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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阳明学一直是时代关键词 而不是时髦事

2018-08-02 10:04:00  作者:龚鹏程  来源:凤凰网综合

  谈到王阳明,许多人会感觉这两年好像王阳明忽然火了,到处都在谈这个名字。仿佛被人提倡一下,阳光一照,花儿就遍地开了。

   

  王阳明(1472-1529) 

  其实当然不是如此!王阳明、阳明学一直是时代的关键词,而不是时髦事。

  你还记得“1995年国际大专辩论赛”南京大学与台湾辅仁大学的那场,题目就是阳明的“知难行易说”吧?

  更早,贺麟在194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便赞许蒋中正先生的“力行哲学”,认为“当今国府主席蒋先生,就是王学之发为事功的伟大代表。”

   

  贺麟(资料图) 

  许多人以为蒋先生是败走台湾之后才开始讲阳明学的,据此便知不然,蒋先生提倡阳明学甚早(又详后文)。

  而贺麟此说亦不应仅视为阿谀,因为他在其后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对此有更大的发挥。该书有个很清楚的思路:以当代“陆王学”的复兴作为发展主轴。

  用他的话来说,近五十年来中国哲学乃“如何由粗疏狂诞的陆、王之学,进而为精密系统的陆、王之学;如何由反荀反程、朱的陆王之学进而为程、朱、陆、王得一贯通调解的理学或心学。”

  至于造成陆王学盛大发扬的原因,贺麟认为主要是个人自觉、民族自觉相契合,也配合过渡时代,“无旧传统可以遵循,无外来标准可资模拟”,故反求内心之所安,以应付瞬息万变之环境。依此,贺麟清理出了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再到马一浮的一条现代“陆王学”的思想系谱。

  孙中山与蒋介石则被归为本陆王之学而发为事功的代表人物,并对知行关系提出诠释,因而对中国哲学有重要的贡献。

  对于孙中山,他指出“知难行易说”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互相发明。同时从知难行易说推衍出“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两原则,使其学说“富于近代精神”。对于恢复民族自信心,促进民族意识的自觉,贡献很大。

   

  资料图 

   

  《王阳明先生全集》(资料图) 

  对于蒋介石,贺麟认为他的事功是基于哲学修养,“他责己之严、治事之勤、革命之精诚、事业之伟大,皆由于精诚致良知之学问得来”。再者,在哲学方面,蒋介石的贡献是“把握住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的真义”、“蒋先生‘不行不能知’之说,对于中山先生‘不知亦能行’之说的发挥与补充”、“灼然见得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及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的贯通契合处,而发挥出他的‘行的道理’”。

  换言之,蒋介石和贺麟一样,都看到知难行易与知行合一是不矛盾的。同时蒋的“力行哲学”将行说成是“天的本性,也是人的本性”,行包含了仁与诚,亦即仁民爱物而真纯专一。

  贺麟的结论是:“蒋先生所讲的哲学,乃即是他自己伟大人格的写照,坚苦革命经验的自白。……蒋先生的哲学特别值得我们了解,因为了解他的哲学,即是了解他的人格何以伟大,了解他革命伟业的精神背影,也即是了解他抵抗暴日的精神战略,并且了解我们抗战何以必胜,建国何以必成的理论基础。”蒋介石和德国大哲学家费希德(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之所见“若合符节”,“深切着明地见到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须要建筑在一个伟大的民族哲学和民族精神复兴的运动上面”。

  《当代中国哲学》这本书后面还附了一篇谢幼伟的<抗战七年来之哲学>。在这篇附录中,谢幼伟呼应了贺麟的主张,将蒋介石在1939年3月15日的一篇有关“行的哲学”的演讲,誉之为“抗战七年来,中国哲学上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并说:“蒋主席提倡力行哲学可谓有根据,有渊源,而决不是杜撰的。”

  谢幼伟后来去了台湾,贺麟则留在大陆。可是直到1987年他为新版《文化与人生》写序时仍没改变上述基本看法,且对之仍颇得意,谓:“我对于讲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的意义,驳斥傅铜、胡适、冯友兰等人反对此说的论点,及发挥知行合一说的理论,也还有其新颖之处。”

  也就是说,依贺麟等人之见解,当代中国哲学实乃陆王学之复兴。其中“陆”(陆九渊、象山)其实只是陪衬,当代中国哲学可说即是阳明学之发展。

   

  陆九渊(资料图) 

  一般读者或一般知识人熟悉的当代中国思潮,乃是由五四运动展开,或以此为主轴的。但五四新文化一路,如此浅薄,在“哲学”上有啥可说的呢?它讲的科学、民主,涉及的只是“世俗的解放”,而不能稍及于“精神之解脱”层面;要讲哲学,仅能如胡适讲讲杜威之实用主义或易卜生主义而已,真能接续中国思想之脉络,又能与西方哲学会通、对话吗?真想如此,即不能不求诸“五四”一路之外。

  而那一路以外之广大领域,奇花异卉虽繁,却又隐隐然均有王学之气味。贺麟当时之论断,之所以迄今仍然立得住,并不是没道理的。

  当时讲阳明,也并不能理解为五四反传统之反动,或保守主义回归于传统。恰好相反,当时讲阳明,一直有个国际思潮互动的大背景在。 

  例如蒋先生之讲阳明,就不是因阳明乃他老乡,故熟知乡里父老绪论,或在家乡已获传习。浙东余姚宁波一带,入清以后,久以文献考证为主,早已无阳明学之传承了。所谓“浙中王门”,仅存在于历史之中。老蒋的阳明学,其实乃是去日本留学时才受启发于彼邦的。

