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论》第一简孔子曰后应为“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而“隐”的释义应该是“私”，孔子的意思是说诗没有表达私志的，乐没有表达私情的，文没有表达私意的，所表达的都应该是合于仁义的无邪之志，无淫之情，无私之意。同时，应该注意《孔子诗论》第一简意义的完整性，诗、乐、文表达的无邪之志、无淫之情、无私之意，正是王道教化的功绩，人的动物性的私欲被人的文化属性所取代，正是体现了王道的景象，所以，“行此者其有不王乎”，与“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正是紧紧相扣的。而《孔子诗论》的这个思想，也是与传世《诗序》一致的。

一、《孔子诗论》第一简孔子曰后应为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包含二十九支竹简，《孔子诗论》的整理者已故马承源先生把这二十九支竹简分为六部分，其中第一至第四共四支竹简为《诗序》的内容，第五、第六共两支竹简为《讼》的内容，第七共一支竹简为《大夏》的内容，第八、第九共两支竹简为《少夏》的内容，第十至第十七共八支竹简为《邦风》的内容，自第十八至第二十九共十二支竹简为《综论》的内容。其中第一部分《诗序》第一简虽然残破，但是却表达了一段具有相对完整内容的重要观点，马承源先生认为这个第一简可以隶定为以下文字：

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

由于《孔子诗论》第一简“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后有一个较粗的墨节，马承源先生认为“这是文章分篇的隔离记号，或者是大段落的隔离记号”，马承源先生指出，由于“《诗论》中还有其他与此相同的二道隔离记号，上下所论都是诗的内容，有可能是大段落的记号”。因此，马承源先生推断，“行此者其有不王乎”这一段话，“据辞文，是论述王道的，这语气和《子羔》篇、《鲁邦大旱》篇内容不相谐和，当然也非《诗序》，由此揣测当另有内容”。如此，按照马承源先生的看法，“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实际包含两个部分，即“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和“孔子曰：‘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两段话，这两段话涉及到两个大段落，因此，就全文而言，不能说没有关联，在具体文意的把握上，又不能说有什么直接的传承或者隶属关系。

由于马承源先生认为《孔子诗论》第一简“从辞意看，应该是《诗论》的首简”。又认为“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几个字“当然也非《诗序》”，所以，按照马承源先生的观点，《诗序》的第一简中心的内容应该是去掉“行此者其有不王乎”这几个字以后，而直接变成这样一段话：

孔子曰：“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

关于马承源先生的隶定，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出版前后，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等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出版以后，这些不同意见先后发表，如裘锡圭先生就曾在《关于〈孔子诗论〉》一文中指出孔子曰中三个“亡”字后的字“可能应释为隐”。关于最后一字，裘锡圭先生也认为应该释为“意”字。其释文如下：

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 

另外，李学勤《〈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认为《诗论》二十九支竹简应该分为四组，即第十、十四、十二、十三、十五、十一、十六、二十四、二十、二十七、十九、十八为第一组，第八、九、十七、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二十一、二十二、六为第二组，第七、二、三为第三组，第四、五、一为第四组。李学勤先生认为，“如果以上四组编排可以接受的话，《诗论》全篇始于论国风，其次风与小雅，继之大雅和颂，以通说《诗》旨终结，确是有比较严密组织的著作”。李学勤先生在该文的附录《〈诗论〉分章释文》中，把《孔子诗论》分为十二章，其中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包含了马承源先生《孔子诗论》的内容。李学勤先生的释文如下：

第十一章 《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肃雍[显相]……五……行此者其有不王乎？

第十二章  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

可以看出，李学勤先生虽然认为“行此者其有不王乎”与后面孔子的话是两个段落，这与马承源先生相同，但是，比之马承源先生，李先生无疑更进了一步，他为“行此者其有不王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归宿。同时，李学勤先生认为马承源先生所释“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应该是“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其认定“隐”字“意”字与裘锡圭先生意见一致。

