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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钟鉴:学者当自树其帜

2018-04-23 11:05:00  作者:牟钟鉴  来源:中华读书报

  文章学问要能够自立于世并传之后世,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创造,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道理。先秦散文、两汉辞赋、魏晋玄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无一不是如此。在这方面,最忌讳的便是类同抄袭、亦步亦趋。当然,标新立异者中也有些作品由于根基不牢、内涵浅薄而迅速遭到淘汰;但无新意的作品肯定会被淘汰则是铁律。
  郑板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与江昱、江恂书》中说:“学者当自树其帜。凡米盐船算之事,听气候于商人。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者也。吾扬之士,奔走躞蹀于其门,以其一言之是非为欣戚,其损士品而丧士气,真不可复述矣。”他批评当时工商发达的扬州文化界有商业化不良倾向,文人写作看着商界大佬的脸色和喜好行事,丧失了士品士气。
  我们今日讲文化作品的效益,一定要社会效益在前,经济效益在后,次序不能颠倒。经济效益对于作品的传播是必要的,但必须先有社会效益,即能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满足社会对真善美的需求,方能有长远的经济效益,仅靠商家炒作,必然是迅兴速灭。而作品社会效益的取得,只能是作者在深入生活、继承深厚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独立开拓的结果。板桥当然不会知道,21世纪的中国画界,会出现另一种方式的商业化倾向,一些书画家为市场求利欲望所驱使,放弃了追求美的纯洁性,一味地致力于赚钱。
  《光明日报》2017年9月22日刊载署名杨宇全的《书画不可“贪大求长”》,文中说:“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书画界出现了一种‘贪大求长’的现象,突出表现在书画家的作品尺幅越搞越大,只要一下笔,动輒四尺、六尺、八尺整纸,有的书画家似嫌不过瘾,乃致出现了丈二匹、丈八匹甚至更大的尺幅。”作者分析其原因,指出:“首先是‘以尺论价’的书画市场规则使然。许多书画家为迎合市场,唯‘平方尺’马首是瞻,不在笔墨、内涵、格调上下功夫,而是专注于投市场之所好,为了捞实惠、博眼球,只管赚个盆满钵满而一味追风求大。”“其次,眼下风起云涌的各种大展大赛也是一个重要诱因。”“于是一批批为展览而创作的巨幅作品便充斥着艺术创作领域”。作者说:“翻开一部中国书画史,许多经典之作都是小尺幅”,如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王羲之《兰亭序》。当然也有一些因社会特定需要而制作的巨幅作品,如蒋兆和《流民图》、徐悲鸿《愚公移山》、董希文《开国大典》等,艺术成就很高,却都不是为了以尺幅赚钱。如板桥当年指明的那样,“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者也”,艺术家决不能自甘堕落。
  他在五十七八岁所撰《板桥自叙》述说生平:自己青年时,“读书能自刻苦,自愤激,自竖立,不苟同俗,深自屈曲委蛇,由浅入深,由卑及高,由迩达远,以赴古人之奥区,以自畅其性情才力之所不尽。”又说:“板桥诗文,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或有自云高古而几唐宋者,板桥辄呵恶之,曰:‘吾文若传,便是清诗清文;若不传,将并不能为清诗清文也,何必侈言前古哉!’”他绝不仿古,而要作出与时代步伐相称的作品,为此先要“赴古人之奥区”,然后“自畅其性情才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如何做呢?需要下大功夫,“求精求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务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力所及了。板桥之“怪”正是怪在个性极强,创获超出同时代,故其诗文书画能传之久远。《自叙》说:“所刻《诗抄》《词抄》《道情十首》《与舍弟书十六通》行于世。善书法,自号‘六分半书’。又以馀闲作为兰竹。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骚人词伯、山中老僧、黄冠炼客,得其一片纸,只字书,皆珍惜藏庋。然板桥从不借诸人以为名。”这是实情,毫无虚夸。他列出自己得意的能流行社会的作品,并知道上层富贵人家、名士官员和佛道大德皆争相收藏自己的作品,这全是靠自己才分和努力得来的,而不是靠显要人物的提携,所以才有如此巨大的社会效益,当然也有很好的经济效益。板桥十分坦诚,多处承认自己罢官后的较为富裕的生活是依靠卖画和书法的收入,并且自定“润格”(卖价),这很正当。其书画收入,并无发大财致大富念头,恰是为了支持书画创作,并把省下来的钱,资助乡里亲友和贫困者。
  板桥未曾预料,在他去世后二百多年来,他的作品一直是收藏家寻觅的珍宝,而且价格昂贵,可见他的作品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姑且不论板桥的书画,就是他的“判牍”也成了收藏家的香饽饽。所谓“判牍”是县官结案时写在状纸上的判词。郑板桥为潍县县令时,清政爱民,美誉遍域,他留下的任何手迹皆为后人珍藏,以资纪念。陈介祺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嗜好收藏文物,1878年他得到板桥判牍,写下跋语:“板桥先生以文章之秀发于政事,吾邑贤令尹也。片纸只字,人皆珍之。四方亦于潍求之,遂日以少矣。此批牍十一幅,亦将入历以余所知附题数语。田间归来,视卅季肯或少亲切耳。陈介祺光绪戊寅九月十二日。”当代收藏家李一氓获板桥判牍,加盖篆文印章,其题跋曰:“一派自然,显得极为秀雅,又常带挺拔之意。其大堪欣赏之处,似乎超过了一般以‘六分半’名的郑书。”后来他将包括判牍在内的一批文物,捐给了四川博物舘。
  在诸多传世之作中,自树其帜的方向和深度又有不同,因而社会作用便有差异。他在《与江昱、江恂书中》,借用佛家话语而言道:“文章有大乘法,有小乘法。大乘法易而有功,小乘法劳而无为。《五经》《左》《史》《庄》《骚》、贾、董、匡、刘、诸葛武乡侯、韩、柳、欧、曾、之文,曹操、陶潜、李、杜之诗,所谓大乘法也。理明词畅,以达天地万物之情,国家得失兴废之故。读书深,养气足,恢恢游刃有馀地矣。六朝靡丽,徐、庾、江、鲍、任、沈,小乘法也。取青配紫,用七谐三,一字不合,一句不酬,拈断黄须,翻空二酉,究何与于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凡所谓锦绣才子者,皆天下之废物也。”文人不应为作文而作文,不宜趋此浮华风气,只有“圣贤精义,先辈文章,万世不祧也。”他表示:“贤昆玉果能自树其帜,久而不衰,燮虽不肖,亦将戴军劳帽,穿勇志背心,执水火棍棒,奔走效力于大纛之下,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板桥在这里点明了文章“自树其帜”的内在精义是必须有益于天地万物发育流行和经世济用之业,在这个大方向之下来进取创新,这便是大乘法。而那些如六朝靡丽雕琢之文,专在文字形式上下功夫,虽然华艳无比,却无益于国计民生,乃是偏离了自树其帜的正道,不值得提倡。可知板桥是颇重内容而轻形式化的,他是韩愈古文运动的忠实继承者,在文字表达上只求理明词畅,反对以艰深文其浅陋。他的作品,文字上皆通达畅快,其中有一部分非常通俗,直接是为了民间艺人说唱以觉人觉世之用,例如《道情十首》乃是说唱文学之范本,百姓都能听得明白,他以此而自豪。这就是板桥文学的民间性,也是文章自树其帜的一种方式,更是他得到百姓喜爱、其作品在社会上下层都流传不息的重要原因。他难道不是当代艺术家们应当认真学习的榜样吗!
责任编辑:赵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