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学者研习六经，重视《易》、《书》、《诗》、《礼》，而对《春秋》本身的关注，似嫌不够。特别是研究思想史和哲学史的学者，对《春秋》的思想价值，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去解读，这是很遗憾的。这从二十世纪经学研究文献的数量分布上，就可以推知。这其中虽然有学术兴趣的原因，但也无可置疑的，有忽视《春秋》在六经中的重要价值的原因存在。

一、正确认识《春秋》在六经中的独特地位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实际上，六经之中，不独《诗》、《书》、《礼》、《乐》是孔子的教科书，即使《易》、《春秋》，也是孔子教学的蓝本。孔子整理六经，其直接目的是为了教学的需要，而经过教学活动，使六经得以传承下来，所以，孔子也间接地保存了上古文献。

《汉书·艺文志》曰：

《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未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

孔子整理了《易》、《诗》、《书》、《春秋》，而《礼》、《乐》至春秋而大坏，也依赖孔子的整理。《汉书·艺文志》曰：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

又《史记·儒林列传》曰：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於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彊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史记·孔子世家》曰：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孔子整理六经，对于《春秋》，则用力最勤，而其效果也最为显著。孔子甚至把自己一生功过的评价都寄托在后世对《春秋》的评价上，而《春秋》之成，的确也起到了预期的目的。如《孟子·滕文公下》云：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太史公司马谈将亡，执司马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又说孔子作《春秋》和为什么作《春秋》云：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司马迁引用董仲舒的话，对孔子作《春秋》的原因，以及《春秋》在六经中的重要地位，进行了全面而准确的概括。用壶遂的话说，孔子之所以作《春秋》，是因为“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孔子作《春秋》的作用，就是“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为后世建立一个评价春秋社会人事的坐标。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史记·孔子世家》：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司马迁在这里的论述，也是在阐明孔子为何作《春秋》，以及《春秋》的意义问题。

对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及意义的高度评价，体现了西汉学者共同的认识。西汉初年陆贾著《新语》，其中多次提及《春秋》的意义，如《术事》曰：

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齐桓、晋文之小善，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何必于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与今世同。立事者不离道德，调弦者不失宫商，天道调四时，人道治五常，周公与尧、舜合符瑞，二世与桀、纣同祸殃。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故圣贤与道合，愚者与祸同，怀德者应以福，挟恶者报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

西汉中后期儒学复兴，涌现了大量儒学宗师，大儒刘向更是其中的代表。刘向在《说苑》和《新序》中，对孔子作《春秋》，也是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不但认为《春秋》是周德由盛而亡后必然业出现的，体现了继往开来的新德，同时，也赞同有国者不可不学《春秋》的论断。《说苑·君道》云：

夫天之生人也，盖非以为君也；天之立君也，盖非以为位也。夫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顾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郑伯恶一人而兼弃其师，故有“夷狄不君”之辞，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实，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此之谓也。

……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

刘向认为，孔子所作《春秋》，体现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是非正义感，体现了对天道人事的深刻认识和透彻了解。《说苑·贵德》曰：

仁人之德教也，诚恻隐于中，悃愊于内，不能已于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见天下强陵弱，众暴寡，幼孤羸露，死伤係虏，不忍其然。是以孔子历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于全育，烝庶安土，万物熙熙，各乐其终。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泽不洽，于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后人，恩施其惠，未尝辍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诵其文章，传今不绝，德及之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赙金于诸侯，《春秋》讥之。故天子好利则诸侯贪，诸侯贪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庶人盗。上之变下，犹风之靡草也。故为人君者，明贵德而贱利，以道下，下之为恶尚不可止，今隐公贪利而身自渔济上，而行八佾，以此化于国人，国人安得不解于义？解于义而纵其欲，则灾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书螟，言灾将起，国家将乱云尔。

《说苑·至公》曰：

夫子行说七十诸侯无定处，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人事浃，王道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于是喟然而叹曰：“天以至明为不可蔽乎，日何为而食？地以至安为不可危乎，地何为而动？天地尚有动蔽，是故贤圣说于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灾异并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于乱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于君，泽加于民，然后仕；言不行于君，泽不加于民，则处。孔子怀天覆之心，挟仁圣之德，悯时俗之污泥，伤纪纲之废坏，服重历远，周流应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当世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积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内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叹曰：“而有用我者，则吾其为东周乎？”故孔子行说，非欲私身运德于一城，将欲舒之于天下，而建之于群生者耳。

刘向还认为，《春秋》体现的道，是君子务本的产物。《春秋》对是非的评判，是国之鉴镜。《说苑·建本》曰：

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终必衰。《诗》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易》曰：“建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贵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见正，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听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见，庶人有谒必达，公族请问必语，四方至者勿距，可谓不壅蔽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谓不失民众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选，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谓不权势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