关于《孔子诗论》第一简，还有一些其他的释文，如廖名春教授《上海博物馆藏诗论简校释》的释文，虽然仍然与马承源先生一样，把该简仍然放在第一简的位置，但是释文却与马承源先生和李学勤先生有细小差别，其释文如下：

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亡泯志，乐亡泯情，文亡泯言。”

周凤五《〈孔子诗论〉新释文及注解》竹简排列同于马承源先生，关于第一简三个“亡”字后的三个字，则同李学勤先生的意见。其释文如下：

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

王志平《〈诗论〉笺释》竹简排列同于马承源先生，关于第一简三个“亡”字后的三个字，则释为“吝”字。其释文如下：

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亡吝志，乐亡吝情，文亡吝言。”

另外，饶宗颐先生也是主张《孔子诗论》第一简三个“亡”字后的三个字应该解释为“吝”。

何琳仪《沪简〈诗论〉选释》则认为《孔子诗论》第一简三个“亡”字后的三个字应该解释为“邻”，而“邻”又应该读为“陵”，其释文云：

孔子曰：“诗亡陵志，乐亡陵情，文亡陵言。”

可以看出，关于《孔子诗论》第一简孔子曰中三个“亡”字后的三个字如何认定，是所有的释文者都很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分歧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孔子诗论》第一简的字型而言，三个“亡”字后面的字型，释“隐”无疑比释为“离”、“泯”、“陵”可能更准确一些。这也是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的问题，上举周凤武的释文，以及陈桐生教授的专著《〈孔子诗论〉研究》，黄怀信教授的专著《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的释文，在“隐”字的认定上，都和裘锡圭、李学勤先生相同。黄怀信关于该简的次序，也与李学勤先生相同。

另外，关于“言”与“意”的认定上，由于《孔子诗论》第一简底端残破，最后一字已不完整，虽然很多研究者都使用“言”字，但是，裘锡圭先生等人释为“意”，应该更接近古代人的用词习惯。李学勤先生《谈〈诗论〉“诗无隐意”章》除了指出“言”为“意”外，还指出“意”字的写法可以参看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之容庚《金文编》第717页之“意”字，并认为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一句，“实有总括全文之意”。而陈桐生教授虽然用“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的释文，但是对于“言”这个字，却解释为“言意”。实际上就是对释为“言”的积极修补，实际上他也是看出了释“言”不如释为“意”更为妥帖。

二、关于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文意的主要见解

综上所述，就目前的普遍可以接受的认识来看，《孔子诗论》第一简的释文，应该是“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理解“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这句话的文意，最关键的是如何认识“隐”字的字义，对于“隐”字的字义的理解，将直接关系到对“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这句话的理解。

关于其中的“隐”字的字义，裘锡圭先生认为：

第一简的“亡”应读为“无”。诗言志，乐表情，文达意，但诗文之志意不见得一目了然，乐之情也不是人人都能听出来的。孔子之意当谓，如能细心体察，诗之志，乐之情，文之意都是可知的。所以说：“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隐”有不可知之意。孔子说诗，也就是要明诗之志。

因为《孔子诗论》第二十简有“其隐志必有以喻也”之句，裘锡圭先生认为：“《木瓜》作者通过礼物的投报，将‘藏愿’表达出来，就是使其‘隐志’得‘喻’。这跟‘诗无隐志’并不矛盾。”也就是说，第一简的“隐”与第二十简的“隐”表达的是同样的含义。如此，《孔子诗论》第一简的意思是说诗没有不知志的，乐没有不知情的，文没有不知意的。

李学勤先生在《谈〈诗论〉“诗无隐意”章》中，详细地说明了《孔子诗论》第一简孔子之言中三个“亡”字后之三字，应该释为“隐”的原因，并认为“隐”就是“隐藏”的“隐”。则《孔子诗论》第一简的意思为诗没有隐藏志的，乐没有隐藏情的，文没有隐藏意的。

陈桐生教授认为“隐”是“隐藏”之意，认为“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的意思是“诗不要隐藏情志，乐不要隐藏性情，文不要隐藏言意”。