  1932年,蒋介石对青年演讲《中国的立国精神》时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

  不过,日本乃老蒋阳明学之助缘。日本阳明学之精髓,他赴日习兵,时日尚短,毕竟未窥堂奥;因此后来他钻研阳明,反而颇取径于德意志观念论。

  如1941老蒋日记曰:“反省去年对于真我之根源,与太极之内容,自觉略有领会。而人生对于宗教信仰之关系,使我内心渐能升华,惜尚未深入于自得之域耳。此于富司迪氏所著之《信仰的意义》、鲁一士所著之《黑格尔学述》二书,实助我宗教与哲学之研究,其功奇大也。”十三日,记曰:“信仰就在于力行,力行亦是真正的信仰。”三十一日,晨记曰:“黑格尔矛盾之理,即中国阴阳之道;黑格尔所谓绝对存在与绝对本源,即中国太极咸具万理之理也;至其所谓绝对无穷者,即理一而分殊,亦即具千理而应万事之谓也。故黑氏哲学,余最能心领而喜观者”等都可证。

  故老蒋之阳明学十分奇特,是阳明与黑格尔之拼合。贺麟说他与费希特有十分近似之处,正说明了老蒋的渊源所自。 

  五十年代以后,老蒋赴台,赓续提倡阳明学,倚重的哲学大师是方东美。当时大陆也正大谈黑格尔,但讲的是辩证法,因此老蒋特请方先生写了七万字的长文《黑格尔哲学之当前难题与历史背景》破斥其说;同时,在台湾讲老蒋哲学及阳明学时也不再谈黑格尔了。所以现在许多台湾学者论及当年老蒋之提倡阳明学,也不甚清楚他与黑格尔的关系。然而事实上,方东美先生本人即颇受黑格尔影响,安徽大学宛小平《方东美与黑格尔哲学》一文曾申论方先生在对精神科学的态度上,以及把整个宇宙视为一个交融互摄、旁通统贯的整体等方面,实与黑格尔一致,我觉得很对。

  到1954年牟宗三写《王阳明良知教》,才由康德黑格尔转到存在主义,再转回阳明《传习录》。这条取径德国的王学之路才又折转回来,老蒋的思路及他提倡的王学也渐渐淡出了舞台。

  相对于台湾,大陆理应不谈阳明学了,而实际亦不然,五十年代以后,“左派王学”之说在大陆甚嚣尘上。

  什么是左派王学呢?王学基本上被认为是“主观唯心论”,是要被摒斥的;但其中有左派者,仍可接受。左派王学,主要指的,是历史上最受诟病的王学末流,泰州一派,代表人物就是王艮、李卓吾。

  当时有无数学者撰文指出: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主张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真理,从日常生活中贯彻封建伦理道德,肯定人民由于生活需要而提出的物质要求,认为饮食男女的人欲就是天性,这种观点即含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平民思想。它崇尚人性,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说教。强调身为家国天下的根本,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己”,“正己”就是“正身”。正身应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概莫能外。这样的观点,与那些封建统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们却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有着天渊之别。王艮反对笃信谨守封建礼教,肯定人的情欲的合理性,反映了当时市民阶级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此外,在“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李贽的思想里更已经出现了唯物主义的因素。

  诸如此类,众口一辞,黄茅白苇,一望靡余。而泰州学派袁中郎、李卓吾之研究纷纷矣!

  九十年代以后,新时代的阳明学则另有脉络。豆瓣上,王阳明小组创建于2006年,另外一个人气较旺的小组,名为“一生低首拜阳明”,创建于2008年。百度则有“王阳明吧”。在一个名为心学联合论坛的网站上,还贴出了2011年后多地组织的《传习录》读书会介绍。

  阳明的新粉丝,有些是受阳明余姚老乡余秋雨《乡关何处》一文的影响,有些是读了钱穆的《阳明学述要》,有些则是看了《明朝那些事儿》,还有人从日俄战争史料中知道东乡平八郎一生崇拜王阳明,故进而开始了解王阳明。再则就是稻盛和夫的企业管理学在2000年后被引进大陆,企业界渐渐由学稻盛和夫而知王阳明。整体说来,似已有股小小的“阳明热”。

  确实,王阳明比孟子、荀子、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程伊川、王安石、朱熹、张南轩、胡五峰、陆象山、叶适、陈亮、吕祖谦等等都更为现代人所熟知、更多关注,所以不能说不是热。发烧、不正常曰热,目前正是如此,是儒学史上的畸形现象。 

  但目前的阳明热,大抵仍停留在对阳明传奇生平、事功经历、商务应用之热情上,“阳明学”的“学”字是谈不上的,对王学之利弊得失也还没到深入讨论的时候。百年王学浮沈,虽剥极来复,但康、梁、谭、章、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以迄牟宗三、钱穆之阳明学内涵底蕴及其是非,仍是我们该重新接上并勘究的。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原标题:龚鹏程|阳明学的百年浮沉 

责任编辑: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