公扈子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生而尊者骄，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贵，又无鉴而自得者鲜矣。《春秋》，国之鉴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甚众，未有不先见而后从之者也。”

二、正确认识《春秋》今文经学的价值

自汉代以来，有所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分野，虽然从东汉以降，今文经学渐有式微之相，但是，今文经学的真正衰落，却是二十世纪的事情。自康有为之后，近代研究经学的学者本来屈指可数，而因丧失了对孔子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推翻了作为偶像的孔子，也就清除了今文经学生存的土壤，今天的六经研究，不但远离了今文经学，甚至也已经远离了古文经学。

近人周予同在《经今古文学》一书中，总结今文学和古文学的不同，提出了十三种分野：

今文学： 1.崇奉孔子；2. 尊孔子为“受命”的“素王”；3. 认孔子为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4. 以孔子为“托古改制”；5. 以六经为孔子作；6. 以《春秋公羊传》为主；7. 为经学派；8. 经的传授多可考；9. 西汉都立于学官；10. 盛行于西汉；11. 斥古文经传是刘歆伪造之作；12. 今存《仪礼》、《公羊》、《穀梁》、《小戴礼记》、《大戴礼记》和《韩诗外传》；13. 信纬书，以为孔子微言大义间有所存。

古文学：1.崇奉周公；2.尊孔子为先师；3.认孔子为史学家；4.以孔子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5.以六经为古代史料；6.以《周礼》为主；7.为史学派；8.经的传授不大可考；9.西汉多行于民间；10.盛行于东汉；11.斥今文经学是秦火残缺之余；12.今存《毛诗》、《周礼》、《左传》；13.斥纬书为妄诬。

西汉学者去孔子不远，他们知道孔子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并知道孔子周游列国，在于推介他的政治主张，他以《春秋》，为天下立德，所以，是春秋时期的精神领袖是“受命”的“素王”，是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意图恢复周礼，实现仁政，“托古改制”，不能成功，退而教学，整理六经，为教科书。孔子整理六经，有所选择，如周秦时期晋国太子申生和秦公子扶苏都实践过的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死即为不忠；父让子亡，子不敢不亡，不亡即为不孝的观念，孔子则选取圣人革命的主题和谏父过失的行为规范，并通过教学活动，代代相传。孔子整理《诗经》，立足于“无邪”和兴、观、群、怨之主题，整理《尚书》，则独取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主题，作《易传》，则立足于君子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如此等等，为后世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政理念和修身法则。孔子之后，学生遵奉孔子学说，六经之传，虽经秦火，难免有记忆缺失，但师徒授受，仍然弦歌不绝，清晰可考，所以西汉之初，借批判暴秦的时代潮流，得立于学官。虽然今文经学难免有门户之见，但与古文经学徒有文字，而没有系统的师承的口授，微言大义之间有所存，自然是肯定的了。

古文经的出现，具有偶然性，因把孔子仅仅看为史学家，没有能洞彻周公与孔子的区别，所以崇奉周公，以孔子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所以仅以孔子为先师，以六经为古代史料。古文经学家只看到了今文经学是秦火残缺之余的历史事实，却没有认识到师徒私相授受的师承优势。因此，尽管《毛诗》、《周礼》、《左传》有其价值，但是，这种价值是不能代替今文经学的独特性的。

今文经学的衰亡，和古文经学的兴盛，表面上看，是相信出土文献，还是相信师承的问题，实际上是产生于地方自治政治环境中的思想自由时代的价值观，如何在中央集权时期的专制主义旗帜下寻求生存空间的策略考量。孔子的政治主张，在中央集权体制下，与专制主义精神背道而驰，所以，孔子从政治家蜕化，演变成了文献家，最多只保留一个传承文化的教师爷的尊严，而失去了政治导师的光环。孔子作为政治家的身份的全面恢复，只有当专制皇权瓦解以后，才可能实现。

所以，孟子在中央集权没有开始的时候，认识到了孔子作《春秋》的价值，以及孔子作《春秋》的深意。《孟子·离娄下》云：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史记·孔子世家》曰：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適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孔子至圣，然只有善良而又有智慧的人，才能理解孔子作为一个伟大圣人的价值。后世对孔子的尊崇，大部分时候，不过是因其传播六经的功绩。孔子所取之“义”，又有多少时代能够领会呢。

在专制主义即将灭亡的时候，近代民主革命者康有为首先从今文经学，特别是从《春秋公羊学》中找到了革命的思想渊源。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自序》曰：

