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甘为万矢的,著述求为百世师。”梁启超曾如是说。

　　“尚拟一挥筹运笔,书生襟抱本无垠。”杨度曾如是说。

　　无论他们自己怎样看待个人与社会,也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他们,梁启超和杨度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却是实实在在留下了明显的印迹,这种“印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方面资料的发掘将会越发清晰。

　　相比别的图书,刚刚出版的《杨度与梁启超》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位作者正是传主的后人。杨友麒是杨度之孙,吴荔明是梁启超的外孙女,而他们两人又是挚爱情深、相伴相依近六十年的患难夫妻。

　　2月16日,在新书发布现场,82岁高龄的杨友麒接受了记者提问。

　　问:什么时候想写这样一本书?

　　答:2011年,杨度思想研究中心成立时开始琢磨,当时写了论文讲杨度、梁启超合作共推宪政。

　　问:对祖辈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答:前半生影响全部是负面的,我当时高考进入留学预备部,前几名直接录取进去,但最后因为家庭、社会关系复杂,没有让我出国,当时感觉自己是二等公民。家族可以说是个包袱。能凭自己的才干得到的东西,都被家族的负面影响压下去了。改革开放之后,观念开始有变化。

　　我一直知道爷爷是地下党员,虽然周恩来后来临终时才说,但我们一直知道。其实周恩来、陈毅他们都清楚杨度的情况,我父亲(注:杨公庶)是政协委员,和他们有接触,所以我知道。父亲当时没回上海,是章士钊拉他参与了国共和谈代表团,身份是“电报员”。

　　问:如何概括杨度和梁启超二人的关系?

　　答:他们都秉持“救国医民”之道,开始是互相了解的挚友,后期则是政治上的宿敌。袁世凯称帝,杨度搞了筹安会,梁启超发动护国战争,两人完全对立,护国战争声明里第一条就是严惩帝制祸首杨度。事情到蔡锷去世时有变化,蔡锷临终时在日本,他专门写了遗书给政府为杨度求情,说杨度是个人才,跟那些政客不同,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探求中国的发展道路,应该得到豁免。因为蔡锷和杨度、梁启超都是很好的朋友。包括蔡锷从袁世凯处逃跑的事,也和杨度说过,还拉杨度一起走。就像梁启超说的“不要因为政治关系影响私人交情,也不要因为私人交情影响国家大事。”再后来梁杨两人也没有交集了。梁启超死时,杨度写了副对联,隔空相挽:“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星庐老人(注:李肖聃)写过集子,意思是他和杨梁二人都工作过,有资格评价,他认为杨度才华超过梁启超,但因过分投入政治活动,不如梁启超后来做了10年学术成绩大。

　　问:为祖辈立传,如何避免“为尊者讳”,让感情节制让历史真实？

　　答:感情其实不很强烈,一方面很长时没有见过面,另一方面他们对我切身的影响全是负面的。不过怨恨也没有,当时觉得知识分子本来就是改造对象,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谁让我摊上这个家庭?后来发现他们的东西远远超出年轻时的理解,年轻时只是跟着大家一起批判,但实际上有很多宝贵的东西。

　　问:成书后还有什么遗憾吗?

　　答:我觉得书目还是不够,这两个人的材料太多、太精彩,我消化的只是一小部分,恐怕有生之年也来不及都消化了。本来要写杨度、梁启超和袁世凯,来不及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