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们是不是处在空前的俗世化时代？

　　这个问题让很多人忧心忡忡。俗世化最显著的表现是物欲横流，耻感淡薄。毫无疑问，各种突破道德底线的事件，各种殊无禁忌刺激感官的话题，充斥于日常见闻，已是不争的事实。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可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物质享受高度发达，为什么社会道德却出现如此大的反差？要找回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精神，重构社会的基本价值，该从何处入手？

　　著名文史学者刘梦溪先生在论述六经的价值伦理时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中，仁爱、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同，这六组价值论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既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今天；不仅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基本义理，也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价值。为此，近年来他先后撰写《敬义论》、《论和同》、《立诚篇》，洋洋数万字陆续见诸报端。

　　最新的一篇，是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六期的《论知耻》。全文两万余字，以疏解《礼记·中庸》提出的修身三达德（即：智、仁、勇）为题点，论证“知耻近乎勇”一德为何是士之为士的首要品格。对“好学近乎知”和“力行近乎仁”两达德，也作有详尽疏解，对“仁”何以需要“力行”，文章提出了新的释证，认为仁是亲、爱、宽、博意涵的括称，只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方能得以呈现。孟子的“人之四端”之说，其中“羞恶之心”即为知耻，无知耻之心，在孟子看来则为“非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语出管子，也是第一次把“耻”和“廉”连接起来。欧阳修《新五代史》冯道传的叙论提出：“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历来解廉耻一语，都不如欧阳子解得如此深刻无漏。至明末清初，顾炎武鉴于明亡的历史教训，更提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的发人警醒的人类尊铭。

　　兹分段刊载，以飨同道。以下为第五部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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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义廉耻”四字之并提和连属，最早出自《管子》。《管子·牧民》写道：“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是为礼、义、廉、耻四字并提。《管子·立政九败解》：“然则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是为礼义廉耻四字连属。至于“维”之一字的索解，是否即为“以小绳綴侯之四角而系之于植”，我们姑且存而不论，总之是礼义廉耻是维系国家的极为关键的支撑，齐国的这位大思想家能提出此一学说，即足以视作对历代治国理政，对吾国思想文化之史的了不起的贡献。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冯道传的叙论中写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欧阳修对管子的四维说和礼义廉耻的深涵给出了极为深刻的训解，至有“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的至理铭言。历来解廉耻一语，都不如欧阳子解得如此深刻无漏。这里再次重复一遍：“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廉耻是一个人立身的大节，如果不廉，什么都敢拿；如果不耻，什么是事都敢做。

　　下面看看顾炎武是怎样评骘欧阳修的这段铭言的。顾炎武在《日知录》的“廉耻”一节中写道：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於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礼犯义，其原皆生於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彫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呼，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猶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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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在顾炎武眼里，四维之中的廉耻尤为重要，因为不廉乃至悖礼犯义，都是由于无耻所致。所以他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是顾宁人的千古名句，置诸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无论千年以前，抑或千年之后，都是铁骨铮铮的发人警醒的人类尊铭。然则顾宁人之傥论，直接是为明之亡而发，故在廉耻一节之后，附语写道：“呜呼，自古以来，边事之败，有不始于贪求者哉？吾于辽东之事有感。”顾宁人认为，治军之道，首先是本于廉耻。

　　岂止治军需要从廉耻入手，一国之大臣的廉与贪，实际上是国之兴衰败亡的决定性因素。以此顾炎武主张“俭约”，认为“国奢示之以俭”，是“君子之行”和“宰相之事”。他逐一列举汉代的许劭、北齐的李德林、魏武时期的毛玠这些以俭朴为尚的达官，如何直接影响到一时的社会风气。特别是唐代大历年间的宰相杨绾，史载其“质性贞廉，车服俭朴，居庙堂未数日，人心自化。”例如御史中丞崔宽，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宁的胞弟，家中多蓄财富，“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但崔宽在宰相杨绾的影响下，很快下命令毁撤了这些别墅。中书令郭子仪，在崔绾拜相之后，其在邠州的行营，坐中音乐減散五分之四。还有京兆尹黎干，平常出入，百余人马跟随，也很快作了裁减，只留十骑而已。另一个唐代的例证，是当享有刚直清廉称誉的杜黄裳出任宰相，向来跋扈的李师古，命手下一名干练之人，带着钱数千，和一乘车子，欲贿赂杜黄裳。但使者到门之后，未敢即送，在外面“伺候累日”。后来看到有绿色的车轿从宅中出来，跟随的只有两个从婢，“青衣褴缕”，原来是宰相的夫人。送礼者见此情形，立即回去告诉告师古。从此师古改变了自己，终其一生不敢骄奢淫逸。顾炎武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改变奢侈的风气并不见得那么难，只要将这些范例广为传布就可以了。他发为感慨说：“道岂远乎哉！”

