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国学大家谈

吴展良:实践与知识 朱熹的早期学术取向析论

2018-04-17 14:10:00  作者:吴展良  来源:儒家网

  摘要: 

  朱熹看重知识的学术模式如何产生?此模式与理学素重实践的传统之关系如何?其学术中实践与知识孰先孰后?孰为究竟第一义?这些问题一直是有关程朱陆王乃至宋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关键议题。本文分三阶段仔细研究朱熹的早期学术取向,试图对这些问题有所厘清。研究发现朱熹很早便立志学圣人,以追求做人处事的最高境界为其人生目标。其天性虽颇具知识性的长才,然而其所学从来不止于书本。在家庭与师长的影响下,其学既重视随时的实践体验,又指向严于出处进退,以性命相见的终极践履。他十五、六岁之后,因学圣人不得其门而入而开始参禅。禅学主张当下即是,不立文字。朱熹所学又为主张破除一切知见的「看话禅」,重点完全在实践上。然而细读有关文字,却不难发现朱熹早年的禅学仍大有谈玄说妙之处。在此期间,他仍颇用力于读书与学圣贤,然而受到禅学的影响深重,用心偏于向内寻求一贯之道。朱熹二十四岁开始任官后,受到实际政务的历练及李侗的影响,重新致力于经典与二程学统之研习,由是而回归儒学。他最后所开出的成圣道路,主张必须彻底穷究与效法圣人的一言一行,并学习圣人明白天下一切事理且付诸实践的本领,以达到做人处事的最高境界。在实践与知识上都对自己做了最高的要求,因此打破了两者之间易有的矛盾。尽精微而致广大,日后终于大成其学。综观朱熹早期三阶段的发展,可知他的知识倾向相当强烈,然而其目标却一直指向实践,学习方法上也一向重视实践,因此实践才是他为学的第一义。他所接受的理学乃至禅学传统所追求的知识乃是做人处事的知识。此种的知识,源于人生实践也势必回归人生实践,因而不仅以实践为目标,在学习知识过程中,也必须时时透过实践来体察所得的知识是否正确。虽然如此,青年朱熹曲折的学习经历,却又让他深深感到为了实践成圣的目标,知识是不可或缺的媒介与指南。学者若不一一明辨各种具体事物的道理,很容易各以其所得之道为是,是故必须追求圣人境界的真知识才能避免一己的限制。对朱熹而言,此种真知识源于人人本有的虚灵不昧之心,反映实相,而有其客观独立的价值。实践与知识,并非真正二分,不仅互相融入,亦指向最高的统一。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 

  儒家传统重视实践,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乃至于孔子,所代表的主要是一个实践的传统。[1]五经的内涵,若论其原始,则为先代「圣王」得位行道之迹,是对于成就盛德大业者的实践纪录。[2]知识在儒学的传统中虽然非常重要,然而其地位似乎次于或至少不能独立于实践。纯知识的探索既非儒学的出发点,亦非其终极目的。《论语》所记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以及「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矣」、「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已明显表现出这个意涵。不仅儒学,佛家的佛、菩萨,以及道家的真人、至人,亦莫不从其实践的成绩来衡量其造境。而知识在道、佛两家的传统中,更处于次要的地位。宋代理学家继承了儒家乃至佛、道两家的传统,亦首重实践与体验。北宋理学大宗师,如周敦颐、程颢,均不著书,只写了少量文章。张载、邵雍、程颐虽有著述,份量也不多,且多偏于易学一类,以讲明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为目的。到了南宋,一般理学家也很少写书,唯独朱熹是个例外。他一生著述宏富,古今罕有其比。所以我们首先要问,朱熹的学术是如何从这个传统中间变化出来的?亦即朱熹这样一个看似「重知识」的思想或行为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它与儒学以及理学重「实践」的传统之关系究竟如何?

