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精神”研究报告
刘德增
一、“山东精神”的提出及意义
李建国同志在中共山东省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深入挖掘和整合山东丰富的文化资源，继承和发扬齐鲁儿女忠厚正直、豁达淳朴、崇礼尚义、勇敢坚韧、勤劳智慧的优良传统，着力培育改革创新、开放包容、忠诚守信、务实拼搏、敢为人先的新时期山东精神。
弘扬齐鲁文化传统、培育新时期“山东精神”是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目前，我省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李建国同志在中共山东省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我省今后五年工作的总要求是：
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对山东提出的“三个走在前面”的殷切期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围绕建设“大而强、富而美”社会主义新山东的宏伟目标，在工作指导上进一步从加快发展转到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上来，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努力做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在新起点上实现富民强省的新跨越。
要实现这个目标，核心是“人”的问题，是人的思想观念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对“山东精神”的研究，在继承和发扬齐鲁儿女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培育新时期的“山东精神”，引领山东的发展。
二、关于“山东精神”的研究状况
据笔者所知，最早以“山东人”为研究课题的是吴金鼎先生。吴金鼎，字禹铭，山东省安丘市宋官疃乡万戈庄人，生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肆业齐鲁大学，后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李济的高足。“李济一直把吴金鼎当作自己学术工作的接替者来看待。”李济之子李光谟先生在一本回忆其父治学生涯的随笔性集子中如是说 。1933年，吴金鼎先生赴伦敦大学留学，四年后戴着博士头衔回国，在云南的大理从事考古发掘。自1946年起，任教于齐鲁大学，先后任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等职。大概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吴金鼎先生开始以《山东人与山东》为题，在《山东新报》发表文章。1947年，《山东新报》将吴先生的文章结集出版。这是研究山东人、“山东精神”的第一篇佳作。在吴先生的著作之末，附录了张天麟先生的《论山东人的性格》一文，这是研究“山东精神”的第一篇文字。1948年9月18日，吴金鼎先生因病去世。他没有后代，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传。
建国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山东历史、齐鲁文化、山东人、山东精神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研究山东历史的代表作乃山东师范大学安作璋教授主编的10卷本《山东通史》 ；研究齐鲁文化的代表作乃山东师范大学安作璋教授、王志民教授主编的8卷本《齐鲁文化通史》 ；研究山东人的代表作乃山东教育学院刘德增教授的《解读山东人》 。此外，山东聊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富仁《咱山东人》等，对山东人的性格、山东人的精神也有精彩的描述。
三、“山东精神”的源泉：“齐鲁精神”
培育新时期“山东精神”必须重视历史上的“齐鲁精神”的影响。这是不能回避，也是无法回避的。因为一种精神一旦形成，就成为一个群体的行为指南，它就像遗传基因一样，代代相传，新生代既无法逃避，亦很难选择。传统的伟力是巨大的，甚至是难以抗拒的。卡尔?马克思指出：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对此，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也有一段精辟的阐述：
个体生活历史首先要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 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
“齐鲁精神”对当代的山东人仍有深刻的影响。
“齐鲁精神”是经过长期的积累、认同而形成的，大致经过了以下四个阶段：
1、夷俗仁：“山东精神”的“基因”
公元1981年，金秋9月18日。山东省沂源县土门镇芝芳村西北，骑子鞍山。