　　顾宁人深知，廉耻之风是否能够建立起来，关键在大臣，即那一社会的居高位者。为此他在写了“廉耻”、“俭约”两题之后，又写了“大臣”一题。他说：“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但大臣的廉与不廉，不能看一时一事，而是应察其终始。历史上廉洁的典型，当推三国时的名臣诸葛孔明。诸葛亮临终时，自表后主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悉仰於家，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死后证实，确“如其所言”。顾炎武写道：“夫廉不过人臣之一节”，但“人臣之欺君误国，必自其贪於货赂也”。又说：“夫居尊席腆，润屋华身，亦人之常分尔，岂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诅，其究也，乃与国而同败邪。”考之史事，汉代的时候惩罚贪贿执法严厉，一旦被被劾，常常死于狱中。唐时犯贪赎之罪，“多于朝堂决杀，其特宥者乃长流岭南”，很少有被赦免者。宋初于贪赎之罪，处理尤严。史载，宋代所以能得循吏，不赦犯赎是一个原因。而且对于犯者，不仅处以流放岭外，而且刺字暴打。但熙宁中期以后，废除了黥杖，“懲贪之法，亦渐以宽矣”。明朝的时候，对贪犯比宋朝还要姑息：“赎吏巨万，仅得罪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明宣德中，都御史刘观坐受贿罪，本该论斩。但皇帝发话：“刑不上大夫。观虽不善，朕终不忍加刑。命遣辽东。”到后来，特旨曲宥竟成为常例。顾炎武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毋贪，不可得也。”又说：“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谓大臣者，皆刀笔筐箧之徒，毛举细故，以当天下之务，吏治何由而善哉？”所以他对诸书所载的一些惩贪惩得痛快淋漓的案例，格外感兴趣。他说后唐明宗的时候，毫州刺史李业，因贪赎被赐自尽。被此案牵涉的有一位名将之子，又是附马石敬的亲戚，于是有人上奏，希望免其死罪。明宗的回答是：“王法无私，岂可徇亲！”又以案例，见诸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皇帝发出勅旨，曰：“中外官吏赃罪，轻者决杖，重者处死。”鉴于贪吏之败国，顾炎武主张严惩贪赎罪犯。

　　《唐书》牛僧孺传所载的一件史例，顾炎武颇感兴趣，因为其中透露有已往反贪不经见的内容。唐穆宗初年之时，宿州剌史李直臣犯贪赎罪当死，中贵人为之说项，穆宗决定宽恕，说：“直臣有才，朕欲贷而用之。”时任御史中丞的牛僧孺不同意穆宗的这一说法，直言道：“彼不才者，持禄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缚有才者。安禄山、朱泚以才过人，故乱天下。”穆宗觉得御史中丞的话不无道理，结果没有宽恕此人。顾炎武引来此例，探后发为感慨，写道：“今之贪纵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是呵，能够拼命摄取到财富的人，自然不会毫无才具，只在才用何处罢了。而对后来流行的所谓惩贪宜宽厚之论，顾炎武颇不以为然，他说：“乃余所见，数十年来姑息之政，至于纲解纽驰，皆此言贻之敝矣。嗟乎，范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朱子谓：‘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论，多以纵舍有罪为仁。’”实则宽宥那些贪腐不吏者，并不是什么“为仁”，而是助恶为患。宋代的包拯告戒子孙：“有犯者，不得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顾炎武说，今日之士大夫教子孙，真该以包拯之戒语为取法。

　　读顾宁人之关于廉耻、俭约、大臣、除贪诸文，知其为说无一不是有所为而发，而且都是鉴于亡明之教训，痛乎言之。大哉，顾氏炎武之论——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大哉，欧阳子之传序之论——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大哉，管生之能言也——“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作者刘梦溪，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创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