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有人认为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这个观点今天在很多学者和世俗的眼里，还很有呼应。在秦代，秦始皇也认为以儒生为主体的博士不切实用，本文通过对秦博士与秦始皇帝之间的对立，说明儒家与仁义为理想，而秦始皇帝以集权为目的，公然与人民为敌，因此，他们道不同。博士不为秦始皇帝所用，正是儒生的价值所在。

　一、孟子的“迂远而阔于事情”

《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而《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儒家得失云：“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前者强调儒家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之学，而后者则认为儒家除了“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尚有价值外，就总体而言，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又说邹衍曰：“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

战国之时，秦用商君变法，而能富国强兵；魏、楚先后用吴起，曾经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诸侯忙于合从连衡，崇尚攻伐，而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守孔子之道，述唐、虞、三代之德，而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邹衍的境遇与孟子形成鲜明对照，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赵平原君侧行撇席，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司马迁感叹说：“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而内圆凿，其能入乎？”

卫灵公问阵，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不是孔子、孟子不知道卫灵公、梁惠王所想，而是不愿意迎合卫灵公、梁惠王的不义之战，所以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这种“迂远”，正是孔子、孟子的坚守，其“阔于事情”，是与违背仁义的事实人情保持距离，而不是不明事理。儒家的这种精神，正是中国社会保持向善力量的源泉。孔孟之后，秦代的博士与秦始皇的对立，也与此密切相关。

二、秦博士制度的建立

博士制度的建立，最迟不得晚于战国。董说《七国考》曰：“《五经异义》曰：‘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班固亦云：‘六国时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刘向《说苑·尊贤》提到淳于髡为“博士”，而《汉书·贾山传》说贾山之祖父贾祛曾为魏王“博士弟子”，《史记·循吏列传》说公孙休为鲁博士，《史记·龟策列传》说卫平为宋博士。这说明博士制度的设立，在战国时代是普遍的事。

《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之言曰：“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谓游者，就是从事游说事务的文人。刘向《战国策叙》说文士之重要性，曰：“所在国重，所去国轻。”此意王充也深表赞同，《论衡·效力》指出，战国时文人“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也就是说，谁失去了文人，谁就失去了成功。战国时期的诸侯王为了使用文人的智慧，所以设立博士之职，以备顾问。“博士”名称的出现，就充分地肯定了“博学的文人”的才识。

战国之时，齐国聚集的文人最多，《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曰：“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根据齐国稷下学宫的情况，我们可以认为，淳于髡等人的“列大夫”之职，大体可能就是“博士”的别名，其级别则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属于学术顾问官。瞿蜕园《历代职官简释》曰：“博士在秦、汉为学术顾问官的性质，既各司其专门之学，又参预政事讨论，并出外巡行视察。”

我们今天无法确知秦设博士始于何时，不过，秦国的客卿的地位虽重，但其身份大体也有与“博士”相类似之处。及秦统一天下，则秦博士已经是一个常设的官职了。

关于秦博士的职掌，马非百《秦集史》指出：“其职掌有三：一曰通古今，二曰辩然否，三曰典教职。前二者政治之事也，后一者文化教育之事也。盖始皇即位之初，本有一种议事制度。凡国家有事，无小大，辄先下其议于群臣及博士，使其共同讨论，然后以讨论之结果，上之皇帝，供其采行。”

就博士员额而言，秦汉时代，博士人数甚众，至后代却逐渐减少，博士的地位也日益衰落。秦汉时博士常顾问侍从，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史记·封禅书》说秦有博士七十人，则说明秦代博士受到了秦始皇的重视。瞿蜕园指出：“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官秩为比六百石，员额多至数十人。至武帝特崇儒术，于是置五经博士，各以其家法传授于弟子，每经不止一家，故有博士十四人。其所传授之人，则称博士弟子。汉以后学术之传授多在私家，博士之任渐轻。唐制，国子监博士虽为正五品官，仅置五人。其太学博士、广文馆博士以下品秩尤卑，书算学博士仅为从九品。汉代属于太常之博士，唐代仍设于太常寺，为正七品官，则仅掌议礼而已。故唐以后直至清代，惟此两处有博士。清代国子监博士仅二人，足见其尤不重视。”