黄怀信教授也是以“隐”为“隐藏”之意，认为“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的意思是说“诗没有隐藏思想的，乐没有隐藏情感的，文字没有隐藏含义的”。

在上面的介绍中，我们既注意到以“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释文者的观点，也没有废弃以“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释文者的观点，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以“文亡隐言”释文者可能并不准确。同样，我们对于把本应释为“隐”的字，释为“离”“泯”、“吝”、“陵”者，也应该给予关注。

马承源以“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释文，则“离”为“离开”之意，也就是说，《孔子诗论》第一简为诗没有离开志的，乐没有离开情的，文没有离开言的。

廖名春以为《孔子诗论》第一简为“诗亡泯志，乐亡泯情，文亡泯言”，关于“泯”，廖名春教授认为乃“灭”之意，认为“诗亡泯志”即“诗言志”之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说，《孔子诗论》第一简孔子之言应该是说诗无无志，乐无无情，文无无言。

王志平以为《孔子诗论》第一简为“诗亡吝志，乐亡吝情，文亡吝言”，以吝为“贪”，吝志为贪志。也就是说，《孔子诗论》第一简为诗无贪婪之志，乐无贪婪之情，文无贪婪之言。

饶宗颐先生《竹书〈诗序〉小笺》虽然也认为《孔子诗论》第一简为“诗亡吝志，乐亡吝情，文亡吝言”，但是，他认为“吝”应该是“吝惜”的意思。他说：

隐是完全隐藏而不显露，吝是有所吝惜而保留。吝有所惜，故又训为啬。《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亡吝则无所惜，尽情尽意而为之，比“隐”更进一层。“诗亡吝志”者，谓诗在明人之志；“乐亡隐情”者，谓乐在尽人之情；“文亡吝言”者，谓为文言之要尽意，无所吝惜。

何琳仪认为《孔子诗论》第一简为“诗亡陵志，乐亡陵情，文亡陵言”，而“陵”的意思是“凌”，即“越”的意思，他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诗歌不可以使心志陵越，音乐不可使感情陵越，文章不可使言辞陵越”。

三、如何正确认识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的文意

我们注意到，上述诸学者，其释文无论是“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还是“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以及“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诗亡泯志，乐亡泯情，文亡泯言”，“诗亡吝志，乐亡吝情，文亡吝言”，“诗亡陵志，乐亡陵情，文亡陵言”，多数人都是着眼于诗的言志功能，这说明各位研究者的解释，都是试图抓住了孔子及中国古代诗学的核心问题，所以诸位学者的诠释都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虽然如此，我们觉得以上诠释，仍然有重新思考的地方。

比如裘锡圭先生认为，“隐”是不可知的意思，那么，“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的意思就是说诗没有不知志的，乐没有不知情的，文没有不知意的。这个解释完全符合孔子的言志思想，就是说，诗言志，乐言情，文言意。如果说诗言志、乐言情是因为存在者不言志的诗，不言情的乐，难道还存在着不言意的文吗？文本身就是要表达意思的，如果没有意思，那就不是文了，所以，所有的文，都是表达意的。既然所有的文都是表达意的，而某些诗可能不表达志，或者没有表达“无邪”之志，某些乐可能不表达情，或者表达的不是符合《韶》、《武》之情，孔子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说：“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那么，“诗亡隐志”，说的是诗表达的应该是无邪之志，其意思就应该是“诗不能不知道无邪之志”；“乐亡隐情”，说的是乐应该表达《韶》、《武》之情，而不是表达郑、卫之情，其意思就应该是“乐不能不知道《韶》、《武》之情。应该说，如果把“隐”理解为“不可知”，对于解释“诗亡隐意”、“乐亡隐情”无疑是有效的。但是，对于解释“文亡隐意”，此处孔子要求文所要表明的是何种“意”，如果我们没有对“意”有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的界定，其意思一定是欠明确的。

