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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脊梁

2017-10-20 09:51:00  作者:史飞翔  来源:中国孔子网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饱含深情地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纵观中华文化史,在那些以学术文化为志业的大师学人中,的确有不少是“舍身求法”、“为民请命”,有的甚至是以中国文化的托命人来自居。 

  国学大师章太炎一直以中国文化的托命人自居,将自身等同于中国文化。民国初年他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他在给夫人汤国黎的一封信中写道:“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也!”当时章太炎以绝食来反抗袁世凯,很多人劝他进食,他誓死不从。后来,他的一个弟子说:“你若是饿死了,谁来传承华夏文化?”章太炎一听,顿时从床上一骨碌爬起,令人拿来饭菜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 

  太炎门下弟子黄侃同他的老师一样,恃才傲物、睥睨天下。黄侃在金陵大学授课时多次表示:“余于中国学术,犹腰蜂也。其屑微已甚,然不可断。断,学术其亡乎!”这同样是一种“舍我其谁”大担当。 

  梁漱溟,这位“中国最后一位大儒”身上始终有一种文化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他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抗战时,他从日本占领下的香港偷渡离港,船在海上遭遇风暴,同船的人个个吓得面无人色,只有梁漱溟泰然自处,若无其事,他相信“安危自有天命”。脱险后,梁漱溟给儿子写信:“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名士刘文典学贯中西,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他恃才自傲,狷介无比。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正好从此公身边经过,刘见状大怒,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刘文典藐视沈从文固然不对,但他以“保存国粹”为己任,却未尝不是一种大使命。 

  哲学家冯友兰八十岁才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当时很多人都很担心他不能完成。为激励自己冯友兰在医院里吟诵《古诗十九首》中:“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他用平静的语气对女儿宗璞说:“庄子说过‘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张横渠又说‘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正是凭着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担当精神,终于赶在逝世前半年将《中国哲学史新编》写完。 

  当代学人夏志清为人开朗,但颇自负。他很看重生命,患心脏病后尤其如此。他在给学者陈子善的信中几次说道:“你能不能多吃点维生素,保证营养?我就吃很多维生素。”夏志清之所以这样做理由是:我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一定要多活几年,这就是对文学史做贡献了。余英时先生更干脆,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几千年来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很大程度上依赖的就是这些身负使命感和担当精神的,以“中国文化托命人”而自居的文化大师们的薪火相传。正是他们的孜孜矻矻,“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才使得中华文化能够像陈寅恪先生说的那样“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责任编辑:张晓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