,蒙文通既指出先秦儒学与汉代经生之学的差异,更于两汉经学中,集中批评了东汉古文经学,正因为古文经学惟以训诂考证为学,才使得孔氏儒学晦而不明。他说:“晚周之儒学,入秦汉为经生,道相承而迹不相接。孟、荀之术若与伏生、申公之业迥殊……而古文家因之以兴,刊落精要,反于索寞,惟以训诂考证为学,然后孔氏之学于以大晦。道之敝,东京以来之过也,贾、马、二郑之俦之责也。”[1](P148-149)认为学晦、道敝是东汉古文经学的过错,亦是贾逵、马融、郑兴、郑众等古文经学家的责任。

在对古文经学的批评中,蒙文通还揭示了古文学的特点是敦于笃行而疏于思究,缺乏理想。他说:“古文之学,缘隙奋兴。舍传记之博、师说之奥,专事经文,视如旧法世传之史。刊落精要,反于悃?,徒以考证训诂为学。复以《周官》之俦,旧法之史为主,而义以特异。然后儒者之学,于是再变,而道以大晦。故东京之学,不为宏言卓论,谨固之风足尚,而恢宏之致顿消。士敦于笃行,而暗于思究。”[4](P240)客观地指出了古文经学的长处和短处。专心致志于经文的训诂考证,用力至诚,脚踏实地,严谨固守,而敦于笃行,是其长处;但由此以对经书的考证训诂代替对儒道的探究,使得“道以大晦”,而暗于思究,这是其短处。而且,古文学缺乏哲学思辨和政治理想:“自古文之学盛而经术晦、哲学绝,乱师儒之微言于姬周之史迹,凡经训所陈'革政'之义,其为建国宏观、政治理想,体大而思精者,说且不明,安望见之于行事?”[4](P194-195)这些都反映了古文经学的流弊。

三、“舍今古之异同而上求之齐鲁”

舍弃今、古家法,通过剖析今、古文经学家所依据的典籍,上追晚周儒学之旨,是蒙文通超越两汉,向先秦讲论思想的体现。蒙文通之子蒙默先生在谈论蒙文通经学时指出:后又见今、古文所据周秦典籍,各书有各书之面目,各书有各书之旨意,以今、古之学乃汉师就此诸书不合理之强制组合……今、古之学固已自相矛盾,欲执今、古家法以明周秦之学,殆绝不可能。故主于破弃今、古家法,而“剖析今古家所据之典籍,分别研讨,以求其真,则晚周学派之实庶乎可见”。况于汉师所据者外之晚周典籍尚多,更非汉师家法所能概括,更何家法之足守?于是截然将汉代经学与周秦划分为二。与廖氏六变之皆归于孔氏者已大不侔,然与廖氏破弃今、古,上追周秦之旨则仍相合。此先君之二说也。[1](P154-155)正因为两汉经学,包括西汉今文经学和东汉古文经学均有缺陷,使得儒学之道丧,微言大义绝,儒学衰微,发展停滞,而今、古文学在传授儒家典籍的过程中,各有其家法,相互之间自有不同,故蒙文通认为不能以今、古文家法来明周秦之学,先秦典籍之旨也非两汉经师之家法所能概括。因而他主张破弃两汉经师的今、古文家法,将汉代经学与周秦儒学划分开,以周秦为宗,上追晚周儒学之旨。这也是对廖平“弃两汉,宗周秦”思想的发挥。他说:

文通昔受今文之义于廖师,复受古文学于左庵刘师,抠衣侍席,略闻绪论,稍知汉学大端,及两师推本

齐鲁上论周秦之意。自壬子、癸丑迄于癸亥,十年之间,寻绎两师之论,未得尽通,然廖师之论每以得刘

师之疏疑释滞而益显,中困于匪窟,而作《经学导言》,略陈今古义之未可据,当别求之齐、鲁而寻其

根,以扬师门之意。时左庵师已归道山,而廖师犹于病中作书欣许以诲勉之,不以稍异于己说为嫌。旋

以寻绎师门五帝尧舜之训而作《古史甄微》,更为《天问本事》以辅之,乃觉周秦学术谅有三系之殊,

复改定《经学导言》旧稿为《经学抉原处违论》,略陈汉师今古学之未谛,以思究宣师门弃两汉、宗

周秦之微旨,师皆见之也。及再绎五运之训,而略见周秦之学复如彼其曲折,按古官之沿革,而又确知今

古家各据《王制》、《周官》以为宗者为可议。今古学之纲宗本可疑,故依以成之今古学,持之以衡

两汉固若纲之在网,无往而不协;若持之以通周秦,则若凿之于枘无往而有当,无怪其然也。廖师之揭齐

鲁以易今古之学而召后进,其义固确然不可易,而以五帝五运之说命文通,其训亦深微也。文通既钻研

师门之义,由礼数之故以求两汉之学、今古之事殆十年,始于《公》、《谷》之异同见《王制》为杂

取齐、鲁之书。《王制》之为齐、鲁糅合而成,亦犹郑康成之糅合今古两学,于是舍今古之异同而上

求之齐鲁。于是略窥师门舍两汉而探晚周之意。[1](P135)

蒙文通分别受学于廖平和刘师培,得今、古两家之义。廖、刘二人都有“推本齐鲁上论周秦”之意,这对蒙文通思想产生了影响。后蒙文通进一步寻绎探讨两师之论,求之于齐、鲁之学而寻其根源。此时蒙文通已与廖平师说有异,在研究过程中他认为今、古家各据《王制》、《周官》以为宗之说有可议之处,即拿它来衡量两汉今、古文学则可,但如果以此说来通周秦,则“若凿之于枘无往而有当”,指出即使《王制》篇也是糅合齐、鲁而成,犹如郑玄之糅合今、古两学。于是蒙文通舍今古之异同而上求之齐、鲁,将师门“舍两汉而探晚周之意”作了进一步发挥。

蒙文通还批评今、古文经学乃汉人不合理强制组成之学,不能持之以上概先秦之学。他说:“苟知今古学实为汉人不合理强制组成之学,而剖析今古家所据之典籍,分别研讨,以求其真,则汉人今古学之樊篱立即动摇,徒究心于今古已成之后,而不思求于今古未建之前……徒争今古学,而不知今古之自身本即是不一致之学,即学术中绝无所谓今古学,尤不能持之以上概先秦。”[1](P114)即今、古文学乃汉人之学,各有其所依据的典籍,通过研讨,可知其来历,但不能以汉人不合理的强制之学为依据,来上概先秦儒学。蒙文通破弃今、古家法,通过剖析今、古文经学家所依据的典籍,上追晚周儒学之旨,是他超越两汉,向先秦讲论思想的体现。

参考文献

:[1]经史抉原[A].蒙文通文集:第三卷[C].成都:巴蜀书社,1995.

[2]廖平学术论著选集:(一)[C].成都:巴蜀书社,1989.

[3]黄开国.廖平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

[4]古学甄微[A].蒙文通文集:第一卷[C].成都:巴蜀书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