道、教何从？从圣人。圣人何从？从孔子。孔子之道何在？在六经。六经粲然深美，浩然繁博，将何统乎？统一于《春秋》。《诗》、《书》、《礼》、《乐》并立学官，统于《春秋》，有据乎？据于孟子。孟子述禹、汤、文、武、周公而及孔子，不及其他书，惟尊《春秋》。《春秋》三传何从乎？从公羊氏；有据乎？据于孟子。孟子发《春秋》之学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取之矣。’《左传》详文与事，是史也，于孔子之道无与也。惟《公羊》独详《春秋》之义。孟子述《春秋》之学，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榖梁传》不明《春秋》王义，传孔子之道而不光焉。惟《公羊》详素王改制之义，故《春秋》之传在《公羊》也。”

三、孔子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坚守

《孟子·万章下》云：

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孔子之所以被孟子认为是圣之时者也，在于他具有伟大的人格魅力和无所不能的政治洞察力，透彻地了解时代大势和个人际遇的关系，了解天命之不可违抗，知道用行舍藏，能与时进退，人不知而不愠，不为了闻达富贵而进，不为了个人得失而退，以天下为己任，舍生忘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孔子是个政治家，在他担任行政职务时，无论大小，都有政声。《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 而夹谷之会，更显出孔子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韬略。《春秋·定公十年》曰：“十年，春，王三月，及齐平。夏，公会齐侯于夹谷。公至自夹谷。……齐人来归郓、讙、龟阴田。”《左传》曰：

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将盟，齐人加於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 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巳也。”乃不果享。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

《公羊传》曰：

夏，公会齐侯于颊谷。公至自颊谷。晋赵鞅帅师围卫。齐人来归运、讙、龟、阴田。齐人曷为来归运、讙、龟、阴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齐人为是来归之。

《榖梁传》曰：

夏，公会齐侯于颊谷。公至自颊谷。离会不致。何为致也？危之也。危之则以地致何也？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颊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譟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为？”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因是以见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孔子于颊谷之会见之矣。……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

《史记·孔子世家》曰：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於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於此！请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鲁君，为之柰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於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春秋》三传和《史记》所记，虽然详略不同，而其事迹梗概，大体可以推知。孔子在代行鲁国执政的短暂岁月，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孔子是个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有政治坚守的政治家，这和他同时代及以后的政治家表现出了不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战国时期，如孟轲等倡导王道仁政，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因为“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彊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但是，“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孔子不答卫灵公的问阵，不是孔子不懂战阵，而是不愿做助纣为虐者。孟子不是不知道当时领导人所好，而是不愿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司马迁对孔子和孟子不愿“有意阿世俗苟合”的认识，正是看到了孔子和孟子作为真正的政治家的本色。

战国时期的成功政治家，常常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功业，而不问政治的良善，趋炎附势，出卖良心。如《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游说秦孝公，曰：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商鞅游说秦孝公，先说五帝天下为公之道，孝公不觉悟；然后说三王德治之道，孝公也无兴趣；商鞅改说春秋五霸之道，孝公以为善；商鞅明白孝公是个功利之徒，所以索性以等而下之的富国强兵之道投合孝公，因此得重用。而商鞅自己也知道，以富国强兵之道治国，必然没有办法达到三代的水平。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又《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先赴秦说连横之策，不被用，而改游说六国以合纵；《史记·张仪列传》说张仪先投苏秦，意欲合纵，不被用，而改游说连横之策。苏秦、张仪当面临分裂和统一的大是大非面前，完全根据市场的需要，调整自己的主张，这与商鞅的自甘堕落，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孔子培养的学生，大多有政治才能，《论语·雍也》载：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在孔子看来，他的学生果敢、通达、多才多艺，对于从政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不过，孔子在肯定学生有从政能力的同时，对从政的原则，也是一刻也不放松的。《论语·尧曰》载：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千言万语，为政最重要的是真正地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爱护人民，尊重人民。

四、公羊三世与孔子的政治理想

《公羊传》之《隐公元年》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桓公二年》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哀公十四年》云：“《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公羊传》提到的所见、所闻、所传闻，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云：“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解释说：

《春秋》分十二世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

近人康有为《春秋董氏学·三世》曰：

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为孔子学，当分二类，乃可得之。此为《春秋》第一大义。自伪《左》灭《公羊》而《春秋》亡，孔子之道遂亡矣。

董仲舒和何休关于所见、所闻、所传闻，还不算太过离谱，但到了康有为，显然所指，已经不是《春秋》十二世所能概括的了了。春秋时代，实际就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康有为以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再把哀、定、昭三世和太平联系起来，把襄、成、宣、文和升平联系起来， 把僖、闵、庄、桓、隐与据乱联系起来，这样的分类显然没有说服力。但是，康有为认为乱世、升平、太平的历史发展阶段论，无疑是有道理的。而且不但有道理，并且符合孔子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

