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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红亮:梁漱溟的儒家修养话语体系

2018-09-17 10:02:00  作者:顾红亮  来源:上海儒学公众号

  美国学者艾恺(GuyAlitto)在《最后的儒家》中把梁漱溟说成是一位文化守成主义者,把他的乡村建设描绘成儒家现代化的一个版本。艾恺的评价着眼于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看做是对于世界范围现代化运动的一种守成主义的反应。美国学者林琪(CatherineLynch)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视为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有学者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具有空想性的社会改良主义运动。这些评价基本上是旁观者的宏观表述。从乡村建设参与者、亲历者的角度来看,他们会把乡村建设运动描绘成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呢?笔者在《儒家生活世界》中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看做是他建构儒家生活世界的实验,是他重整儒家礼俗、政治、心性生活世界的努力。立足于《朝话》、《乡村建设理论》等文献的分析,参与者会把乡村建设运动视作一场建构儒家修养共同体的运动。修养共同体的建构是重整儒家心性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对乡村建设的构思与反思中,梁漱溟形成了一套儒家修养的话语体系,这为修养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有力的话语支撑。儒家修养的话语体系包含以下几个内容:修养的作用如何体现?修养的着力点如何寻找?修养的方式如何选择?修养话语体系的意义如何呈现?本文即围绕这四个问题进行论述。

  一、增强生命力:修养的作用

  对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在不同语境里,有不同的界定。有从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角度,也有从中国文化重建的角度界定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这些界定都可以从《梁漱溟全集》中找到文本的依据,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常为人们所忽略但甚为关键的是,梁漱溟曾从生命力量增强的角度界定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由这一点出发,可以在更深层次上认识乡村建设的本质内涵。乡村建设运动是“想启发每个人的生命力量,结合而成一大生命力量”。乡村建设是个人和乡村的生命力量不断扩充、生长的过程。

  生命力的增强或扩充离不开修养功夫。什么叫修养?梁漱溟的界定是这样的:“认识自己的生命,认识人类的生命,而使生命之力量增强。我想这便是叫修养。”这是从修养的作用之维来作界定。这个界定包含几个意思:第一,认识生命的过程是反思生命、让生命生长的过程。第二,要从认识自己的生命开始,修养是从自己的生命充盈开始的,例如,要对民族的前途有宏观的把握,要发深心大愿,为民族复兴求出路,每天要自我反省,要有规律生活。第三,生命是有力量的,修养体现正面的能动的生命力量。

  梁漱溟对修养作用的理解有切身的体会。他认为自己的短处在于对生命力的把控不能做到收发自如、活泼有力。表面上看起来梁漱溟能做到合理的自我管理,但实际上他觉得有时是在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命活力。“求到而做不到,这在我的确很苦,所以我求师求友之念极切,常想如何得遇哲人救我一下。”“求师求友”的过程就是建构修养共同体的过程。同道的师友正是修养共同体的成员。梁漱溟的自我反思,表明他对于生命力弱化的体认和对于生命力扩充的期待。

  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圣人之境。从修养的视角看,圣人的生命力是最强盛的,也是最自然的。“这时心里是廓然大公的,生命是流畅活泼自然自得的,能这个样子便是圣人。”精神的修养以圣人生命的塑造为理想标准。学习儒家经典是精神修养的具体功夫之一。在乡村建设研究院内的研究部的课程中,有王平叔讲授的《中庸》《论语》课程。可见,儒家的修养观是乡村建设者平时学习的内容。

  近代以来,中国深陷内忧外患。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民族生命力较为衰败,乡村的生命力也较为败落。在梁漱溟眼里,乡村的民众意志消沉,精神苦闷,没有奋发进取之意,缺乏正义公道之心,行事颇为势利。这种种颓废的精神状态是生命力不强的表征。改变这种消极的局面,一定要从改造精神状态入手,要从修养入手,也就是要从认识生命入手。乡村建设提供了一个认识生命、扩充生命力量的实践途径。

  儒家一贯强调修身或修养之于君子人格、圣人人格培养的重要性。《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潘光旦把定、静、安、虑、得视为自我修养的五步功夫。梁漱溟没有细分修养的步骤或次序,但从内涵上界定修养的本质,由此明了精神修养的作用。

  二、精神陶冶:修养的着力点

  如果说修养的作用在于增强生命力,那么,修养功夫的着力点在于陶冶精神。

  对于乡村建设者来说,加强修养的着力点在于陶冶精神,明白服务乡村所需要的精神是什么。精神陶冶包含三层意思:“合理的人生态度与修养方法的指点,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这三层意思均体现在乡村建设的培训课程中。

  着力点之一是指明合理人生态度和修养方法,这主要指启发大家树立深心大愿。深心指悲悯之心。面对灾难而发的悲悯,还是普通的悲悯。更深层次的悲悯来自人生的反省,来自我应该成为怎样的人的反思。大愿来自深心。儒家勉人立志,就是叫人发大愿,立大志,有大愿力。引发人们的深心大愿,是要直面人的精神生命问题,洞察人的发展的多元可能性。乡村建设者一旦对人类生命的发展趋向有直观的体验,自然就有深心大愿,树立为乡村建设服务的正确的人生态度。

