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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八十年代,回到儒家常道

2018-09-18 09:08:00  作者:姚中秋  来源:儒家网

  我们讨论超越八十年代,首先需要界定八十年代,为此,我首先讨论八十年代的脉络。

  八十年代的脉络

  我理解,思想学术意义上的“八十年代”,实际上开始于七十年代中期。

  作为文革主体的知识青年们被毛泽东发配到农村,随后又发生林彪事件,八十年代思想就此生发。

  因此,八十年代思想实际上生发于文革中;这一基本事实,促使我产生这样一个大不敬的疑惑:八十年代思想观念和文革思想观念之间,是否有很深刻的内在联系?

  从城市陡然来到乡村、在窑洞、在干打垒里艰苦生活的青年们努力在反思,甚至在批判,但是,他们成长的经历,文革给他们提供的那种政治环境和思想资源,对其反思和批判构成基本约束,他们想超出,但还是在那个框架里。

  这是我们讨论八十年代思想范式时,不能不注意的基本事实。

  理解“八十年代”,还要理解八十年代之前,中国整体的思想、政治处在何种状态。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文化已断裂30年。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同时,中国思想学术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已断裂差不多30年,虽然那时东欧思想向国内有所传入,但其活力还是非常有限的。

  两个断裂也就决定了八十年代思想的资源,至少在其起步时是非常有限的。

  另一方面,当八十年代正是展开时,也即七十年代末,中国逐渐对西方开放了,可以想象,开放带来了很强烈的情感和思想冲击,因为,中西对比太强烈了。

  不要说青年,就是那些高级干部,也受到极大冲击,一个如此现代化的西方和一个如此落后的中国并列在八十年代的那些思想者和政治人物面前,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其由此引发的主导性情绪,震惊。

  我想,八十年代的思考是从“震惊”开始的,从震惊所引发的疑惑开始的:为什么中国成了这个样子,而人家竟然那么好?

  也因此,八十年代的思想是带有比较强烈的情绪色彩,也带有比较明显的应激性质。

  应激性的含义是说,他们经历了文革,其思考从文革开始,他希望对自己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是应激;

  他又看到了一个现代化的西方,自然提出一个应激性问题:为什么中国比西方落后那么多?这是困扰八十年代思想者的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贯穿了整个八十年代的思考。由此也可引申出其他问题,比如说:如何彻底告别文革?如何让中国变得更好?

  八十年代的思考者

  接下来,我想简单地梳理一下,八十年代的思考者究竟是哪些人?当时那些思考者按年龄、按阅历可分成三代人,也可以说是三类人。

  第一代,老人。他们在民国时代已经成名,比如梁漱溟、冯友兰他们这些老先生,甚至包括张岱年先生,也算民国时候已经成名者。

  如果我们把他们放到八十年代的三代人当加以对比,立刻可以发现,他们的心智最为健全,因为,他们的知识最为完整,不管是梁先生还是冯先生,他们对中国文化有很深体认,对西方文化也有比较完整的把握的。

  回顾八十年代,其实,他们的思考最值得关注。

  第二代人,中年人。我记得有人提出过“一二九一代党内知识分子”,日本侵略中国,大学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学生对国民党政府失望,靠近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从北平、上海等地历尽艰险,投奔陕北等根据地。由此形成中共党内的文化人群体。

  他们的思想比较复杂,他们曾生活在中国文化还比较完整的家庭,因为他们通常来自大家庭,从小父母教过他们四书五经;后来在城市接受马克思主义,投入革命,又经历了毛时代的荒唐,通常,他们在反右、文革中是被迫害者。

  所以,文革结束后,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有所反思,在文化上也是有很深刻的反思。但这种反思,在两个方向上展开。

  最近,赵明先生出版了一本书,《江海月明——杨景凡的精神世界》,描写西南政法大学的杨景凡先生,其中有一章,题为《暮年相遇孔子》。

  50年代初,杨景凡已是副厅级干部了,后来一直在西政教书。文革后,他写了一篇文章,一本小书,《论孔子》,1984年出版时,改为《孔子的法律思想》。

  那个时期,他最喜欢两个弟子,一个是蒋庆,一个是清华的江山,大家都知道,这两人都是比较亲近中国文化的法律人,他尤其最喜欢蒋庆先生。

  事实上,八十年代以来,杨景凡先生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孔子。他似乎有点纠结,毕竟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所以一方面高度肯定孔子,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还有很多怀疑。

