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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凤仪:孟子核心思想的哲学起源

2018-06-25 15:01:00  作者:钱凤仪  来源:中国孔子网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孟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在儒家学说中,孔子被称为“至圣”,孟子被称为“亚圣”,故历史上并称之为“孔孟”,儒家学说也被称为“孔孟之道”。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有所发展,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孟子》一书中,主要体现在“仁政”、“民本”、“王道”、“性善论”和重义轻利等几个方面。
  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一样,都是“推天理以明人事”[1]。孔子哲学理念基本上都是《易经》为蓝本进行阐发的。同孔子一样,孟子的核心思想也毫不例外地源于中国哲学的大道之门——《易经》。
一、仁政思想
  实现仁政是孟子政治理念的核心,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孔子的“仁”虽然具有比较广泛的含义,但最基本的内容是“爱人”或爱民。孟子依照孔子关于“仁”的理念,将其扩充为治国理政的纲领,也就是“仁政”。孟子认为,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反之,如果不实行仁政,不关心百姓的死活,将会失去民心而被人民推翻。
  孔子的提倡的“仁”,主要取自《易经》中的《同人》卦,是“向善”之意。因为《同人》与代表战争的《师》卦阴阳背反,所以儒家的“仁”也就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讼》),而不是以武力解决各种矛盾。孔子和孟子都周游过列国,但两者都是倡导和平的使者,从来不鼓动战争。在《论语》中,孔子曾提到“仁者,爱人”。但在《易经》中《乾》为爱,为善,为第一因。“仁”的含义也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孟子以儒家爱民思想,首先则是养民,其次是教育民众,这和孔子的思想观念是一致的。《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关于养民,孟子认为首先要让民众有恒产,使得民众没有衣食之忧以及生老病死之虞。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孟子认为老百姓要有一定的财产,才能操守道德,如果老百姓穷困不堪,就会违法犯罪。这一点似乎同管子所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一致的。同孔子一样,孟子也强调“使民以时”。
  孔子和孟子建议统治集团推行“爱人”的仁政所包含颐养民众的理论依据都来自《易经》。比如《易经》中的第三卦《屯》卦的《象辞》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统治者管理天下,也就是经纶好生民,使得民众能摆脱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再比如《师》卦《象辞》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容民畜众”的含义是,让国民能同心同德,万众一心。再比如《噬嗑》卦《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勑法。” “明罚勑法”的含义是统治者要保证国家法律要公平、公开、公正。“再比如《萃》《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戎不虞。” “除戎器,戎不虞”含义是,国统治者要时刻警惕战争的发生。再比如《渐》卦《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统治者治理国家,要尊重命中的风俗习惯乃至宗教信念,不能强迫民众服从统治者的意愿。再比如《临》卦《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无妄》卦《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这正是孔子和孟子倡导“使民以时”的理论依据。而“恒产”的理论依据是,《恒》卦和《益》卦。《恒》与《益》旁通,有利于生民,才能恒久,《恒》治国之道,就是使得百姓受《益》。
  关于教民,孟子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滕文公上》)。孟子认为教民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唯一途径。民众只有经过教化,才能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
  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社会能够运转好,靠的是能管理好人的队伍和能够接受管理的民众。管理人的人,通过被管理的人而维持生计,被管理的人,因为管理者而维持生计。两个群体只是分工不同而已。父母和孩子不可能平等,老师和学生不可能平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能力不可能相同。自然界给出的社会形态就是如此。通过教育社会成员,使之“辨上下,定民志”,这样的社会虽然不是理想的社会,但这是构建现实社会最好的理念和法则。