  着力点之二是点明人生实际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近代新旧文化的转换中,旧的价值尺度失去效力,新的价值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面临很多有关家庭伦理、人伦关系等实际问题,无法解答。这时候,需要有人引导,一起讨论人生实际问题,寻求解决之法,明确未来人生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树立进取之念。乡村建设者组成讲学团体,互相激励,克服人生的焦虑。

  着力点之三是分析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质,挖掘民族精神之所在。近代以来,有识之士都在追求民族复兴,乡村建设者也不例外。民族复兴需要创造新文化,但是创造新文化不等于抛弃所有传统,需要对传统文化加以辩证的扬弃,从老根上发出新芽。在梁漱溟眼里,能发新芽的老根就是民族精神。在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学习和分析中,辨别出真正的民族精神。在乡村建设中,需要讨论如何应用民族精神于实践。这样,乡村建设就是一个富有民族精神自觉意识的运动。

  据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训练部第一届学员刘溥斋回忆,精神陶冶课的主讲人之一陈亚三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受教于梁漱溟,他对儒学研究较多,被称为“小圣人”。他讲课不使用固定课本,给学生讲传统道德修养内容,如讲孔孟的“仁”与“义”等思想,“主要讲述旧道德,目的是把学生陶冶成有思想修养的人。”训练部学员还被要求写日记,写日记被列为一门课。班主任会批阅学生的日记,从中了解学生的思想道德变化情况。学员修读这些课程,就是在精神修养方面所下的功夫。

  梁漱溟的精神陶冶说受到丹麦教育思想的影响。梁漱溟阅读孟宪承翻译的《丹麦民众学校与农村》一书后,“恍然大悟”,对丹麦教育的根本精神有了深切的体会。通常以为丹麦教育一开始就注重技能的训练和职业的培训,其实这个猜想错了。丹麦教育的创始者是几个极富宗教精神的人,他们十分看重人格教育的魅力,这种教育被称作“人感人的教育”,也被称作“人格感应的教育”。教育者是有高尚人格气息、有献身精神、有活力的人,他们用自己的人格精神感染受教育者的思想,在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营造一种团结友爱的氛围,让受教育者在轻松自由的环境中感受生命的净化,焕发内在的活力。丹麦教育从非实用的人格教育入手,结果却收到了实用的效果。

  梁漱溟比较丹麦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做法,认为丹麦的民众学校侧重人生行谊的教育,而非侧重知识技能的传授,这和乡村建设运动提倡的精神陶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的关键点在于让民众有活力,在精神上占据主动。一旦民众的修养到位了,精神活起来了,愿意去学习技术,改良农业,组织合作社,参与公共事务,那么,乡村建设的实验就有可能成功。近代以来的中国教育反其道而行之,一开始就从实用入手,讲求船坚炮利的功效,讲求职业技能的培训,这是舍本求末的做法。梁漱溟从丹麦教育举措中得到启发,主张走精神修养之路,倡导精神陶冶之法,“始终以人生行谊教育为基点而发达其他知识技能教育”。这是乡村建设的正途,也是修养共同体建构的着力之处。

  三、朝会:修养的方式

  如果说修养的着力点在于陶冶精神,那么,陶冶精神需要有一定的修养方式或形式,比如,通过举行朝会的方式,使精神保持向上奋发的状态。

  朝会是梁漱溟推行的一种教育方式,也是一种修养方式。“但无论如何,朝会必须要早,要郑重,才能有朝气,意念沉着,能达入人心者深,能引人反省之念者亦强。”“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每天黎明,召集全体学生,一开始静默反省,随后梁漱溟讲话,谈心得体会,多半有感而发。有的学生听得入味,深有感触,把梁漱溟的讲话记录下来,整理成文,这些纪录就成为了朝话。在乡村建设期间,梁漱溟几乎每天举行朝会,很少间断。

  朝会的来历与梁漱溟的讲学思想有密切关系。梁漱溟期待复活古代的讲学风气,跟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读书,共同生活,共勉互进。1925年,梁漱溟和师生10来人,包括熊十力、王平叔、黄艮庸等人,在北京什刹海租房。早晨起来,大家在月台上团坐,大多时候是静默静坐,有时也讲话,相互鼓励鞭策。1926年,梁漱溟和熊十力、卫西琴等师生朋友迁居至北京西郊大有庄,继续过团体读书生活。通过团坐或朝会,共同体成员读书明志,励志修养,心志相通。“在朝会上的精神如何,与这一整天大家(师生)的精神都相关系。即朝会作得好,则这一天大家的生活都要自然温润些,奋勉些。”朝会是一天的开始。朝会的精神状态积极向上,给共同体成员一种集体的精神激励。

  梁漱溟离开北京大学后,一直在寻求合意的修养共同体生活方式。经过什刹海、大有庄的团体生活的短暂试验,梁漱溟心目中关于修养共同体的理念越来越明确。到了乡村建设时期,他的修养共同体理念已经成形,并开始付诸实施。