  但杨先生的思考方向具有重大意义,回到孔子,以孔子为中心展开思考。

  更有名的是王元化先生。的确,王元化先生是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倡导人,但这个新启蒙,其实已不同于新文化运动之启蒙。

  读过王元化先生晚年的著述,可见其对中国文化有高度肯定。我喜欢京剧,从电视的戏曲节目中看到过王先生,上海恢复老戏、京剧的很多活动,都是他在背后支持的。由此可见他的精神趋向。

  还有庞朴先生、汤一介先生,虽然年龄略小一些,但其取向比较相近,最初的思想观念并未在中国文化中,文革以后,则在精神上回到中国文化。

  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才是真正走出文革。文革,在我理解,乃是对中国文化之大革命,回归中国文化,才算真正走出文革。

  当然,所谓“一二九一代”并非全部如此,比如李慎之先生也属于这一代,他与王元化先生等人有很大不同,李先生强调反专制,他认为文革是封建专制的,但在政治上反专制不那么容易,他就转向批判中国文化,以此表达反专制之意,一来二去自己就信以为真了。

  第三代,青年,也即红卫兵一代。他们首先是文革的参与者,文革的活动主体其实就是这一代,正是这一点,打过自己的老师;不过,他们又是文革的受害者,被送到乡下去了。

  如果和老一代作对比,后面这两代,八十年代初的中年人和青年人,都有很大的缺陷,思想上先天不足。

  这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之处境有关,清末开始,教育变革,中国文化退场,他们对中国文化缺乏系统、全面了解,他们的精神在中国文化之外。

  “一二九一代”也是,他们毕竟是“五四”之子,是新文化运动的后继者。不幸的是,他们对西方的思想还年也是比较隔膜的。知识不足,必定充满情绪。

  这两代人的思考带有明显的情绪色彩,更多是基于对文革的深恶痛绝才开始思考的。焦虑、怨恨、兴奋,就是这个时代的气氛。

  八十年代思想之取向

  我当时是大学生,难免深受这个时代气氛之影响,以我自己的感受,我对八十年代思想之取向,略作以下总结:

  第一,外在立场。也即,站在中国之外看来看中国,比如说,以西方作为标准,因为,面对西方,八十年代思想人物十分震惊,很自然,以其眼中现代化的西方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把西方当作中国的终点。

  这样,他们自己站到中国之外,或者说,中国之上。

  第二,中国自我特殊化。基于上面所说外在立场,他们把西方普遍化,把中国自我特殊化。当然,这是二十世纪整个中国思想的基本倾向。

  在此之前,中国人的视野是天下的,毛时代很特别,基于其政治理论,而有国际主义,有领导世界革命的理论。除此之外的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人物基本上把中国自我特殊化,八十年代思想十分典型。

  令人惊讶的,同样是这些人,总是反感民族主义。其实,他们自己就是民族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是逆向种族主义者,也可以说是逆向普遍主义,视西方为普遍,中国是特殊的,要求中国进入这个普遍世界。

  也正因为此,任何关于中国文明有所可取的论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主张自己利益的政策,在他们眼里,都是民族主义,都是反普遍化的恶,最大的恶。

  第三,小学生心态。中国是落后的,中国文明一无是处,必须接受西方的教育,必须甘当小学生,任何试图建立自己文明、思想主体性的努力,都会遭到他们的痛斥。

  第四,救世主意识。在热衷于启蒙的思想领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特别强烈的抱负,把中国从黑暗落后中拯救出来的自我期许。他们相信,他们已经掌握了真理,那就是西方,惟有皈依他们的真理,中国才能得救。

  以上四点,或许有点偏颇,也未必在八十年代每个思想者身上都有充分体现,但透过八十年代的思想气氛,大体上可以看到这些思想观念倾向。

  由这些思想,在政治上促成了八十年代的改革规划。

  在此,我希望强调一点,八十年代的思想和政治之间有非常紧密的互动,这一点,是八十年代人特别自豪的。

  当时有些青年学者组织的会议,政治高层人士十分关注,比如人们已经回忆、讨论较多的“农发组神话”,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所写的调查报告,可以直接得到书记处的批示。

  可见,在八十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中,思想界和现实政治之间有很多联系管道,从而能够密切地互动。

  这大约是因为,经历了文革,高层政治圈子与思想界一样处在震惊、迷茫状态,不知道干什么,不能不依靠学界,尽管学界其实先天不足。

  于是,八十年代思想对当时的政治实践过程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形成贯穿三十多年的改革话语、改革方案。

