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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故相推”——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2017-11-27 16:10:00  作者:孙羽津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400年前,明代思想家王夫之用这句话高度概括了事物发展运行的客观规律;在2017年初始,习近平总书记又将这句引入新年贺词,引领我们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细细领会这句话的含义,“新”与“故”被放在对等的位置,着眼点是“推”“生”和“不滞”。这启示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尊重传统与改革创新同等重要,既要向前看,也要向后看,归根结底是在“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的基础上向前看,是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向前看。
  重审传统,发现“故”的意义
  回望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之间,就是在“新故相推”的过程中,不断地转化发展,环环相扣,密不可分。比如,古人讲“忠”,大多是忠君;而革命文化里的“忠”,已发展为忠于革命事业;再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为突出地表现为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随着时代的发展,“忠”的对象有所变化,“忠”的内涵也在不断与时俱进,但三者本质上都是爱国主义的体现。
  我们常说,杜甫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爱国主义情怀主要体现在对国家命运、对百姓疾苦的高度关切上。古人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杜甫的一生沉沦下僚,但一直怀揣着一颗真挚的忧国忧民之心。宋人曾说杜甫“每饭不忘君”,他经历了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唐代宗李豫三个君主,特别是唐玄宗晚年腐化堕落,最终在安史之乱的硝烟之中断送了大唐盛世,像这样的皇帝,杜甫仍会说“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就在杜甫热情歌颂“尧舜君”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里,他还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批判现实的千古名句。既然杜甫亲眼目睹并大胆揭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为什么还要说“生逢尧舜君”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君主即国家的代表,是理念性、符号性的存在。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之社会伦理》中云:“臣若无君则即在霍布士(Hobbes)所谓天然状态之内。中国传统底伦理学家之重视君,正与霍布士之重视国家同一理由。无君则我们不能维持我们的生活。”没有人不向往美好的生活,没有人不希望生活在繁荣富强的国家之中,因此没有人不希望拥有圣明的君主。玄宗也好,肃宗也好,代宗也好,他们都是在某一历史时期成为了这个符号的人,所有成为了这个符号的人,都理所应当地通过践履而无限接近君主的理念;即便最终不尽如人意,也无损于君主这个理念的神圣与崇高,不影响臣子乃至百姓们对君主这个理念的敬意,不影响对君主所代表的国家的热爱。与此同时,臣子们或直言进谏,或讽谕悟主,都是为着现实中不尽如人意的君主能够有所觉悟,并期待他成为尧、舜一样的明君,使得人们对君主这个理念的崇敬在现实之中得以落实、有所寄托。要言之,致君尧舜、忠君爱国是目的,是古人理想之所在;而批判现实、谏言悟主是手段,是实现理想的必然之路。由此可知,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批判自然是不可或缺的,而对“尧舜君”的憧憬,对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的期待同样重要。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的引领、没有对光明前途的展望,一味地揭露与批判,必然导致虚无而迷失方向,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借鉴传统,凝聚“新”的力量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古人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比照杜甫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哀”,是“发乎情”;“生逢尧舜君”是“不伤”,是“止乎礼义”。杜甫之所以能“哀”,能“发乎情”,就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之所以能“不伤”,能“止乎礼义”,也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二者本质相同,施之文艺作品中则能各尽其用。在著名的“三吏三别”中,杜甫也贯彻了这个创作原则。如《新婚别》中,用新婚妻子的口吻,抒发对从军丈夫的无限思念,以“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数语,揭示了国家的危乱给百姓造成的巨大苦痛,但杜甫并未一味抒写愁怨,更以“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数句,展现妻子深明大义、心系国家的一面,不觉振起读者的精神与意志。又如《新安吏》云: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在安史之乱中,唐王朝无休止的征兵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痛苦。这首诗中,杜甫客观地记录下征尽了成年男子又征召未成年男子入伍,家家痛哭、哀哀无告的场景。值得注意的是,自“我军取相州”以下,杜甫转而描绘前线的形势、劳役的轻松,用来劝慰身逢乱世、骨肉生离的百姓们。至“况乃王师顺”4句,又言唐王朝军队纪律严明,特别点出统帅郭子仪仁爱有加,一定会像父亲、像兄长一样,照料好那些少小离家的孩子们。纵观全诗,前半直叙朝廷征兵之严苛、百姓不堪之苦痛,为此杜甫给予了深切同情。但诗歌并未止于此,杜甫超越了个人的情感,站在国家的角度上,用真挚朴实的语言,为百姓们讲述前线的形势、王师的正义与统帅的仁爱,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百姓们的情绪,不仅让百姓们看到了自家孩子的希望,也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坚定了对国家美好前途的信心。
  透过1000多年前伟大诗人杜甫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他的不朽作品,我们深切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永恒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深切感到伟大的文艺作品必然饱含着“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而这源于创作者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如果说杜诗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那么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一定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创造出无愧于历史的时代经典。

  (作者:孙羽津,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讲师

责任编辑:赵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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