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界不仅关注哲学的文本研究，也越来越注重对哲学自身的反思。这种对哲学自身的反思，不仅是中国当代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更是中国当代哲学日趋成熟的表现。在各种各样的反思中，存在着也许连反思者也经常无法清醒地意识到的一个现象：即仅仅在中外哲学文本的语义脉络中探寻哲学的自我理解，而没有意识到这种理解其实是植根于反思者当下的生存状态和学术制度。本文并不尝试给出一个所谓正确的哲学理解，而是试图在当下的生存状态和学术制度中反思这种自我理解，以此探寻哲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实际承担了什么。

一、为什么哲学的自我理解成为一个问题

哲学作为一种学问样态，有别于其他学问样态之处在于：哲学的发展永远与哲学的自我理解联系在一起。哲学的自我理解并不是对哲学的通识性把握，而是哲学的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的自我聚焦、自我校准。因此，每一次哲学自我理解的开启，都意味着哲学的重新起航。哲学的自我理解的开启，既是对哲学危机的清醒意识，也是克服危机的理性尝试。

晚近中国哲学界对哲学自我理解的开启，不是少数哲学家的无病呻吟，而是一批哲学家从不同的哲学立场面对哲学危机的反应。而哲学危机，既可以是哲学依其自身的发展逻辑而产生的理论危机，也可以是哲学生产机制的危机。前者存在于哲学史的内在发展逻辑之中，后者存在于哲学学科的建制之中。中国当代哲学界的学科建制表现为依据哲学思想资源划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和依哲学部门划分的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技哲学等。如此的哲学学科分类方式是中国所独有的。对哲学的自我理解这一问题，主要聚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学科研究之中。

从哲学教育的角度看，中国哲学界关于哲学的理解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关于哲学的一般性界定，以及古希腊关于哲学是“爱智之学”的一般性把握。中国哲学界对哲学的如此普泛化的把握，在中国当代哲学研究的初期，并不存在什么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之内，中国哲学界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的终极表达来理解和讲授的，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思想只是在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来源和被扬弃的对象上才有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哲学理解的反省，就是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理解，也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实践”为中心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实践哲学”或“实践唯物主义”来置换“本体论”(存在论)在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即哲学的“实践转向”。在如此的哲学理解中，传统的建立在本体论领悟上的哲学，就是所谓的“旧哲学”，要被奠基在实践领悟基础上的“新哲学”所取代。如此的哲学领悟，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院化理解的危机入手，重新安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谱系中的位置，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当代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并以此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进而在“实践”的基础上与西方哲学及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深度对话。

“中国哲学”作为学科的存在，是在现代学术体制内依据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和知识架构对中国传统思想质料的现代重构。中国当代哲学界对“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史”的诠表与反省，最初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架构下，梳理中国传统思想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思想脉络。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深化，以及海外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理解的反哺，中国当代哲学界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自我理解的范式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中国哲学自我理解的唯一参照系；另一方面，以西学为参照系的对中国思想的哲学化解读也被深度反省。这种反省具体体现为在中国当代哲学界持续多年的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也就是“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与“中国哲学史的书写”的问题。这个讨论主要聚焦以下几个问题：

1.“以马解中”或“以西解中”的合法性何在?

2.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或者说有所谓的“中国哲学”吗?

3.“以中解中”作为对“中国哲学”的解读方式是否可行?

4.在中西哲学比较的前提下对“中国哲学”的一些断言：诸如中国没有“是论”(存在论、本体论)、没有形而上学、中国哲学是内在超越(相对于西方的外在超越)等是否是真命题?