《礼记·礼运》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话：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 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所谓“大同”，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人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天下为家”是专制主义的最大特征，统治者们为了自己的私欲，假借国家的名义，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力。由于统治者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只好用暴力来维护自己的不公正的统治，并通过强权来推行专制主义人文意识。暴力和强权破坏了自由的传统，人民的民主权力和自由地表达自己意见、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行为的权利被剥夺了，人民只有服从和牺牲的自由，而没有表示不满的自由，而统治者却逐渐地建立了推行专制主义的自由。孔子心所神往的是人人平等、自由的“大同”，“小康”时代虽能谨礼、著义、考信、著过，刑仁讲让，示民以常，已是不得已，至如孔子之时的鲁国，则违背礼义，“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与“小康”之世相比较，在孔子眼里，无疑又退了一大步。

如果我们把孔子关于大同和小康、乱世的三个时代和公羊三世学说结合起来，我们发现，孔子认为，社会的发展经过了大同到小康，小康到乱世的一个蜕化过程，文教未明的乱世，正是春秋时代；渐有文教的小康时代，是升平世，对应的是夏、商、周三代，即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代；而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的太平世，则所指应该是五帝时代，以尧、舜禅让为标志。这个三世得蜕化过程，也是商鞅游说秦孝公时等而下之的四个过程的前三个阶段。《道德经》曰：“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其论述由道而德而仁而义而礼的蜕化历史，正是由五帝到三王再到霸王再到君主集权时代的文化轨迹，五帝以道治国，三王以德治国，霸王以仁义治国，而到了君主集权时代，则用礼法治国，甚至只用刑罚治国了。

孔子指出了社会蜕化的三个阶段后，认为社会变革，也应该遵循三阶段，进行渐进式的回归。而回归的第一步，就是实现以德治国的小康时代，而小康时代有以周代最为进步，所以孔子主张首先恢复周礼，但是礼本身作为家天下的产物，孔子并不是无条件接受的。所以，恢复周礼以后，最终还是要向“尽善尽美”的大同方向发展。

恢复周礼，走向大同，最主要的是培养“仁”。孔子云：“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的弟子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爱人”就是以善心对待同类，而其前提就是承认人的平等权利，而对人的平等权利的肯定，也就意味着承认他人的自由。孔子为了贯彻“爱人”的原则，提出了“恕”的行动纲领，学生问他“有一言而可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作为孔子“一以贯之”之“道”，是实现“仁”的基本途径，实现了“恕”，也就是实践了仁，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行为原则的两个方面，都是“能近取譬”的“恕”，其核心是把他人看成是与自己一样有平等权利的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自己不愿意承受的痛苦，绝不能强加于人；自己想实现的愿望，应该允许别人实现。也就是说，要承认他人和自己有同样的平等权利，不驱使他人，不强迫他人，也就是说，要给他人自由的权力。

孔子在强调“爱人”的时候，更多强调的是给他人自由，他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即对自己严格要求，而对别人宽宏大量。孔子这样做，并不是认为自由对自己不重要，而是他要教导他的学生去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者只有限制自己的欲望，才能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以模范的行为影响他人，进而创造一个好的道德环境，实现全民的富祉。所以，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节用”就是抑制欲望，“爱人”就是强调统治者与人民的平等，“使民以时”，就是要给人民更大的自由权利。所以，孔子赞扬原始氏族社会的“无为”，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就是不限制人民的自由，让人民自由地生活。

康有为《孟子微》说“不忍人之心，仁也”，又认为：“一切仁政，皆从不忍之心生，为一切根，为一切源……太平大同，皆从此出。”他认为，只要从博爱的立场出发，就可以产生平等、自由、民主诸观念，进而实现世界大同。这与孔子的逻辑线索一致。而谭嗣同《仁学》提出仁——通观念，认为“通之像为平等”，而仁——通——平等是一脉相承的。

孔子把大同看作是最终理想的观点，我们在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中找到了佐证。《唐虞之道》以禅让为大仁大义大圣，曰：“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自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方在下位，不以匹夫为轻；及其有天下也，不以天下为重。有天下弗能益，亡天下弗能损，极仁之至，利天下而弗利也。禅也者，上德授贤之谓也。上德则天下有君而世明，授贤则民兴教而化乎道。不禅而化民者，自生民则未之有也。”在这里，作者把“仁”、“义”、“圣”与天下为公的大同“禅让”的理想结合起来，并认为真正的治世的到来必然依赖于建立“禅让”的民主政体，这就使“仁”所具有的平等精神就更加清晰。从而也证明儒家思想决不是维护政治的专制主义体制的，而是把实现大同看作是最后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