秦始皇重视人才，应该多少受到过吕不韦的影响，因为吕不韦是秦王政年轻的时候接触最多、同时又于秦王政来说最重要的一位长者。吕不韦在为秦王政的父亲谋位中有大功劳，在秦王政的父亲公子异人流放赵国、充当人质的生涯中，带给了公子异人以新希望，后来，帮助公子异人取得了秦王的权柄。他虽是商人出身，后却弃商从政。我们虽无法度量吕不韦是否有真才实学，但是，他所组织编纂的《吕氏春秋》，却无疑可以使人把他与文人的身份联系起来。吕不韦凭借与秦始皇的父亲公子异人的特殊关系，在秦王政即位之初，手握重权，其招揽天下人才的行为，足可与信陵、春申、平原、孟尝诸君子比肩，其重视文章，也与齐国不相伯仲。马非百《秦集史》说吕不韦编《吕氏春秋》的缘起时指出：“庄襄王薨，太子政即位为王，不韦为相，又益尊重，号称仲父。……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致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之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三、秦博士事迹举隅

秦有博士七十余人，其中多为儒生，马非百《秦集史》认为今尚知名者凡十七人，如李克及其学生伏胜、淳于越、鲍白令之、桂贞、茅焦、叔孙通等人。他们在任职博士时期，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史记·儒林列传》云：“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汉书·儒林传》亦曰：“伏生，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伏生是著名尚书专家。

《说苑·至公》曰：“秦始皇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禅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纣之道也，趣说之，不解则死。’令之对曰：‘臣请说之，陛下筑台干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骊山，宫室至雍，相继不绝。所以自奉者，殚天下，竭民力，偏駮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无以应之，面有惭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鲍白令之以秦始皇无道，所以反对其实行禅让制度，体现出一个儒者的正义。

桂员为儒者，据《秦集史·博士表》引宁濂《桂氏家乘序》，桂贞在坑儒时被害。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茅焦说秦王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曰：“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秦集史·茅焦传》的记载更为详尽，云：“秦王政九年，嫪毐为乱，事连太后，秦王夷毐三族。遂迁太后于雍，处之萯阳宫。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四肢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矣。焦乃往上谒曰：‘齐客茅焦愿上谏王。’王使使出问客：‘得毋以太后事谏耶？’焦曰：‘然。’使者还白。王曰：‘走往告之，不见阙下积死人耶？’使者问焦，焦曰：‘臣闻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来者，欲满其数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焦邑子同食者尽负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王大怒曰：‘是子故来犯吾禁，趣炊镬汤煮之，是安得积阙下乎？’趣召之入。王按剑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焦不肯疾行，足趣相过耳。使者趣之，焦曰：‘臣至前则死矣。君独不能忍吾须臾乎？’使者极哀之。”秦始皇最终没有杀茅焦，茅焦凭借其过人智慧，未蹈前二十七人之覆辙。茅焦的行为虽然类似从横家，但其思想却明显是儒者的立场。

在秦博士中，叔孙通是有生存智慧的儒者。《史记·刘敬叔孙通传》载，“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徵，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败于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叔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秦二世皇帝时，山东陈胜造反，二世召博士诸生问询，博士诸生三十余人皆言无曲折，独叔孙通见二世不能听实言，遂说盗不足虑，秦二世令御史治博士诸生所非宜言，叔孙通得晋为博士。叔孙通返舍，诸生责问先生何言之谀也，而叔孙通认为他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躲避眼前之祸，其返舍后马上逃亡本身，就表明了他不是为了求得富贵而曲意奉承。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故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耕，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仆射周青臣进颂，当然是为了讨好秦始皇帝，而博士齐人淳于越的进谏，其立场无疑也是为了秦的长治久安，但是不合乎秦始皇帝的想法，导致了一切焚书。李斯如此卑劣的提议能被秦始皇帝认同，就在于秦始皇帝本身的利令智昏。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淳于越的建议，虽然受到李斯的批判，以为是“腐儒”，但并没有让秦始皇或者李斯东废除博士之想。