这种在比较视域下对“中国哲学”的反省，有诉诸中西之异，有诉诸中西之同。立足于中西之异者，立场也有所不同。或强调依据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国思想中没有哲学，没有存在论、形而上学，以此凸显西方思想对中国思想的优越性；或通过揭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弊端，进而强调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实践智慧，以此强调“以中解中”的价值。而强调中西思想有共通之处者，并非否定中西之异，而是重在强调即便依据西方思想的标准，中国思想也有自己的哲学传统。

而中国哲学界从事西方思想研究的部分学者，在对哲学的本性，尤其是对中国学界的哲学理解进行反思的时候，经常强调西方哲学的汉语表述所导致的对西方哲学望文生义、或词不达意，以至于不能正确地理解西方哲学。诸如“形而上学”、“辩证法”等语词是否足以表达“metaphysics”、“dialectics”的含义。在笔者看来，不同思想传统的相遇，以格义的方式完成思想的交流与相互理解，是一个十分正常的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人们用本土的语词来表达异域的思想时，不仅仅是为外来语词提供了一个理解途径，也使本土语词增加了新的意义。现代中国哲学建构的许多哲学语词，诸如哲学、物质、意识、形而上学、辩证法、本体、存在等，就既保留了这些语词的本土意识，也引入了这些语词所对应的西方哲学的含义。发现这其中包含语义上的微妙差别，是中国当代哲学日趋成熟的体现，是自我理解和对他者认知的双重加深。但面对如此的思想状态，力图要求中国当代哲学界对哲学语词在单一语义上的使用，则体现了中国当代哲学家思想处境的尴尬与焦虑。殊不知，哲学语词出现的真实意义，并不在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体现了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本来(传统)意义，而在于它们为中国当代哲学提供了新思想的语词与语法，也为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相遇提供了一个可理解的桥梁。这一现象，只有在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域中才能获得真实的理解。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哲学界对哲学本性的深度反省，一方面体现了我们的主流哲学处于自我调整及逐步走向深化的过程中，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失去主流哲学的强约束之后，中国大陆的哲学研究所展现的开放中的尴尬与焦虑。虽然就其文本自身的论述而言各有其道理，但通而观之，则又发现中国当代哲学对哲学的自我理解处于分裂之中。对于这种分裂，有学者称为“中西之争”，有将之转化为“古今之争”，更有将之称为中国学界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论争。对哲学本性理解的差异与纷争，不可简单地视为一个纯学术的论争，而应当视为中国当代哲学的内部事件。理由在于这个问题是仅仅发生在中国学界内部，而与西方学术界无涉。即便在中国哲学界，这个问题也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语境下产生的。虽然西方哲学界也存在着哲学的自我理解问题，但这种问题乃是基于西方哲学传统内部哲学理论发展的逻辑而产生。而中国当代哲学界的哲学理解，并不单纯是对“哲学”自身的理解，而是在其中夹杂着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纠葛。对哲学理解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对哲学文本理解的差异之中，更植根于每一个言说者对自身存在处境的理解的差异。

二、中国现当代哲学教育的建制与哲学的自我理解

当代中国哲学界对哲学的自我理解植根于当代中国的哲学教育。中国当代的哲学教育是当代中国文教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的文教制度不是中国传统文教制度的自然延展，也不是近现代文教制度的简单复制，而是因应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需要的制度设计。只有在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架构中才能明了当代中国文教制度的定位。哲学教育在中国不仅承载着传承中外哲学思想的任务，还承担着国家意识形态的生产、教育、传播的功能。

新中国的哲学教育制度是对民国哲学教育制度的继承与改造。民国的哲学教育制度是在晚清废除科举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起的现代哲学教育制度，总体上是移植西方的哲学教育制度，但又有所区别。西方有自己的哲学学术和教育传统。而在现代中国，科举废除以后，则存在着如何在新兴的教育制度下安置中国传统学问与知识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学问不仅有自己的分类方式和知识体系，也有自己的教育制度。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传统的学问体系缺少了自己的制度性安排，于是被打碎，仅仅作为思想质料被重新安置在现代学科体系之中。对中国传统的理解，也不再是以中国传统自身为参照系的自我理解，而是在现代学科体系内的理解与观照。所谓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乃至中国伦理学、中国政治学等都是在现代学科制度下的一种新的学术建构。这样的一种学科制度，其得在于我们由此可以承接西方思想与西方的学问(新学)，亦可以开显出对中国传统学问的新的理解向度；其失在于中国传统思想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形式，也丧失了自我表达的能力。