  这个方案的核心是现代化,而现代化就是西化,引入西方的观念,在中国建立西方已成型的经济、政治制度。

  我们先不管此现实政治后来怎么演变,今天回头看,可见一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改革至少从1978年已经开始,至今差不多快40年。

  改革当初确立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走出文革,人们相信,改革可以让中国变好,可以避免文革再次出现。

  然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高声疾呼改革的人士,主要是观念上的改革派,及其在思想界的代言人,似乎有特别强烈的文革焦虑症。他们总在焦虑地说:改革倒退了,文革又回来了。

  这就有点意思了。八十年代思想及其促成的改革的政治,经过40年,仍未能够解决其当初设定的目标。这也就是说,改革话语与改革政治,从根本上说已经失灵了。

  你设定了一个目标,说通过改革可以彻底告别文革,历史给了三四十年,但你自己现在宣告自己失败了,这就说明,你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这是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为什么八十年代思想及其政治没有能力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

  八十年代的思想从文革走出,一直以告别文革、彻底否定文革作为自己的基本目标,但始终未能达成这一点,这恰恰构成了我们反思八十年代的起点。

  八十年代思想之失灵

  根本的问题在于,八十年代思想范式、内在结构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存在严重脱节,简言之,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困境在于:思想与事实脱节,精英与大众脱节。

  事实上,中国,不管是在二十世纪,还是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以迄于今天,中国有自己的内在演进逻辑,而八十年代思想范式没有注意到这个逻辑,甚至与之脱节。

  其实,文革结束以来,也就是从八十年代思想起步的同时,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八十年代的思想者,有人隐约注意到了这一变化,但大部分人没有注意到,那就是中国文明之复兴。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了,事实上,当时也很明显,最直观的表现是在乡村社会,宗族慢慢开始恢复了,农民悄悄恢复了祠堂。

  当时正在读书的我,现在还记得报纸上总有文章批判农民重建祠堂,宗族恢复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文革结束后,知识青年们在反思,农民却用行动走出文革,走向文化重建,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回向传统。

  不幸的是,八十年代思想人物对此很少注意,事实上,基于启蒙观念,民众的这种努力大体上成为批判的对象。

  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在反思传统文化,因为反思文革而批判传统文化,他们将其作为传统批判,他们总是讲历史。

  实际上,传统就在现实,并且日益明显、深厚。由此可见,八十年代思想与现实的脱节是多么严重。

  中国的第二个变化是大家都注意到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干春松教授上午讲到,现代新儒学讨论的重要议题是,儒家思想能不能有助于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之发展。

  当时杜先生带着这个问题进入中国,可以想见,八十年代中国主流学者对此视而不见,少数人注意到了,但将信将疑,甚至起而反驳。查阅文献,相信儒家不支持市场经济的论文,似乎占多数。

  然而,就在学者们批判中国文化之时,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全世界的表现最好。

  而我曾经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最好的地区,恰恰是中国文化保存相对完好的地区,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

  不能不说,这样的增长完全出乎八十年代思想之预料。在八十年代思想范式中的主流经济学,也即从西方引入之所谓现代经济学,一直断言中国经济制度存在致命缺陷,马上要崩溃了;即便现在增长,也不能持久。

  但他们的预言一次又一次地失灵。于是,我们看到,深受八十年代思想影响之主流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卓越表现,始终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中国经济成长起来了,而中国的经济学依旧停留在幼稚状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原因在于,在八十年代思想范式中的主流经济学,存在观察的盲点,他没有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文明基础。因为他根本不相信,这两者之间有正相关关系。但中国就是增长了,八十年代思想之经济学部分则失败了。

  思想漂浮在历史之外,本来以为自己是救世主,其实自己连观察者都算不上,这就是八十年代思想之困境所在。这样的思想,当然也不可能对今日中国重新安顿自己指引方向。

  由于以上所说中国之历史性变化,整个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北航高研院2012年召开思想年会,我确定会议的主题是“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中国不仅仅自身大变,整个世界格局随之巨变,这一事实促使我们不能不反思八十年代思想范式。

  八十年代思想范式之起点正在于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国当时在世界上只有很卑微的位置,但过去几十年中,中国的位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身在这样的为位置,八十年代思想必然失焦,看不清楚中国,也看不清楚世界。这是今日中国面临之最大麻烦。

  在八十年代思想中,思考的焦点是落后的中国如何赶上来,如何变得跟人家一样。

  但今天,现实给我们敞开的不再是中国怎么赶上来的问题,而是已经赶上来的中国怎么尽责任的问题。

  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不接受这个问题,恰恰因为他们仍然把自己禁锢在八十年代思想范式中,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不愿意回答世界提给中国的大问题。

