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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彭新武先生长期潜心于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管理哲学、中西方管理思想史、战略管理、领导哲学、社会发展理论、进化论、复杂性科学诸多领域均有创获，曾出版过《复杂性思维与社会发展》、《造物的谱系：进化的衍生、流变及其问题》、《进化管理学：复杂、动态环境下的管理思维与方法》、《管理哲学导论》、《企业战略透视：当代战略管理研究的综合反思》、《颠覆MBA：异端管理大师明茨伯格和IMPM》等多部专著，还主编过《西方管理名著赏析》、《中国管理智慧》、《领导哲学》等，发表的论文多达百余篇。新近又推出大作《传统中国之治的历史与逻辑》。此部新作突出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针对“百代皆秦政”之成说，提出了皇权时代的政治实践并非“秦制”对“周制”的完全替代，而是二者“混溶”。作者将传统“中国之治”的演变历程划分为王权时代和皇权时代两个基本阶段，并用2章篇幅（第1-2章）围绕王权时代的“周制”进行了多维度的深刻分析，揭示了其由制度建构到秩序崩坏的历史演进逻辑；复以2章篇幅（第3-4章）从思想、策略、制度等方面揭示了由王权时代到皇权时代的过渡时期“周制”向“秦制”的治理体系转型及“汉承秦制”与“改弦更张”的治道演进轨迹；又用2章篇幅（第5-6章）论述了皇权时代的“全能治理”体系和“礼寓于法，法糅于礼”的人治模式。由此有力地论证了（1）这一时代官僚体制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君主权力和威势的不断加强，（2）国家权力结构是分封制与郡县制始终相伴随，（3）国家政权基础是皇权政治与地域性宗族组织的有效结合，（4）国家治理规范是“儒法合流”的 “礼法之治”，（5）国家政治实践是周制与秦制的复杂融合和以皇权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体制日趋形成及其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全能治理”模式。

第二，揭示了中国传统“王朝周期律”的症结所在和走出这个“历史周期律”的关键所在。本书第7章围绕如何走出“治乱相循”的“王朝周期律”这一关乎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与优良秩序建构的重大政治课题，通过对决定王朝兴衰更替的原因和中国君主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的根源的深刻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王朝周期律”的真正症结，不仅在于如何维持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更在于破解大一统政治体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如何得以“万世一系”。作者提出了走出这个“历史周期律”的关键，在于走出视“民”为工具的传统“固本”思维，确立“人民主体”的价值定位，真正把人的解放和权利保障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进而建立起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施政模式。作者认为，实现“人民主体” 的价值理念，不但需要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更需要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施政模式，其主要特点是（1）“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互相协同，（2）对人民的服务与责任互相统一，（3）追求既公平又高效的组织效能，（4）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准则。作者强调，应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提出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互关系中来研究当下“中国之治”的新思路。本书第8章从“华夷之辨”的话题切入，认为历史上围绕该话题所进行的正统之争，客观上促进了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使“华夷一体”“共为中华”的整体观念得以强化和发展；进而从实践维度，考察了传统“中国之治”的历史进程中中央王朝如何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和由此造成的中国诸族群的整合以及实现治理方式“一体化”乃至最终出现“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称谓的过程，并从理论上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并不否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一现实格局，但对“共同体”的强调则有其特殊意义，它凸显了中华民族是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有机整体，是在承认“多元一体”现实格局的基础上，对于传统华夷之辨、正统之争和羁縻之治的理论扬弃，和民族理论的又一次重要创新。本章最后从重塑传统“天下主义”的角度，引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课题，提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深化价值认同，改善民族治理模式；同时，面对国际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所造成的不平等外交及全球治理的困境，需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质在于超越由国家利益本位和主权林立的国际体系所造成的利益与观念的藩篱，促使人类走向真正的对话和更高形式与更高层次的合作，以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尽管本章并未就“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互关系提出具体的建议性意见，但此章足以启示人们：要从这种关系中去探索“中国之治”的未来之路。

总之，《传统中国之治的历史与逻辑》一书，视野宏大宽阔，逻辑结构严整，理论穿透力强，新思新见迭出，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

（作者：周可真，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