另外，还有部分博士事迹，《史记·秦始皇本纪》不载姓名，如秦始皇帝二十八年，“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三十七年，“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

《史记·封禅书》载，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葅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於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记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四、秦始皇的期望与秦博士理想的对立

秦始皇设立博士制度，既由于博学之士地位的尊宠，也缘于他们的智慧的重要。而博学之士赢得尊宠的地位，是与其智慧的重要联系在一起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有秦始皇的一段话，准确地表达了他对博士的期望，秦始皇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秦始皇设立众多博士职位，既为了显示其重视人才、招贤纳士的气度，也欲众博士以其智慧、润色鸿业，敷赞革命。而欲众博士以其智慧、润色鸿业、敷赞革命的目的，是最根本的目的，所以也是最重要的。

应该说，自战国至于秦，秦国诸王及广大文士都有良好心态以实现君臣主客的合作。在战国文人参政过程中，尤以秦国文人地位最重，权力最大，成功最多，其原因就在于秦国任用人才，不拘资历、来历，格外拔擢，如商鞅、张仪、范睢、蔡泽、吕不韦，乃至在秦始皇时代脱颖而出的李斯，皆叱咤风云，位极人臣，在秦国及战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秦统一天下后，众博士中，却鲜有飞黄腾达之人。不是因为秦始皇改变了重视人才的策略，也不是众博士无才，而是众博士的理想与秦始皇的期望大异其趣。在前述秦博士的事迹之中，很难找出真正赞同秦始皇帝主张的事件。原因就在于秦始皇帝的主张，往往以专职集权为目的，而博士的建议，重在体现仁义的政治诉求。

在秦统一后，秦始皇就重大问题，多次征询博士意见，其民主精神，即使在今天，也是很难得的了。但是，对于秦始皇来讲，他需要的是博士们沿着他的思路思考，给他的主意锦上添花，而不是反对他的观点。但是，博士们却不愿意违背自己所好，曲意奉承，所以，秦始皇就决议抛弃博士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已。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秦始皇并不仅仅是因为几个方士没有得到奇药，而偷偷逃跑，使他蒙受经济损失，才气急败坏，非杀之而后快。其坑儒的真正目的，是所谓“妖言以乱黔首”，“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因此，其所坑杀，就不仅仅限于方士，而是株连所有儒生，并与焚书的政策联系到了一起。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秦博士参与的重大决策，除了上述鲍白令之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关于禅贤与世继之议，茅焦关于迎太后之议，叔孙通在二世皇帝时候的陈词，淳于越之谏，二十八年刻石颂秦德之议，封禅望祭山川之议等，《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帝号之议，立诸子为王之议。马非百《秦集史》指出，以上事件，“殆无不有博士参与其间”。博士职掌不仅国家大事，马非百《秦集史》又指出：“即皇帝个人有所疑难，亦往往就主管博士征询意见，以资参考。如三十七年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则召问占梦博士。二十八年，始皇渡江至湘山祠，遇风不得渡，则召问随行之诸博士。二世闻陈涉起山东，则召问叔孙通等诸儒生博士。”

应该说，秦始皇对博士仍然是重视的。所以，马非百《秦集史》总结说：“凡此，皆通古今、辩然否之事，始皇帝所胄‘吾悉召文学方术之士甚众，欲以兴太平’者也。其用意之善，立法之美，岂在尧咨四岳，舜察迩言下哉。惜诸博士品类不齐，又皆迂腐寡识，不谙时务。”按照马非百先生的结论，秦博士自身不过硬，所以才招致了最后的灭顶之灾。秦博士自身的毛病，一是“品类不齐”，即其中杂有神仙方术之士，实同骗子；二是“迂腐寡识，不谙事务”即不能正确理解秦始皇的统治意图，不能顺应潮流，追逐时务。