新中国的哲学教育既是对民国哲学教育的继承，又是对民国哲学教育的全面改造。就继承而言，新中国的哲学教育与民国的哲学教育一样都是现代哲学教育，都在总体上承继了西方的哲学教育。就其改造而言，新中国的哲学教育是基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需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取缔、合并教会大学。使神学教育乃至与其相关的哲学教育只局限在宗教组织内部，世俗大学之内不存在以认信为目的的宗教教育。

2.清理中国当代哲学教育中不利于国家治理的各种思想理念，使这些思想丧失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仅仅作为学术而存在。

3.通过院系调整，打破民国哲学教育的组织体系和人际网络，完成对哲学教育工作者(哲学家)的全面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与对新的文教制度的认同。

在新中国的文教制度下，哲学教育与生产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经院行为，而是要纳入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与文化“新统”的构建之中。在此意义上，所谓哲学的自我理解问题，不过是探寻华夏新统建构过程中新的话语结构的自我奠基的问题。哲学的自我理解问题是中国当代哲学的生成与建构问题，而不是对作为“现成物”的中外哲学的本质性把握的问题。

中国当代学界关于哲学的理解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历史变迁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关于哲学本性的最初理解，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移植西方学界的哲学理解，而是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哲学的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哲学观的理解上的变化，从“辩证”的、“唯物”的世界观向“实践思维方式”的转换，并不单纯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理解上的深化，更是服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历史嬗变过程中的哲学奠基的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哲学观的自我反省，背后折射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意识形态主导性的确立到意识形态合法性重置的变化。强调哲学的世界观维度，突显哲学的本体论向度，与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主体地位相一致；而突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向度，又是与突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活性、现实性与开放性密切相关的，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紧密相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哲学理解的深化，是与国家意识形态在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的震荡关联在一起的，其转折的关键点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学院内“实践哲学”与“实践唯物主义”的滥觞。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理解的变化，直接导致“中国哲学”研究的从业者和“西方哲学”研究的从业者对哲学理解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出地体现为：

1.“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与“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成为一个问题。学者们开始探寻基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来扩张对哲学的基元性理解，并力图在跨文化视野下实现对哲学的自我理解。

2.以西学的哲学理解为参照，批判或突显中国传统思想的限度与缺失(如邓晓芒教授、刘清平教授等)，或者是通过对西方思想资源(如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等)的发掘，来探寻对中国思想进行再诠释的新视角，并以此来突显中国传统思想的积极意义(如张祥龙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等)。

3.重新疏通和厘定中西方思想传统的精神谱系和思想品格，为中国当代思想的现实生成提供一个空间(中西)与时间(古今)的坐标。

以上论述，旨在说明中国学界的哲学理解，在其根本上并不是纯粹的文本诠释的问题，而是在当代哲学的文教制度下中国思想的紧张与尴尬的折射与反映。

三、“经学”背景下的哲学与作为“子学”的哲学

哲学在中国当代文教制度下所要承担的，不仅不同于西方社会，也与中国传统有异。在西方社会，哲学与神学虽然都作为思想的学问而存在，但它们具有不同的学问品性，并由不同的学术制度所支撑。它们虽然有交叉，有时也面临相近的问题，但在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上是有根本的区别的。在西方学术制度内，哲学作为一种学问样态，是聚焦在“存在”问题上的，哲学与神学各自承担自己的思想角色，有着明确的分工。

在中国传统的文教制度中，哲学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制度支撑。中国传统学术有自己的学术分类和文教制度。尽管中国传统的以“生生”为核心的“时中”智慧关涉到“存在”问题，但并不以“存在”作为自己的核心问题。中国传统学术有所谓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中国当代学术制度中的哲学并不是作为独立的学问样态存在于中国传统学术之中，而仅仅是散见于传统思想经典之中，特别是主要存在于传统的“经学”与“子学”的经典之中。“经学”与“子学”就是中国传统学问的“宗”与“派”、“源”与“流”。就中国传统而言，“子学”无不发源于“经学”传统，是诸子们对“经”的创造性诠释。进入现当代，传统经学的主导地位虽然失去了体制性的支撑，但中国的学问制度和学问品格依然是“经学”与“子学”对峙的状态。在这样的制度下，我们所谓的哲学不过是“经学”背景下的哲学与作为“子学”的哲学。

