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猿得鹭图》（宋）寓意连中三元（局部） 易元吉（传）

宋初，科举沿袭唐制，分贡举和制举两种。贡举由礼部主办，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宋太宗时四年一试，宋仁宗时改为隔年一次，到治平三年（1066年），宋英宗改为三年一试，以后成为定制。制举亦名特科，朝廷恐怕贡举遗漏优秀人才，会临时下诏不定期举行，参考者不经地方保送。

宋代贡举要先后经过解试、省试、殿试三级程序。解试和省试在唐代就已经完整存在，宋代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使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并趋于定型。

解试是宋代科举考试的起步阶段。北宋时期，解试形式较为繁琐，考场制度较为繁杂。报名参加解试需要在户籍所在地提交三类文书：一是“家状”，详载姓名、年龄、家庭状况、三代履历、所学专业及应举次数；二是“保状”，由三名考生互相担保，确保符合应试资格且无违规行为；三是“试纸”，即加盖官印的考试专用纸张，核验后发还，考时方准使用。每州举荐的考生数量有限额，称为“解额”，且宋初便严禁“寄应”（即异地借考）。此举意在还原古制“乡举里选”的本意，确保选才的区域平衡。

然而，由于开封府解额相对宽松，大量士人为求及第，不惜违规“冒贯”，使得开封府成为异地应试的重灾区。苏轼苏辙兄弟当年就利用了开封府的解额，他们算是宋朝的“高考移民”了。

投考的士子，先经本州考试及格后取得举人功名者，才有资格参加尚书省礼部考试，称为省试，一般都是在春季举行，又称“春闱”。这一考试的主持者由皇帝亲自任命，从六部尚书、翰林学士知贡举、侍郎中挑选，非常隆重。省试合格者则没有定额。

礼部考试及格，再参加殿试，又称“御试”。宋太祖曾对近臣说：“过去，科举功名大多被权贵豪门垄断，如今我亲自主持殿试，终于把这些弊端彻底革除了。”从宋开始，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级别的考试，殿试及格，方为“及第”，得授官职，及第士人就是“天子门生”。

开宝元年（968年），知贡举王祐奏报录取进士十人。宋太祖赵匡胤在审阅名单时，发现位列第六名的乃是当朝翰林学士陶穀之子。出于对权贵子弟是否凭借门荫取巧的警惕，宋太祖当即下诏，命中书省对该名考生进行复试。经核查，陶穀之子才学属实，并无舞弊。虽然此次复试未查出问题，但宋太祖借此契机，正式确立了一项定制：“凡高官子弟及第者，皆须赴中书省复试。”

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亲临崇政殿，对通过礼部考试、上报名字的进士们进行复试。之前，胡旦、苏易简、王世则、梁颢、陈尧叟这几个人，都是因为答卷快而考中了前几名，造成了争相学习浮夸华丽的文风，一味追求快速敏捷。担任将作监丞的陈靖上了一份奏章，请求采用糊名的办法来考核，以革除这种弊病。宋太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始令糊名考校，第其优劣，以分等级。”

“糊名”又称“弥封”，就是把试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统统折叠起来，用纸糊住，盖上大印。在判卷的时候，考官根本不知道面前这张卷子是谁写的，只能看到文章的好坏。直到卷子都判完了，定了名次，才允许拆开弥封。这一招，彻底断了“人情分”的后路。虽然不能完全杜绝暗号作弊，但已经是古代科举迈向绝对公平的一大步。这一方法在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时开始广泛应用于省试，此后大小考试都采用“弥封”。

光把名字糊起来就安全了吗？宋真宗年间，朝廷发现了一个漏洞：考官虽然看不见名字，但能认出笔迹啊！朝廷祭出了终极大招——“誊录制度”。原卷交上来后，不能直接给考官看。官府在糊名后，需由专职胥吏统一誊抄，抄完之后，还有专门的校对官拿着原卷和抄本一字一句地核对，确保一个字都不错。考官们拿到的是清一色的“复印件”，这样一来，笔迹没了，暗号也没了。只有等到卷子判完、名次定了，才许拆开糊名，对着原件查对身份。

“弥封”与“誊录”最大限度地压缩了考官徇私舞弊的空间，让寒门子弟真正看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