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齐鲁文化论坛——儒学·儒家文化·儒家文明

王钧林

儒学是儒家创立的思想学说。儒家文化则是儒学经由教化而推广、普及至社会，化成天下、移风易俗而形成的文化。儒家文明，是儒家的制度化，亦即儒学、儒家文化的某些方面，被国家政权予以条文化、制度化而形成儒家文明。

儒学、儒家文化、儒家文明，以及儒行、儒术、经学、儒教、制度化儒家等概念，构成了一个我们言说儒家的范围，儒学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儒家的扩展：儒学是第一层次，儒家文化是第二层次，儒家文明是第三层次，依次扩展。扩展的主持者和推动者是儒家。

儒家的第一波发力，是推动儒学成为显学。《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儒家的第二波发力，是进行教化，由此形成儒家文化。儒家有教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道为“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儒家关心“百姓日用”，重视礼乐教化，所以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儒家教化的特点是上行下效，由此决定了其教化的两个面向、两条路线，即：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上贯路线和面向社会草根阶层的下贯路线。清代学者焦循曾对宋明儒的“紫阳之学”与“阳明之学”做过比较，说：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

儒家的第三波发力，是推动儒学制度化。儒家显然不满足于停留在文化的阶段，它还要谋求深入社会、国家制度，使其思想、理念变成国家意志，以表达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

儒学、儒家文化成功地进入社会、国家制度层面，自然就形成儒家文明。其内涵：（１）儒学成为官方哲学，表达思想与权力的结盟；（２）在权力的支持下，儒学价值系统转换成实践系统，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３）以儒家观念为指导，建立社会秩序，进而建立政治、教育、文化制度，如三纲五常、五经博士制、科举制等等。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中指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儒家文明，不同于中华文明。它在时间概念上小于中华文明，而在空间概念上大于中华文明。儒家文明在地域上的扩展，形成东亚儒家文明圈。需要说明的是，朝鲜、越南、日本的儒家文明，不能从儒家文化传入算起，而是要从儒家思想在国家和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算起。这与中国的情形非常类似。中国在汉朝“独尊儒术”以前，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没有取得正统地位，那时，有儒家文化，却没有儒家文明。

儒学、儒家文化、儒家文明的序列，具有强烈的世俗性和正统性。儒教，作为宗教，不能融入这个序列。因此，儒教只能是歧出。儒教，就儒家而言，不是大宗，是“别子”。“别子为宗”，儒教却未支撑起一个宗。

儒学、儒家文化、儒家文明的序列，恰好可以看作是儒家扩展的秩序。站在这个序列顶端的，是孔子；推动这一扩展秩序的，是儒家。从孔子开始，儒家由儒学而儒家文化而儒家文明，最终创造出了一个可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并称的世界性文明。佛教是世界性宗教，但佛教没有创造出佛教文明，原因在于佛教是飘泊的宗教，它仅仅扎根于人心，而儒家、伊斯兰、基督教既扎根于人心，又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有世俗权力的支持。

深入研究这一扩展秩序，可以发现：（一）有一个宗师，孔子；（二）有一个儒者的群体在推动；（三）有政权的支持；（四）儒学有其扩张的内在逻辑，即学以致用，或者，从“内圣”必然走向“外王”；（五）儒家扩展得以成功在关键，在于合乎人心、合乎国情，在于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