  学术史及思想史学界长期认为陆王之学以实践为宗纲,而朱熹之学则强调知识性的探索。甚至认为朱熹企图用对于所谓客观、外在知识的认识,来指导其人生社会一切的实践。[3]朱熹学术思想中实践与知识之关系如何?孰先孰后?孰为究竟第一义?一直是有关朱熹、程朱陆王,乃至宋明思想史研究的关键议题。对此学界长期倾向于采用陆王重实践,朱熹则偏重知识或兼重知识与实践的简单说法。然而若深究其实情,则绝不如此简单。实践与知识在朱熹的学识思想中不仅复杂相涵,而且是一个与其具体生命经历不可分,并反映出其人生与学思之多样面向的历程性与整体性问题。不深入研究朱熹的成学历程,将无法明白实践与知识在朱熹学术中的具体关系。

  另外,儒学大传统虽以德行、实践为先,文事、知识为后。然而有关德行与实践的知识,自孔子以降,在儒学传统中却有非常高的地位。朱熹所开出看似重知识的学术取向其究竟关怀为何?其所研习的知识是否为了实践而存在,还是具有客观独立的地位?这也是研究中国近世学术思想史所不能不面对的根本性问题。儒学与理学传统,本来偏向实践,既有前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经典说法,又有德行之知与闻见之知的基本分野,而少见独立构成且绵延发展的知识体系。所谓圣贤,均以做人处事的实际情况为标准,而非徒见于文字言论。前辈理学大师,均致力于成圣成贤,著书不多。朱熹建立新传统并启发了无数后学,其所创造的求知途径的性质与意义,亦有待深入探索。限于主题与篇幅,本文对此问题虽然不能充分处理,却可提供不少重要的线索。[4]

  不仅如此,关于实践与知识的探索,既是研究宋明乃至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核心问题,也是当代学术界所关心的一个基本议题。实验主义与诠释学这两大当代显学,都对知识与实践(Praxis)之间难以分离的关系,提出深入的探讨。[5]当代的思想界大师如Richard Rorty,Michel Foucault,Maurice Merleau-Ponty﹐乃至新马克斯主义,现象学,后现代主义者对于传统知识的观点、纯粹知性的限制、实践的重要性及实践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难以分离之关系,亦不断提出论说。是以本文所探讨的问题,在当代学术及思想界,亦有相当的重要性,可作为进一步比较研究的基础。

  要探讨前述所谓「重知识」的转折,以及朱熹思想中实践与知识的关系,最好的方法,应为对于朱熹成学的过程作一深入的探究。朱熹中年以前的学术发展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他的父亲与其父亲的挚友都崇尚理学,所以朱熹自幼在理学与儒学的传统中长大。然而他十五六岁时从儒学与理学的传统转而醉心于禅学,开始进入一个参禅修道而兼治理学的阶段。到了二十四、五之后,才从禅学转而致力钻研经典,由是而回归儒学。最后则是在三十七岁之后参究「中和问题」几达三年,终于大成其学。其中最早期的三阶段,其实已经决定了朱熹学术的基本方向与大致内涵,而且均直接联系到朱熹对于知识与实践的不同态度,而成为我们研究此课题的绝佳场域。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不仅注意朱熹本人的言论,也注意影响其学术方向的各种要素。朱熹早期的学术取向,与家庭及师长有极密切的关系。其父朱松于乱世之中谨守出处进退的分寸,大节凛然。他服膺二程学,并曾从学于二程再传弟子罗从彦。其父亲的好友如刘子羽、刘勉之、刘子翬、胡宪、李延平等人,及他们所往来的方外之士,则是影响了朱熹一生学术方向的师长。因此本文在探讨朱熹这早期学术时,特别注重其家庭暨师长的立身处世以及学术取向。这些人的学术一直深受二程学脉与禅学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时,当然必须注意程学与禅学在南宋的发展与遭遇。另外,要研究朱熹早期学思的转变,当然不能忽略他在这些时期身份的自我认定、从事的工作,所担任的官守、家庭的状况,以及整体政治与社会的情形。因为这些事物,在在与他对于实践与知识的态度相关。本文希望融合这些要素,从而对于朱熹早年的学术取向,有一个更完整的理解。