这是一座石灰岩结构的山，海拔350米。山坡上杂草丛生，一岁一枯荣。东山脚下，茨峪河潺潺流过。河西岸、山根下，有一个山洞。挖开薄薄的一层红褐土，一具猿人头骨赫然呈现在沂源县文物普查组张文明、杨雷、柴向荣与徐淑彬几位年轻人面前。两个月后，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吴文祺先生率领一支考古发掘队抵达骑子鞍山下，进行发掘。在头骨出土的地方，又发现了眉骨2块、牙齿2颗。第二年5月，山东省文化局、北京大学历史系联手，再次对骑子鞍山洞穴遗址进行发掘。在距此洞50多米的另一处洞隙中，又发现了5枚牙齿，这是同时代的另一位成年猿人的遗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王令红、李功卓对头骨残片进行了复原，北京大学历史系吕尊谔、黄蕴平、李平生与山东省博物馆孟振亚先生对骑子鞍山洞穴遗址环境、头骨残片与牙齿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结论：这些头骨残片与牙齿，属于四五十万年前的两位成年猿人的遗骨，被命名为“沂源猿人”。头骨的特征与驰名世界的“北京猿人”相同。
这两位“沂源猿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山东人。
“沂源猿人”只是个考古学名称，历史上山东、苏北一带最早的居民叫“夷”。
“夷”有二义，一指远古时期华夏族以外的所有部族，此为广义 。狭义的“夷”仅指东方之人 。至于东夷人的地望，傅斯年在其代表作《夷夏东西说》中举凡涉及“夷”之一切先秦文字，条分缕析，得出如下结论：
今山东全省境中，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并跨海而括辽东朝鲜的西岸，一切地方，其中不是一个民族，见于经典者，有太少有济徐方诸部，风盈偃诸姓，全叫作夷。
傅氏于1931年春得出的这个结论，迄今仍为不易之论。
许慎《说文解字》大部“夷”条：“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在甲骨文中，“大”字像一个正面站立、两腿分开的人形；《说文解字》中收录的“大”字也如是。“夷”字的造型乃一人在腰部佩带一张弓，这就是东夷人的形象。因此，东夷人的典型标志是他们腰部的那张弓。早在1931年春，傅斯年就指出：“一切所谓夷，又皆以弓矢著名。” 东夷人特别喜爱弓矢，在大汶口文化墓葬中有以石镞、玉镞装饰身体的习俗，有的戴在头右侧，有的戴在右肩上，更多的是佩带在腰部 。如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M62的墓主是一位男子，随葬器物80件，其中腰部右侧放置玉镞一件 。由此推测，东夷人的腰上总是佩带着弓矢，木质的弓已经腐朽净尽，只剩下石镞、玉镞。腰上佩带弓矢成为东夷人的一大特征，“夷”字的造型正是东夷人形象的写照。
“夷”字反映了东夷人粗犷勇武的特性。
东夷人又以仁义著称。在远古“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中，古人对南蛮、西戎、北狄颇多贬斥，说他们是不识礼义的未开化的粗俗鄙野之人 。对名列“四夷”的东夷人，虽也有贬斥，但也不乏称颂赞美之辞，说他们仁而好生，天生柔顺，容易以“道”来感化他们云云，还说东夷有“君子不死之国” 。就连孔子对东夷人也极具好感，很想去东夷人那里生活 。正因为如此，古时“夷”、“仁”两字同音同形。换言之，“夷”就是“仁”。
这大概是“山东精神”的“基因”。
但是，奠定“山东精神”的，是齐鲁文化，特别是鲁文化。
2、“功利型”的齐文化
周初，有大功于周室的姜尚被分封于营丘（今山东临淄 ），国号齐。
营丘位于泰沂山区北麓台原上，从新石器以来，济南──章丘──临淄──青州——潍县──平度──莱阳──福山一线及其两侧，遗址分布密集，形成了一条横贯山东半岛的交通线，营丘位于这条交通线的中部。营丘往东，是东夷的一支莱夷的势力范围，他们的势力很大。商人多次征伐东夷，但不曾征服过他们。考古发现表明，到商代后期，商人的势力仅推进到今山东青州一带，其中今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镇大辛庄曾是商人在东方的军事重镇。营丘去青州不远，营丘东面是滔滔淄水，占据营丘，扼住东西交通线，便可以把莱夷挡在东边。莱夷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派出一支人马，试图抢先占领营丘。姜尚从“逆旅”得到消息，日夜兼程，先一步到达营丘，打退了莱夷的进攻。营丘的军事战略地位很重要，自然条件却很差。营丘所处的山麓台原，系砂砾石和亚砂土构成，相当贫瘠；营丘南面，是山地丘岭；营丘北面，是砂砾冲积平原，地势低洼，海潮淹没、海水溯河倒灌，再加上海水渗透补给地下水，便形成了海滨盐碱地。迄今，在鲁北渤海沿岸 还有一条宽20公里左右的盐碱地带。强敌虎视，地瘠人寡，这便是齐国开国时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怎样立国？姜尚君臣厘定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建国方针：
在经济上，大力发展渔业、盐业、纺织业。
齐国滨海，那时营丘往北不远便是滩平水浅、汪洋一片的渤海，海中鱼、贝繁多。海水可以煮盐，发明煮海水为盐的夙沙氏就是山东半岛上的一个古老的部族，他们的后裔后来一直在齐国做官，如齐灵公时官居少傅的夙沙卫，即是。中国各地的制盐业大多尊奉夙沙氏为祖师 。姜尚因地制宜，把致富的希望寄托在大海上。对脚下那片盐碱地，则大量栽种桑树。桑树的一个特点，是对土壤的适应性强，盐碱地上也可以生长。农林专家的实验表明 ，桑树的耐盐（氯化钠）度为0?20％。种桑，对姜齐来说，无疑是最佳选择。种桑是为了养蚕，发展丝织业。此外，种桑还可以起到改良土壤的作用。大力发展渔、盐、纺织，同列国诸侯贸易，赚取利润。姜尚君臣虽也重视农业生产，但赖以富国的，却是渔、盐、纺织三业。
在政治上，则是“尊贤上功” 。尊贤，就是唯才是举；上功，就是崇尚功业。以此二者来激励民人奋力进取，博得功名富贵。