  团坐或朝会既是一种讲学方式,也是一种共同体生活方式。参与朝会的过程,就是参与集体修养、参与共同体生活的过程。梁漱溟认为,个人修养需要朋友的帮助,需要过集体生活。朋友之间的集体生活作为修养功夫,有助于提升个人的修养成效。“集体(群的)生活,每每较之零散的个人要有趣味,易得精进向上。”朝会式的集体生活是一种修养的功夫。

  除了朝会以外,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办学实践,处处体现修养共同体的理念。例如,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学生四十人编为一个班级,每个班级配备班主任和助教。班主任与学生一同起居,一起饮食,结成朋友关系。所有学生都同作同息,步调一致,同处共学,共同生活在师生关系融洽的修养共同体之中。在集体生活中,朋友团体的生活是比较理想的环境,不仅有助于个人修养的增益,而且有助于他人的人格造就。在理论上,“靠朋友的好处,以融化感应自己的缺短而得其养”。在修养共同体的生活中,可以找到有真志趣的朋友,这些朋友类似多面镜子,帮助个人找出自己的毛病和弱点,调理自己,积极向上。

  朝会作为修养方式,其特征在于养成教育。“办法不是在说服,办法还是在养成。”在一个友爱的集体环境中,涵养个性,扩充生命力量,使团体式的朝会变成共同体的养成教育活动。

  四、修养话语体系的意义

  第一,从修养观的角度来观察乡村建设,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视为修养共同体建构的过程。这是对乡村建设运动定位的新认识,体现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的当代意义。修养共同体建构的思路和举措在当代中国仍具有参考价值。进入21世纪,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日渐复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日益推进,梁漱溟在乡村建设中建构修养共同体的实验越来越显现出当代的价值:我们不仅需要建设山清水秀、和谐文明的乡村共同体,而且需要建设有修养、有气度、有生命力的乡村共同体。

  丹麦学者曹诗弟(StigThoegersen)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理解为教育改革运动。乡村建设者“尝试着通过教育的手段实现对乡村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根本性重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目标则是要把整个国家变为一所学校,在这里,所有的人民都将学会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过自己的生活。”把乡村建设定义为乡村教育,曹诗弟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梁漱溟热衷于建设乡农学校多少证明乡建即乡村教育观点的合理性。但是,从更深层次看,在教育领域,梁漱溟强调情志教育甚于知识教育,强调生命教育甚于技能教育。无论是情志教育,还是生命教育,都需要持续的修养功夫。因此,我们更愿意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阐释为修养共同体的建构。梁漱溟既延续传统儒家的修养观,又结合科学、民主等现代最新成果,发展出一套修养共同体建构的话语体系,超出乡村教育的笼统看法。

  第二,在乡村建设期间,梁漱溟建构起一套儒家修养话语体系,包括修养的作用、修养的着力点、修养的方式等内容。这套话语体系为乡村建设中修养共同体的建构提供理论依据,为我们重新审视乡村建设的当代意义提供有益的观察视角。

  在这套修养话语体系中,梁漱溟看重团体生活对于自身修养的作用。个人的修养过程,离不开团体的帮助。团体的帮助包括指点、批评、讲学、参与社会运动等。在一定意义上,修养共同体的建构是讲学与社会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因此,梁漱溟的修养话语体系本质上是建构儒家修养共同体的话语体系。

  就修养话语体系的系统性来说,冯友兰的境界说比梁漱溟的修养观更加系统。冯友兰区分四种境界,其中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的达成无需人做有意识的修养功夫,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则不同,它们“是精神的创造,不是自然的礼物”。达成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需要两种修养功夫,即觉解和用敬。人对于所做的事情有觉解,领会其道德的意义,他便处于道德境界之中。如果没有用敬功夫的支撑,他所处的道德境界是一时的,很容易消失,无法持久。一旦用敬,时时注意此等觉解,以保持此种境界,使他常住于道德境界之中。冯友兰的境界说包含儒家修养话语体系。从学理上看,冯友兰的修养话语体系的论证更加系统和规范,梁漱溟的论证带有自己的感悟和体验的意味。

  第三,梁漱溟的修养话语体系一方面继承传统儒家的道德修养的做法,例如,注重修己以安人,注重道德反省;另一方面,它有超出传统儒家修养观的地方,例如,梁漱溟看重启发普通民众的深心大愿,走平民化、大众化的修养之路。又如,他注意从丹麦的教育实践中吸取经验,融化于乡村建设的实验中,发展出精神陶冶说。

  从平民化修养话语体系的建构来看,梁漱溟的工作并不是个案。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另一个著名的案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现代中国修养话语体系建设的范本,构筑起一个完整的共产党员修养话语体系。与此不同,梁漱溟在乡村建设期间建构的是儒家修养话语体系。两者在价值取向、修养的着力点上都有不同。相比之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更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与党性锻炼。“要在革命的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共产党人的修养服务于人类解放的整体利益。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视作修养共同体的建构,这个建构仍然是重整儒家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文章原载于《孔子研究》)

  (作者简介:顾红亮,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赵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