  而中国以外的人们,比如美国人则不断要求中国人尽责任,或者以更大的力量约束日益强大的中国。中国思想界却不接这个茬,此即现实和思想之间的脱节。

  说到这儿,我顺便评论一下最近不幸去世的吴建民大使的观点,起码是很多人借他之不幸、以强调的悲愤情绪表达出来的观点,而这些人士正是八十年代思想之典型代表。

  这个思想群落经常忧心“民族主义”,视之为中国之大恶,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民族主义。

  不能不说,这样的话语或许太简单了,完全没有意识到过去四十年中国处境的变化、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由此所催生的中国人责任的变化。

  总之,中国社会在过去三四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坦率地说,由于思想与现实的脱节,八十年代思想没有指引这些变革,中国社会的变革事实上是在八十年代思想之外发生的;中国社会在过去几十年所走的路实际上出乎八十年代思想之意料。

  所以,它不能有效地解释,为什么我们到了现在这个状态,当然也不能给我们的未来指出方向。

  超越八十年代,回归道统

  既然如此,我们必须超越八十年代。

  严格一点说,八十年代思想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因而缺乏思想的创见,只是在震惊之余有一些浮泛的情绪,以杂凑的理论,予以文学式的表达。

  它本身脱节于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变革之现实,又遮蔽今日中国之真问题。可以说,今日中国最大的危险正在于思想之无力。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略有小成,中国文明再度站立起来,而八十年代思想却仍然跪着,没有自由精神,无法独立思想。

  所谓超越八十年代,其要旨就是,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大变动,尤其是在过去四十年的大变化之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有清醒而准确的自我认识,认清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对世界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这些是我们在今天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而如果不超越八十年代,我们就无力回应这个问题,甚至根本认识不到这个问题。

  《周易》随卦《彖辞》:“随时之义大矣哉!”既然已经过去四十年,“时”已大变,思想也就不能不变。

  那么,我们依凭什么来超越?新的思想范式通往何处?对此,我不能展开论述,只能简要指出,我们应当回归道统,重归儒家。

  八十年代思想塑造这三四十年得的思想,甲午战争以来120年的思想,若将置于中国历史之长期进程中看,恐怕只能说其在非常状态,不是常态。

  中国思想者面对西方猛烈冲击后,不能不做一些应激性回应。八十年代同样具有如此品质,八十年代思想可谓整个120年思想的缩影。

  应激,应急,因而不是常态,它偏离了常道,也即,偏离道统,偏离儒家。

  所以,我们看到,二十世纪思想之基本主题就是批判儒家,放弃儒家,无视儒家。新文化运动如此,文革如此,八十年代思想同样如此。

  但今天,当我们认真地思考秩序底定时,恐怕还是要回归常道,那就是归向道统,回归儒家,就思想而言,则是接续中国思想传统,实现其新生转进。

  此即超越八十年代思想范式的正道。事实上,我注意到,过去十几年来,有越来越多主导八十年代、成长于八十年代的思想人物,归向了儒家。

  超越八十年代其实早已开始。我们只是希望通过这次讨论,让更多的人对此有所自觉。

  补充说明一点:提出“超越八十年代”,其实不仅超越八十年代,就像杨平先生所讲:通过超越八十年代,也超越文革。

  在今日中国思想观念领域中可以看到所谓文革和改革之对立,而且似乎日益尖锐,势不两立。

  这种对立不仅撕裂了今日中国思想界,也撕裂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而在中国底定秩序之际,这是巨大的危险所在。

  那么,如何化解这一对立?单在改革话语中是不可能化解两者之对立的,改革必定引发文革之反弹,反之亦然。

  惟有超越八十年代,才能化解改革和文革之间势如水火的对立格局。

  事实上,这样的对立格局贯穿整个现代中国历史,悲剧在于思想之意识形态化,所谓改革、文革之争,其实就是两种现代意识形态之争。终结两者之对立,惟有超越意识形态。

  超越八十年代的深层含义就是,超越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方式,回归中国文明,展开思考;从知识上说,超越二十世纪的子学时代,重归经学时代,由此回到常道。

  作者简介:姚中秋,笔名秋风,男,西历1966年生,陕西人士。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弘道书院山长。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海南出版社2012年)《重新发现儒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国史纲目》(海南出版社2013年)《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儒生文丛”第二辑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为儒家鼓与呼》(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论语大义浅说》(中国友谊出版社2016年)《尧舜之道:中国文明的诞生》(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孝经大义》(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责任编辑:赵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