又李学勤先生等人以“隐藏”解释“隐”，则“志”、“情”、“意”或者“言”，就只能存在于普通意义上，所说就是“诗亡隐志”指诗没有隐藏志的，所以所有诗都表现了“志”，“乐亡隐情”指乐没有隐藏情的，所以所有乐都表现了“情”；“文亡隐意”或者“文亡隐言”指的是文没有隐藏意或者言意的，所以所有文都表现了“意”。固然，因为孔子所见诗，都是表达志的，而《诗经》的“志”都是体现“无邪”精神的，然“乐”则有《韶》、《武》与郑、卫之区别，如果不隐藏郑、卫之情，则乐无以道和。《礼记·乐记》曰：“乐者天地之和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曰：“《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又说：“《乐》以发和。”又《礼记·乐记》曰：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之与音，相近而不同。”

文侯曰：“敢问何如？”

子夏对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文侯曰：“敢问溺音何从出也？”

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趣数烦志，齐音骜辟骄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诗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曰‘诱民孔易’，此之谓也。然后圣人作为鼗鼓椌楬埙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亷，亷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歡，歡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魏文侯是有德君主，虽然如此，他还是听古乐而欲眠，听郑卫之音则不知疲倦。子夏分析其中的原因，认为古乐目的在于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新声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只有声音而已。乐者乐也，乐不同于音，就在于乐有教化的目的。圣人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谓之德音，故称为乐，可以为父子君臣纪纲，为天下大定，郑、卫之音，为溺音。如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趣数烦志，齐音骜辟骄志，皆淫于色而害于德，君主如果好淫声，必然导致上行下效。圣人以雅乐之鼗鼓椌楬埙箎此六者为德音之音，以钟磬竽瑟和之，以干戚旄狄舞之，以此祭先王，献酬酳酢，官序贵贱，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君子之鼓舞歌诗，绝不是为了音律的铿锵动听，而是为了德治的需要。子夏关于郑声与雅乐的区别，归根结底，就是郑声追求音律的轻柔低靡，引人沉醉于音乐形式之中，追求鼓舞歌诗艺术美的享乐感受，而雅乐所追求，则是音乐背后所暗示的道德力量，是移风易俗的伟大魅力。如果不区分乐所体现的情的性质，只强调不隐藏情，显然，也与孔子的基本乐论精神不相符合。至于文没有隐藏“意”或者“言意”，更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表述。因为文都是表现“意”的，就这个意义上说，“文无隐意”就是一句没有意义的话了。但是，有些人文过饰非，所表达又不是真正的“意”，在这个意义上，“文无隐意”又是一句脱离实际现象复杂性的话了。

至于把“隐”释为“离”，即说诗没有离开志的，乐没有离开情的，文没有离开言的，释为“泯”，即说诗无无志，乐无无情，文无无言，两个释义虽然在“隐”字的认定上可能有误，但是所表达的关于诗、乐、文的意思与在“隐藏”的意思上解释“隐”的观点实际上并无不同，其缺憾也同于在“隐藏”的意义上解释“隐”。而饶宗颐先生以“吝”为“吝惜”，认为“吝惜”是有所保留，和“隐藏”有程度的不同，所谓“诗在明人之志”，“乐在尽人之情”，“为文言之要尽意，无所吝惜”，意思实际与解释为“隐藏”并无多大不同。何琳仪以“陵”为“越”所谓“诗歌不可以使心志陵越，音乐不可使感情陵越，文章不可使言辞陵越”，与我们所知的孔子诗论精神，很难建立联系。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解释“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这句话，我认为“隐”应该训解为“私”的意思，则这句话的意思就一目了然了。孔子的意思是说，诗没有表达私志的，乐没有表达私情的，文没有表达私意的，所表达的都应该是合于仁义的无邪之志，无淫之情，无私之意。

