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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学研究如何出新意

2017-05-19 10:29:00  作者:  来源:中华读书报 

   

  《先秦文学十论》,陈桐生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10月第一版

  先秦文学以其语言艰深而令人生畏。在这片古老的文学研究领域,要想发掘出一点新的东西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近日读陈桐生新著《先秦文学十论》,感到作者所讨论的十个论题篇篇有新意。作者是如何做到的呢?

  利用新出土文献,是《先秦文学十论》出新意的途径之一。该书第三论《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是典型的例子。作者以新出土的郭店简、上博简与传世文献互证,认为大小戴《礼记》绝大多数文章作于孔门七十子后学之手。作者将七十子后学著述的《论语》、大小戴《礼记》、《孝经》、《仪礼》、郭店简及上博简中儒家文献等作品称之为“七十子后学散文”。七十子在年辈上有“先进”“后进”之分,在著述形式上有“述”“作”之别。“先进”仿效史官而首开记述宗师言行之风,完成了由历史记言文向诸子说理文的过渡。“后进”则由“述”到“作”,创作了中国最早的专题论文。先秦诸子说理散文在七十子手中就已基本成型,此后诸子百家不过是在篇幅、风格、技巧、手法、逻辑结构上有所发展而已,因此对所谓先秦诸子发展三段论要重新审视。在先秦散文史上,七十子后学散文处于上承历史记言散文、下启诸子说理散文的枢纽地位。“七十子后学散文”提出以后,就将原来互不相干的先秦历史散文与先秦诸子散文打通了。

  出土文献对于研究者来说,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该书绝大多数篇章并不是依赖新材料取胜,而是通过深入研读第一手文献材料,在广阔的学术视野上将这些材料联系起来,从中得出新的观点。以第一论《中国文学语言的第一次解放》为例。作者认为,中国文学语言在殷商起步,其代表文献是殷商甲骨卜辞、铭文和《尚书·商书》,这些文献的语言可以称之为“殷商古语”,特点是艰深古奥。西周文坛存在两套语言:一是沿袭前朝的“殷商古语”,另一是周人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文言”。这两套语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区分十分明显。《周书》《周颂》《大雅》以及西周铭文和周原甲骨卜辞语言刻意因袭“殷商古语”,《周易》卦爻辞、《国语》中西周散文和《诗经》西周风诗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随着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殷商古语”逐渐走向衰落,“文言”因其接近时代、贴近生活、易懂易写、便于交流而广为作家们所接受,成为春秋战国以后主流文学语言,由此中国文学语言从艰深佶屈的“殷商古语”中解放出来,走上了平易畅达的发展道路。此前,学术界将中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分为“文言”“白话”两个阶段,作者则据此提出“殷商古语”“文言”“白话”的中国文学语言发展三段论。

  《先秦文学十论》或追溯源流,或还原历史文化语境。前者如第八论《先秦格言体源流》,作者将《老子》《孙子》《论语》中的格言上溯到商周史官格言和兵家格言,令人信服地梳理了先秦格言发展线索。后者如第四论《孔门弟子对文艺抒情本质的发现》,将战国前期儒家文艺研究放在礼学语境之中。作者指出,由于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因此孔子由研究礼学而进入性情领域,开启了由礼入情的路径。孔门七十子后学在继承孔子毕生为之奋斗的礼学事业中深研人性,在探讨人性过程中发现了诗乐艺术抒写性情的本质特征,最后落脚于以礼节情,由此构建了儒家的诗乐教化理论。此后,如何处理情与礼的关系,就成为儒家文学思想发展的主线。又如第十论《楚辞五体源流论》,作者还原了战国署名习俗,将楚辞分为骚体、天问体、招魂体、散文赋体、楚歌五种体裁。

  作者这些创新,并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刻意为之。他是潜心阅读原著,认真思考,真积力久,最后才能从中发掘新意。

责任编辑: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