中国当代哲学最初三十年对“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的书写，并不是实证主义史学的历史书写，而是以特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理解为判准的广度判教。这种广度判教的意义在于：(1)自身合法性的历史确证；(2)反异教。广度判教的现实目的就是为现实实践层面的构建实现学理的自我确证。面对当今中国哲学界关于哲学理解的各种纷争，纠缠于对哲学本性的文献梳理，对哲学本性做非此即彼、或此或彼、亦此亦彼的争执，其实都是没有真正明了哲学在当代中国文教制度的基本定位。哲学在当代中国文教制度中，不是一个现成的存在，而是一个在不断生成和建构中的存在。其学问制度形式虽然是从西方移植来的，但它所承载的却远远超过西方哲学所承载的内容。其制度形式虽然与中国传统学问制度有一定的断裂，却又承载着大致相同的精神气质，并在当代学问制度中承载和建构华夏精神的新统。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自我理解中的所谓“中、西、马”的对峙，其根本症结在于华夏新统的自我奠基问题。“中、西、马”之间的相互批判或互相印证，不过是中国当代哲学尚在途中、尚未定型的体现，也是各自思想传统在当代中国进行博弈的策略。简单地在所谓的中、西、马的哲学理解中争一个对错是无意义的，关于哲学理解的争论只表明中国学界对不同思想传统的消化正在进行时中。这一局面的出现，一方面表明中国当代思想的开放性(向人类文化的主要类型和代表性智慧全面的开放)和审慎性(不是简单地信奉某种智慧，而是力图消化不同的精神传统)；另一方面则表明中国当代的哲学理解尚处于主神缺位(或主神不显)、诸神纷争(争做主神)的局面。

力图找到一个稳定的哲学理解，极易掉入本质主义的泥沼。重复西方哲学理解的老调、奢言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上的变革、或者在与西方思想的对观中突显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缺陷与殊胜之处，虽然不无意义，却无助于真正的哲学问题的提出与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各种哲学理解做一个简单评价，更不在于在中、西、马之间争一个对错是非，而在于如何以汉语马克思主义、汉语西学来充扩、丰富中国传统思想，并建构出新的思想传统。我们上述的分析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界不同学科领域关于哲学理解所产生的分歧与争论毫无意义，相反这些争议与分歧的存在表明了中国当代哲学对哲学理解的深化。这种深化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通过对哲学理解的反省，当代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的思想传统及其内在精神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

2.通过对格义与反向格义的反省，对中国当代的哲学语汇的形成与发展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对中国当代哲学的哲学语汇的汉语语义脉络与西语语义脉络，有了大致清晰的梳理与反省，并真切体会到这些哲学语词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非同一性，以及因这种非同一性而导致的对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误读。

3.对中国当代哲学的思想来源的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认知，使中国当代思想面对西方“哲学”传统、面对中国“思想”传统全面开放。这种开放一方面体现为中西方思想都全面参与中国当代思想的建构，另一方面则表明中国当代思想界尽可能对中西传统思想作如实观。

我们对中国当代哲学的哲学理解的批判性的审视，重在指出哲学的本性不是一个现成物，可以单纯通过对文本的梳理而呈现，而在于指出即便是在我们看起来是对中西方哲学传统误解的哲学理解，也实实在在地参与了中国当代哲学的建构。所谓的哲学理解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当代哲学的建构和自我奠基的问题。对哲学理解的言说，要求言说者务必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言说身位，即是在“经学”(中国传统经学、来自西方传统的经学即神学、来自现代西方的主义话语等)背景下的哲学言说，还是作为“子学”(哲学家个人的哲学理解)的哲学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