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广袤土地上，散布着各个时期的文化遗产。从半坡遗址、良渚古城遗址到登封观星台，从四川都江堰、广西灵渠到新疆吐鲁番坎儿井……近期，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知了”品牌出版的《中国古代科技遗产》一书，选取了中国古代38项代表性遗产，多角度阐述其科学内涵、遗产故事、人文价值，为科技遗产保护和开发事业开拓新视野。

38项文化遗产 见证中国科技特色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一直是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学术界对此分为两派：一方认为中国古代有“农医天算”四大学科，这些当然都是科学；另一方则认为现代科学是从古希腊科学发展而来的一套知识系统，中国的知识体系与之关系很远，甚至没有关系，不算科学。

其实，这场争议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科学”。现代科学有“做拷问型实验”和“普遍使用数学”两个特点。如果以此为标准，古希腊也不符合，但却没人否认古希腊对科学的贡献。

按照文明发展规律，世界应当存在多种科学系统和科学发展模式，而中国古代科学就是其中一种。

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说：“（中国人）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长城是世界上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军事建筑，涪陵白鹤梁是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自贡燊海井是世界上第一口超千米深井，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通航时间最长、空间跨度最大的运河……这些文化遗产，无一不闪耀着科技的光辉。

华夏先民创造的观星台、观象台、水文站、星图，标志着古人对自然的求知和探索；矿山、房屋、桥梁、水利工程、手工业作坊，彰显了古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和技巧。众多具有科技特点和价值的文物或文化遗产，毫无疑问也是科技遗产。

科技遗产最早也叫作科学遗产。1956年7月，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在中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开幕式上，作《百家争鸣和发掘我国古代科学遗产》主题报告，要求科学史工作者正确估计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充分发掘古代科学遗产，用古人的经验丰富我们的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

“古为今用”成为此后的重要方向。屠呦呦团队成功发现青蒿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世纪60年代末，以屠呦呦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从系统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民间方药入手，寻找对抗疟疾的方法。屠呦呦领衔的医学团队，从东晋医家葛洪编撰的医学方书《肘后备急方》中得到启发，推进了抗疟药青蒿素的发现和研制，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并因此获得了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类似的例子，还有席泽宗从中国古代历史记载中，整理出《古新星新表》，为今天天文学所用；吴文俊从《九章算术》中，获得机械化和构造性算法的启发，开创了数学机械化。这些例子都说明中国古代科学道路具有独特性和有效性，而且在今天也有可能发挥作用。

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我们对科技遗产的理解已大大拓展，不再执着于它在世界科技史上的排名，而是在人类文明互鉴的大背景下，研究古代的发明与发现，审视古人的智慧与技巧，重视保护和传承，展开古与今的对话，从历史中找寻对当下和未来的启示。

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了中国有“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古代科技遗产》以“文明蕴化”开篇，以史前遗址考古为叙事起点，从记数符号、观象器物、工具、建筑、陶器、纺织品等点滴细节，带领读者寻访先民科学认知积累和手工技艺提升的过程。

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时期，考古发现和存世文物相当丰富多元。为此，该书划分了科学认知、水利农田、铜铁技艺、手工业态、营造精华、交通津梁、航海技术和古城要塞等板块，分类探讨古人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

科技遗产具有科技史属性，同时也具有考古、文物、文化遗产属性，涉及多学科交叉，是图书出版的新领域。用什么尺子来界定研究对象？该书的标准是，须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入选年度重大考古发现名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或其他世界级遗产名单，如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或入选全国工业遗产名单。

揭示科技原理 多维度讲述故事

切换读者视角，注重代入感，注重整体景观和细节观察的平衡，是《中国古代科技遗产》的特色。所谓代入感，是指走近博物馆，先看到大门或入口，仔细观察，可知其造型大都蕴含了设计者的匠心，体现出设计者对遗产和周边环境的理解。如西安半坡博物馆大门，取半坡先民房屋门前雨篷的大“叉手”造型；又如陶寺遗址博物馆的外形，俯瞰是一个“中”字，突出了“最初的中国”理念。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博物馆没有大门，而是利用现有地形五六米的高差，采取下沉式设计，顶面为覆土绿化，入口及整体建筑消隐于林荫中。参观者沿坡道走入地下，就像是进入墓道，从而营造出神秘感。

在揭示科学原理和特点方面，该书做了许多新尝试。如将苏州古典园林的空间拆解为围墙、建筑、山石、水体、植物等要素，尝试分析可见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关系，提出其具有数学拓扑学的特性。又如哈尼梯田，从科技方面分析其成为观光胜地的原因，注重阐明“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大生态系统价值。

对于技术细节的关注，同样令人耳目一新。人人皆知赵州桥是历史悠久、跨度最大的石拱桥，但对建桥用的腰铁几无概念。书中指出，为避免各道并排的弧形石砌券分离，工匠李春特意将每道弧形石砌券，设计成在桥的两头略大、逐渐小幅度向桥拱中心收小的形态。而且，各拱券相邻石块的外侧都穿有腰铁，各道拱券相邻石块在拱背上也都穿有腰铁，以此把拱石紧紧连接起来。

赵州桥拱券外侧密密麻麻的“蝴蝶结”，就是腰铁。配图 新华社

合格的科普作品，既要讲知识，也要讲故事。在书中，每处科技遗产都有故事，或是历史的故事，或是发现的故事，抑或是当代研究、保护的故事。

历史的故事如都江堰，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李冰被秦昭王任命为蜀郡太守，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立下千秋功业。

发现的故事如良渚遗址。1936年，西湖博物馆的年轻职员施昕更参加杭州古荡遗址发掘，他注意到发掘出土的石器与家乡良渚一带常见的石器相似。他急切地回到家乡，搜集了多件石器，并报告上级领导，引起了重视。1938年，施昕更在艰苦条件下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然而很不幸，次年施昕更染病逝世。历史没有忘记他，正是从施昕更的发现开始，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80年的努力，一个兴建于5000多年前的王国古城被揭露，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当代研究的故事如长城。自2003年起，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玉坤带领团队启动长城研究，将田野调查与现代科技结合，逐步摸清了一整套有关长城防御体系、烽燧驿站的运行模式。2018年，该研究团队启动“长城全线实景三维图像”采集工程，利用无人机超低空飞行，对明长城全线进行厘米级、无盲区拍摄，发现了如“暗门”等很多长城的秘密，让我们得以更全面地认识长城。

当代保护的故事如涪陵白鹤梁。自1993年起，为了保护白鹤梁题刻，文物部门组织征集白鹤梁题刻保护方案，先后有“水晶宫”“高围堰”“白鹤楼”等6个方案被提出。以上方案虽各有特点，但都不够理想。2001年2月，就在倾向采取“就地保存、异地陈展”方案的关键时刻，中国工程院院士葛修润提出“无压容器”原址保护方案。经过比较论证，最后，参与论证的各方专家都对葛修润的方案给予认可。如今，工程实施效果已得到时间的检验，成为一段佳话。

也有些保护情况比较复杂。如应县木塔的维修，近20年来，就有“落架大修”方案、“全支撑”方案和“上部抬升”方案，目前还是很难统一认识，进入操作阶段。对此，书中给予了客观说明，没有回避问题。

其实，科技遗产还有很大可拓展空间。科技实验、科技研究、科技观测、科技设施与设备、科技建筑、科技碑刻、科技人物、科技文献……相关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谓浩如烟海。将中国的科学文化与文化自信结合起来，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负责。我们有责任把历经沧桑留下来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不断讲出遗产发现、研究和保护的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