  同养民一样,孟子建议统治集团推行“爱人”仁政所包含颐教育民众的方略,理论依据也来自《易经》。《易经》中的第四卦《蒙》卦的《象辞》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按照《序卦传》的次序,教育民众,同教育自己家的孩子一样,首要的是“德行”。其次按照《蛊》卦教育民众。《蛊》卦《象》曰:《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如果民众民风颓废,不思进取,则首先是培养民众有德行。再次,按照《观》卦考察民众,然后有针对性地在德行和技能上教育民众。《观》《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这一点符合老子所说的“爱民治国,能无知乎?”教育民众, 首先要考察民情、民风,不能随心所欲,不能主观主义,不能教条主义。再次还有按照《井》卦教育民众战胜困难,摆脱困难。《井》卦《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养民和教民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上,养民的最重要内容是教民。
  比如孔子在《论语》中指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无论怎样善良,武备是不能忽视的。按照《序卦传》,《萃》而后《升》。《升》卦下巽上坤,《巽》为入,《坤》为死,所以按照《易经》给出的理论模型,重文轻武的方略,就是在慢慢地埋葬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即使重文轻武有幸逃过一劫,但国家也会因为战争导致元气大伤而陷入困境。
二、民本思想
  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其仁政学说的重要基础。他发展了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他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尽心下》)他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离娄上》)孟子认为,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就会失去天下,得到民心,就能得天下。
  更有甚者,孟子提出对残害人民的暴君可以推翻,并认为这是正义之举。“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万章下》)对于汤伐桀、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孟子指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他认为不仁不义的上位者是“独夫”,甚至可以名正言顺地杀了这样的人,而不必背上“弑君”的罪名。
  在《易经》理论中,《序卦传》指出“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泰》卦下乾上坤,《乾》为君王,《坤》民众。这样的政治氛围,就是天下通泰的景象。
  《泰》卦《象》曰:“天地交泰,(荀爽曰:坤气上升,以成天道。乾气下降,以成地道。天地二气,若时不交,则为闭塞。今既相交,乃通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虞翻曰:后,君也。阴升乾位。坤,女主,故称后。坤富,称财。守位以人,聚人以财,故曰“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虞翻曰:相,赞。左右,助之。震为左,兑为右,坤为民,谓以阴辅阳。《诗》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郑玄曰:财,节也。辅,相。左右,助也。以者,取其顺阴阳之节,为出内之政。春崇宽仁,夏以长养,秋教收敛,冬敕盖藏,皆可以成物助民也。)
  现在高度民主国家政治执政体制是,国家的领袖是民众推举的,他们的权利就是为民众谋福利,他们没有权利为自己谋福利。这样的政治理念和孟子在2000多年前基于《易经》《泰》卦提出的民本思想是一致的。只有采用民本的理念,国家在政治上才能稳定,在经济上才能稳步增长。中国的许多朝代之间的更替,其根本原因之一是背离了民本思想所导致的。而民本政治的前提条件,在古代就是国家首先制定出好的礼法,然后执行好礼法,另外还需要有好的监管机制,这同在现今国家要实现以民为本的社会,就是要以立法、司法和执法为前提条件是一致的。
  孟子的民本思想同孔子祖述尧舜的理念是一致的。
三、“王道”思想
  “‘王道’是孟子提出的国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孟子认为通过将仁政思想转化为民本思想,就可以实现‘王道’这一理想社会。所以孟子倡导的‘王道’就是‘以德行政者王’。在孟子所处的时代,政治有两种,即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所谓‘王道’就是施行仁政,以德服人;‘霸道’则是凭借武力,以力服人。他指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公孙丑上》)
  实行王道之治就是“保民而王”,就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梁惠王下》)。孟子强调应当以善来教化民众,才能做到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离娄下》)孟子认为不以“王道”治国者,都可视为“独夫民贼”。
  “王道”理论依据来自《易经》的《师》卦和《同人》卦。单凭军队征服天下是“以力服人者”。将心比心地对待国民则是《同人》卦的向善之道。本着向善的原则,则能亲和百姓,百姓之间也能亲和。《杂卦传》曰:“同人,亲也。”其实孟子的王道,就是王者以仁爱为本,这样王者集团是实行仁政的代表。
四、性善论
  “性善论”是孟子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根基。孟子认为人天性善良,即“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尽心上》)意思是说,人们不用学就会做的,这是他们的良能;不用脑筋思考就知道的,这是他们的良知。两三岁的孩童,没有不知道爱他们的父母的,等到长大了,又没有不知道尊敬其兄长的。爱父母便是仁,敬兄长便是义。
  孟子的性善论与孔子提出的“性相近,习相远”是不一致的。孟子说人性本善,如果理解为人生来就是有善心,是不客观的。按照《易经》的理论,人生而懵懂,人不是生而知之,而是生而不知是非。如果人真的性本善,对人的教育就没有绝对必要,而人不受教育,跟不知道善恶,不知道善恶,而说性本善,就是不辨善恶为善。而不辨善恶是无知,因此性本善就成了无知就是善。因此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性本善的立论都是不成立的。
