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属于子孙万代、关乎国本国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开创了崭新局面。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三普”登记的76.7万处文物全部完成复查，“四普”新发现文物数量超过13万处。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华文化浩瀚遗珍保护好传承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我国的文化遗产点多、量大、面广，深度嵌入社会生产生活之中。实施全面有效保护，必须从系统和源头上着手，以问题导向纵深推进保护制度体系改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在全会精神指导下，各地正积极推动各项制度机制改革，如各级党委议事协调机构逐步建立完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工作机制，各地全面推行地下文物“先考古、后出让”制度。但要向纵深发力、啃下“硬骨头”，持续解决好各地不同程度存在的“重用轻保、重旅轻文”“拆真建假、拆旧建新”“管理机构职责交叉重叠、边界不清”等难点堵点问题，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精准施策，持续健全完善多维度制度机制，实现系统治理、全面保护、整体提升。

完善上下贯通的统筹协调机制，有效实现“统分有度”。“统分结合”是中国特色改革实践探索出的重要治理理念，通过推动建立高层级、跨部门的议事协调机制和适时厘清完善各地方部门职能，能够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高效统合与精准分工。一方面，需要加快推动建立各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加强跨区域、行业、领域统筹协调职能，定期研究解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各领域政策资金、督察监管等重要事项，形成“一盘棋”的工作合力。另一方面，需要清晰厘定文物、文旅、住建、经信、商务等部门在文化遗产保护细分领域的协同职能，坚持既密切协作又各司其职，完善文物、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名城名镇、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各方面分类细化的联动保护工作机制，构建全覆盖全链条的大保护工作体系。

完善权责利统一的责任落实机制，切实做到“守宝尽责”。文化遗产涉及行政管理主体、所有权和经营权主体、社会参与主体等多重主体关系，必须科学划分权责利边界，推动形成主体清晰、权责对等、利害明确、赏罚分明的责任闭环。应发挥考核评价、巡视督察等“指挥棒”作用，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综合评价体系，真正压紧压实各级党政主体责任。应支持基层实践创新，积极探索破解产权归属模糊、修缮责任缺失、开发使用风险等问题，提升保护主体的积极性与获得感，实现责任落实从外部约束到内生动力的转化。还应积极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增强全民保护意识，完善文化遗产价值传播体系，激活企业、社区、志愿者等主体的内生动力，推动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助力的多元共治格局。

完善动真碰硬的督察追责机制，推动制度“长牙带电”。责不在于重，而在于必行。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督察、纪法衔接等制度，完善责任体系的“后半篇文章”，是确保相关主体责任落实、保护政策到位的关键保障。应总结运用环保督察、自然资源督察等共性规律，加快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文化遗产保护督察体系，明确督察重点、规范督察程序、强化结果运用，让制度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应联动多部门建立完善违法线索发现、情报共享、案件移交、提级调查、挂牌督办、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健全完善文化遗产保护违法行为公益诉讼机制。坚持纪法衔接，形成强有力的法纪震慑。

完善持续稳定的工作保障机制，确保实现“行稳致远”。文化遗产保护的时间跨度大、周期长，需要从制度设计、政策制定和创新范式等多维度构建长效可持续的稳定支持保障机制。应健全完善财政持续支持机制，重点加强对地方低等级文物、历史建筑等薄弱环节全覆盖。应支持文化遗产地结合实际建设研究机构或壮大专业人才队伍，支持引导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队”参与援助力量薄弱地区，推动文化遗产资源富集地区强化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应积极探索社会资源参与模式，通过志愿服务、资金投入、管用结合等多种方式，激活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主观能动性，着力构建全社会广泛支持、共同参与的大保护格局。

（作者：王海，系四川省委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