  二、研究史的回顾 

  要认识朱熹早期的学术取向,首先必须细究其具体的发展历程。此具体历程,至今仍可详细考察。除朱熹文集、语类中大量文献,时人来往书信及当时有关记载可供参考外,古人如李方子、王懋竑、夏炘对朱熹成学的过程,已多所考订,惜多偏于中、晚期。近人钱穆先生所著《朱子新学案》中〈朱熹从游延平始末─附朱熹早年自述语〉、〈朱熹论禅学上下〉、〈朱熹论未发与已发〉、〈朱熹论涵养与省察〉诸篇,对于朱熹早期的学术思想,首先加以考论。其中于朱熹从游延平前后学术发展之曲折往复,考释尤详。惟于其参禅修道及其二十四岁之前之发展,虽有所论列,却仍属简略。然该书于朱熹在早期所下之功夫及所穷研之义理,常有深切之说明,非常值得吾人重视。另外,当代学者束景南先生以毕生之力所著之《朱熹年谱长编》,收罗宏富,于朱熹一生学术思想著述之进程,及其家庭、师长、交友、出处及相关事情莫不详考,极便于学者研究朱熹学术思想之发展。而其所著《朱子大传》一书,企图对朱熹之一生作一综合陈述,亦深具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近人牟宗三先生所撰《心体与性体》一书,有部分章节探讨了朱熹成学与参究中和的过程。对朱熹之学思有其哲学化的解释,然考据不甚精详。其后刘述先先生所撰〈朱熹参悟中和问题所经历的曲折〉一文,义理多采牟先生,考据则多采钱先生,企图为一综合的说法。另外蒋义斌所著〈朱熹排佛与参悟中和的经过〉,则注意到朱熹之早年所习之禅学与其参悟中和问题之关系。以上作品对于朱熹学术转变之过程虽颇有发明,彼此之看法却不免时相冲突。关于许多书信与文字写作时间的考订,也因作者对于朱熹思想、义理之认识而有所不同。其中有许多的问题,必须厘清。尤其重要的是,前人之研究虽颇有成绩,却未曾特就「实践与知识」这一课题作辨析。是以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过程与问题特别加以深入的考订及研究。

  此外,有关朱熹学术取向的基本特质之论述亦不少。钱穆先生的巨著《朱子新学案》虽然不曾直接提出「实践与知识」这种现代化的问题,却不断在其文字中,表达了朱熹在实践与知识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与成就,以及两者密切的关系。另外,余英时先生的大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大力批评了不少当代学者将理学变成了一种哲学或纯知识探究的观点,并有力地指出朱熹所学绝不只是纯知识的探索,而终生有其政治社会实践上的兴趣乃至投入。该书主要就朱熹的政治与社会实践立论,与本研究偏就朱熹的学术发展与取向之研究有所不同。然本文之旨趣与研究方法,实有学步余先生之处。

  另外,直接析论朱子学术取向中所呈现的「实践性与知识性」的,有以下作品:后藤俊瑞,《朱熹の实践哲学》(东京:目黑书店,1937);后藤俊瑞,〈朱熹の伦理思想——续朱熹の实践哲学〉(西宫:后藤俊瑞博士遗稿刊行会,1964);荒木见悟,〈朱熹の实践论〉,《日本中国学会报》第1期(1950,东京)。其中前台北帝大教授后藤俊瑞的作品,大力发挥中国哲学与朱熹学术中理论实为实践之从属一义,甚有见地。然而如此立论,似不免对于朱熹之实践与理论的复杂及具体关系,及其实践不能没有理论与知识支持之事实,未能发明。而且该书分本体论、生成论、意识论全面分析朱熹「实践哲学」的哲学结构与内涵,纯属哲学分析,与本文的取径大为不同。荒木见悟〈朱熹の实践论〉一文的重点,则在于解析朱熹关于人生实践的各种思想。虽颇有可取,亦未能将此问题放在朱熹「真实的人生过程」中加以研究。这些作品原作的时间都超过了半世纪,且未曾如本文针对朱熹学术思想的真实生命历程立说,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此问题。

责任编辑:张晓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