按以“隐”训“私”，在传世文献中是很普遍的意思，如《吕氏春秋·圜道》云：“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则分定，分定则下不相隐。”高诱注曰：“隐，私也，君臣上下无私邪相壅蔽之。”又《文选·颜延年〈赭白马赋〉》有“恩阴周渥”句，李善注引贾逵《国语注》曰：“隐，私也。”《后汉书·钟离意传》云：“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李贤等注云：“隐，犹私也。”而《说文解字·阜部》云“隐，蔽也”，《广雅·释诂一》曰：“隐，翳也。” 蔽、翳的意思，实际和我们所说的“私”的意思紧密联系，都是源于为一己之私所隐蔽，而不能克己。《论语·颜渊》曰：“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己”就是克服私欲，用人的文化属性约束人的类似于动物的私性。

实际上，王志平虽然把“隐”释为“吝”，我们认为是欠妥的，但是，他把“吝”和“贪”联系起来，认为诗无贪婪之志，乐无贪婪之情，文无贪婪之言，这个意思，注意到孔子所论述的是诗、乐、文的一种理想的境界，这个看法，已经很接近我们把“隐”理解为“私”了。因为贪婪实际上就是“私”的一个重要表现。贪婪也必然带来邪恶和壅蔽，对诗、乐、文都是有害的。

按《孔子诗论》第二十简与第十八、十九简，按照马承源先生的释文，应该全是有关《木瓜》的评说文字。关于这一点，几乎所有的释文者都同意。第十八简有关《木瓜》的释文如下：

因《木瓜》之报，以喻其怨者也。

第十九简有关《木瓜》的释文如下：

《木瓜》有藏愿而未得达也。

《孔子诗论》第二十简有“其隐志必有以喻也”，这句话也是说《木瓜》一诗的。而第二十简所谓“隐志”，也就是第十九简之“藏愿”，这个“藏愿”实际就是“私志”，也就是第十八简所谓“怨”。

四、如何认识《孔子诗论》第一简的逻辑关系

《孔子诗论》第一简云：“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按照马承源、李学勤先生的看法，认为“行此者其有不王乎”与“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在内容上没有密切的关系，其主要根据是“行此者其有不王乎”与“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之间有一墨节，马承源认为“行此者其有不王乎”不属于《孔子诗论》中的《诗序》内容，李学勤先生则把“行此者其有不王乎”放在属于讨论《清庙》内容的第五简后，因为第五简提到了“王德”。

范毓周教授《上海博物馆楚简〈诗论〉的释文、简序和分章》把这个墨节定义为墨钉，与这个墨钉类似的，在《孔子诗论》中，有第五简“颂是也”与“《清庙》王德也”之间的墨钉，第十八简最后一字后的墨钉。大量的是比墨钉细的墨节，几乎每一简都有，而且每一简不止一处。就我个人认为，这个大的墨钉，或者与细的墨节并没有多大区别，而且，认为《孔子诗论》的作者用这样的符号来有意识的区别章节，在出土的竹简中，尚缺乏充分的证据来说明。即使这个墨钉真如大家所说的是章的分界，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意思存在很大区别，马承源先生因此认为“行此者其有不王乎”不是《孔子诗论》中《诗序》的内容，而“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意”是《孔子诗论》之《诗序》，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实际上，在孔子及其后学看来，诗是反映世道人心的，只要诗没有表达私志的，乐没有表达私情的，文没有表达私意的，所表达的都是合于仁义的无邪之志，无淫之情，无私之意，也就是说，王道教化的功绩发挥了作用，人的动物性的私欲被人的文化属性所取代。这是一种体现王道的景象。所以，“行此者其有不王乎”，与“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正是紧紧相扣的。《诗序》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变，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眀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诗的志的善否，与社会政治的善否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诗序》的作者早就揭示的真理。没有私志的无邪的诗，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所以诗也是先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主要工具。治世之音的安而乐，体现政和的特色；乱世之音的怨而怒，体现政乖的壅蔽；亡国之音的哀而思，反映了人民困苦的状态。只有在治世，才能出现没有私志的无邪的诗，无淫情的乐，所以，《孔子诗论》第一简反映的思想，是与传世的《诗序》一脉相承的。那种把传世《诗序》和《孔子诗论》对立起来或者割裂开来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