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中央集权政体，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建立郡县制，是一套与成周以来已地方自治为特点的政治体制传统格格不入的社会制度。对于秦始皇的政体，并非人人可以接受。如前述博士淳于越等人并不喜欢建立在中央集权基础上的郡县政体，主张分封子弟功臣，其理由是可以互为援助。究竟是中央集权好，还是分封制好，这是一个难以一句话说得清楚的问题。西周分封，终至于尾大不掉，产生礼崩乐坏之动乱；而秦朝实行郡县制，虽可加强中央权威，防御割据势力的出现，但不能使宗室功臣得到土地人口之利，缺少奋起自卫的利益驱动，一旦有人登高一呼，天下群起响应，其危险也是巨大的。如果说分封制的危险在后世的话，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危险则在当代，这也是被秦朝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博士淳于越等人正是预见到了郡县制可能带来的危险，而反对郡县制。淳于越等人赞成分封制的原因，就在于分封制是为过去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在分封制上，秦始皇帝与大臣的对立，表明秦始皇帝有他自己上一个全新的完全不同于过去政治制度的考虑，所以，他跟博士的对立，也就是必然的了，因为他们之间的政治主张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秦博士数量达七十人之多，是自秦至清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而博士人员的构成，则为“齐、鲁之儒生”，儒生守儒家之业，“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是以仁义为旗帜的。而秦始皇所心折的法家，是以强权集权为处事原则的。《商君书·更法》指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也；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在商鞅及其后学的眼里，夏商周三代礼不同而王，春秋五霸法不同而霸，制定法是智者的事情，遵守法是愚者的事情；礼是贤人所定，而不贤之人为礼拘泥。欲王欲霸，欲成为智者贤人，就得反古改制。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有秦始皇心仪韩非学说之事，说“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后来，秦始皇终于见到了韩非。虽然因李斯等人的离间，秦始皇没有任用韩非，但韩非的主张却为秦始皇所信奉，这是确定不疑的。

韩非子作为是古非今论者，其观点可谓旗帜鲜明。《韩非子·五蠹》论社会变化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胄，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价值观念的变化，是与生存环境的变化相联系的。韩非楬橥此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强调因时变法的必要性，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因此而背弃仁义，于人民为敌，则根本上动摇了法家学说存在的价值。秦始皇以韩非子这样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他所希望的博士官，当然是能以自己的思维方式敷赞大业，特别是在他自己以革放鼎新的理论实现了天下一统的伟业之后，他就会更加确信法家思想的正确性，而博士淳于越等人不顾实践检验的结论，仍然只相信“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未所离也”，即反古可能带来一时的胜利，但却会因为破坏了以仁义为核心的古代传统，因而也就破坏了传统的惯性，失去永久性。这是明显地诅咒秦王朝，并公然与秦的胜利对抗。一方是秦始皇，他握有胜利，深信胜利果实的坚固性，并为此在不断完善专制政体；一方是儒生，面对秦的胜利无动于衷，并认为秦的胜利是暂时的，不可靠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君主的希望与博士们的理想合不上拍，因此，秦始皇对持有深刻仁义思想的博士们就有了“乖异，难施用”的结论了。但是，最后，还是博士们的预言胜利了，秦的短祚，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检讨秦博士与秦始皇的对立，我们认识到，秦博士的“乖异，难施用”，或者被称为“腐儒”，只是他们固守自己坚定的信念，不随波逐流、趋炎附势，而不是真的“迂远而阔于事情”。今天，当我们站在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类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再来认识孔子与孟子的主张，我们应该对儒家有个全新的认识。也就是说，孔、孟及秦博士们的理想和追求，才是真正有永恒价值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