  其实孟子所提出性本善应该是针对比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更早的人所提出的“性本恶”而言的。如果认为人“性本恶”,就为构建没有道德底线的法制社会寻找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在荀子和孟子之后,战国后期的法家李悝、韩非、商鞅、李斯鼓吹法制,推行法制,最后虽然统一了中国,但也给六国乃至那个时代造成了巨大伤害,以至于中国人在历史上一直诟病秦朝为“暴秦”。其实二战前期及二战期间的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德国,在政治上也是崇尚法制的。
  而按照《易经》给出的理论,人道本于天道,天道本善。因此《易经》将《乾》定义为善。虽然我们从《孟子》一书中,看不到孟子“性本善”的可靠论证,但人的本性无论是善还是恶,一切都来自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只有我们相信性本善,我们这个世界才有希望,人和人之间才有保持仁爱的必要,我们推行孔子的德政或孟子的仁政才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的社会才可能有美好的未来。正如康德在错误运用牛顿时空观构建《纯粹理性批判》体系是,在不得以的情况之下,悬设了上帝的存有、意志自由和灵魂的不朽一样,“性本善”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悬设,是符合《易经》将《乾》(也就是天道、天理)定义为“善”的。
五、义利观
  孟子的义利观是典型的重义轻利观,他主张“义”超越“利”。孟子的义利观是以义取利,反对不义之利。孟子对义的解释是“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按照《易经》的体系,《坤》为义,《乾》《坤》旁通,《乾》为仁,为门,所以“义”是行仁之路。“礼”来自变《讼》为《履》,所以礼为出入仁道之门。孟子说“非其所有而取之,非义”,这是因为义隐含着道义性和合理性。
  孟子始终未脱离“义”谈论“仁”。在《易经》中,《乾》为仁,《坤》为义。儒家以离火向乾,向善为仁,以厚德载物,行善为义。《巽》为近利。有利则可行权。但国家都面向利益,则是以阴食阳,是《姤》卦变为《遁》,结果是由此依次变为《剥》《坤》。这样的对立面转化的最后结果是道德沦丧,社会死路一条地走向崩溃。因为《坤》在《乾》后,《乾》为德,所以社会成员只有以道德为本,不才能不失道义,不见利失德,不见利忘义,才能厚德载物,才能维护社会公德,才能担当社会义务。
  《乾文言》曰:“利物,足以和义;(何妥曰:利者,裁成也。君子体此利以利物,足以合于五常之义)”《易纬·乾凿度》曰:“八卦之序成立,则五气变形。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夫万物始出乎震,震东方之卦也,阳气始生,受形之道也,故东方为仁。成于离,离南方之卦也,阳得正于上,阴得正于下,尊卑之象定,礼之序也,故南方为礼。入于兑,兑西方之卦也,阴用事,而万物得其宜,义之理也,故西方为义。渐于坎,坎北方之卦也,阴气形盛,阳气含闭,信之类也,故北方为信。夫四方之义,皆统于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维,中央所以绳四方行也,智之决也,故中央为智。故道兴于仁,立于礼,理于义,定于信,成于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际也。” 
  《周易文言?》曰:“利者,义之和也。”“义”在四时为秋季,方位在西方。在卦象为《兑》。《系辞》曰:“致役乎坤,立秋则坤王,而万物致养也。说言乎兑,秋分则兑王,而万物所说。”《坤》为义,以《兑》和《坤》,为于义调和,成《萃》。关切并照顾到各方的利益为“义”。因此天地“义之和”而“万物致养”,君子感知“义之和”而“万民致养”。利物,足以和义:《兑》在天为《夬》,在地为《萃》,《艮》在天为《大畜》,在地为《剥》。阴得阳以生,阳得阴以成。释利以利于生民,足以养民,万民悦,故足以合乎道义。春、夏《乾》阳之气主事,秋冬《坤》阴之气主事。利物,也就是《兑》卦的“说(悦)言乎兑”。《巽》为近利,而《兑》为利物或释放利益,使得物悦。
  孟子把“义”看做一种理想的人格,认为“义”比生命重要。对一个人来说,生命是宝贵的,但跟“义”相比,“义”更重要。当“生”与“义”发生冲突,两者不可得兼时,应该毅然决然地“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共同的利益为“义”,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的利益就是不义。君臣兼顾各自应得的利益为义。父子之间兼顾双方的利益是义,反之则是不义。孔子说:“不义富且贵,与我若浮云。”在义与利的问题上,孟子和孔子实默契地实现了一致。
  虞翻在诠释《易经》中指出,《乾》阳为利,《坤》阴为义。只有遵守具有普适意义的“义”,所获得的具有普适意义的“利”才有价值。否则,见利忘义,则不能承载利益。这是人是社会形态中的人,独立的人是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所以必须在公共道义下获得应得的利益,或者为了维护公共道义,宁可放弃个人利益。公共道义是个人得以生存的基础。
  总之,从以上5个方面的论证可以看出,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除了“性本善”作为悬设而论证得略有不充分之外,其他4个方面都是以《易经》基本原理作为理论依据的来阐述的。由此看来,孟子不愧为儒家杰出的思想家。
  [注释]
  [1]李存山《中国传统哲学的系统及其特点》,http://zhexue.jsu.edu.cn/info/1020/1203.htm。

  [2]钱凤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易经》释义与论证》,中国孔子网 

责任编辑:赵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