姜尚厘定的治国方针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特别是他的第十五代孙桓公小白，在管仲的辅佐下，发扬光大“祖宗之制”，把渔、盐、纺织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峰。煮盐成为齐地的传统产业，其遗迹迄今可寻，今胶东沿海有许多叫“灶户”的村庄，如福山的“灶头”、荣成的“灶户”等等，就是当年专门煮盐的人户聚居的地方。齐国也重视农业，特别是管仲改革以后，农业也有较大发展，但齐国农业也被纳入工商经济的模式之中。“尊贤上功”政治也被小白君臣进一步发扬光大。周安王十六年（前386年），田和夺取了姜齐的江山，但在治国理民的大政方针上，走的却是姜齐的老路。
齐国的建国方针带有极强的功利性。由此造就了“功利型”的齐人。《汉书?地理志》云：
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渔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取三归。故其俗弥奢，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
3、“道德型”的鲁文化
从各种文献记载提供的蛛丝马迹来看，周公应为鲁国始封之君，只是周公之鲁不在曲阜，而在河南鲁山。鲁山，古称“鲁”。鲁的东北，有座鱼齿山，也叫“鱼陵”、“鲁山”。鲁山一带为周公之鲁，这里迄今还有关于周公的逸闻、传说。大约在周公之子伯禽袭封就国之后不久，不满于周公摄政的管叔、蔡叔和霍叔纠合纣王的儿子武庚等起兵反叛，一些东夷人如奄国（今山东曲阜一带）等也遥相呼应。姬旦毅然出兵东征，战争一打就是三年，最后终于平定了叛乱。为了震慑东方，便把伯禽改封在今曲阜。
周公为鲁国制定了以礼治国的方针。
礼有“本”和“文”两个方面的内容 ，“本”指礼的精神和原则，是礼的内在特质；“文”指揖让周旋的仪式和用来行礼的各种器物，乃礼的外在表现形式。
礼的内在特质有二；神秘性和伦理性。
在古代，人统治久的世界被歪曲成神统治人的世界。礼最初的作用，是事神以析福祛灾。《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求福也。”甲骨文里面，礼写作二玉在器之形 ，象征人向神灵有所奉献。殷代统治者以“率民以事神” 为职责，有关殷代的考古发现诸如甲骨卜辞、人殉人祭等等，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殷亡周兴，以周公旦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认为必须从夏商的灭亡中汲取教训，他们从夏、商的灭亡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的教训是天命无常，要注意人的力量。于是，形成了既“敬天”又“保民”的统治思想。在周礼中，伦理性与神秘性并重。这是为儒家所称道的周公“制礼作乐”的主要内容。
礼的内在特质——神秘性和伦理性是藉助缉让周旋的仪式和各种器物而得以表达的。欧阳修说：孝慈、友梯、忠信这些伦理道德，必依凭于居处、动作、衣服和饮食 。可谓一语中的。任何一种礼都要借助一种特定的仪式和器物来表达其内涵，礼之义寓于礼之仪、器中。离开了礼仪与礼器，礼的内涵便无从表达。
与求诸内心的礼的内在特质不同，礼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等级性，从揖让周旋的仪式到舆服、器皿、建筑等各种礼物，无不讲求贵贱之等，尊卑之别。这便是所谓的“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深为孔子所礼赞的同礼，实即以神秘性、伦理性为内在特质，以揖让周旋的仪式和器物上的等级区分为外在表现形式 。
西周以礼治天下，有两个意思：其一，礼是治国理民的原则、纲领；其二，礼涵盖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因此，欧阳修说：“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 所谓的“凡民之事，一出于礼”，实际上就是寓政于礼，藉礼行政。在原始社会，一些重大事情都借助传统习俗来办理，在形式上，周礼依然沿用了这种方式，把国家大政方针寓于礼之中，重大事情都借助从原始习俗演变而来的礼来实施。因此，各项礼仪大都具有政治、军事、法令、教育等职能。对此，杨宽先生在《古史新探》 一书中有精深的研究。
伯禽至鲁，秉承父训，变革当地习俗，全力推行周礼嗣后各位君主，也不遗余力。于是，茫茫神州，数百诸侯，鲁国成为礼治的样板。外地人到了鲁国，不去观看鲁国的礼乐典籍，就不算真正到过鲁国。
与礼治相呼应的，是经济上的男耕女织。
鲁地处内陆，没有齐国那样的发展海洋捕捞、煮海水为盐的自然条件。但鲁地土壤较肥沃，洙、泗诸水足资灌溉。自大汶口文化以来，这一地带就得到开发。而重稼穑、尚耕织，是周人的传统 。在自然条件与历史传统的双重驱动下，鲁国确立了男耕女织的经济方针。商业活动也是有的，但鲁国开国三四百年间，一直微不足道。自春秋后期以后，行商坐贾才渐渐多了起来。不过，直到社稷倾覆，鲁国的商业也未能在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与齐国相比，更是黯然失色。
礼治与农耕，造就了以崇尚伦理道德为特征的鲁国文化。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表述鲁地风俗云：
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险啬，畏罪远邪。
鲁文化又造就了孔子儒学。
傅斯年1927年在中山大学的讲义《战国子家叙论》中认为儒学的发生与鲁国的礼治传统有关。郭沫若写于1942年的《论儒家的发生》一文中认为儒学发生于鲁国，是因为在列国诸侯中鲁国的文化发展程度最高。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论者大都认同于傅斯年的观点，认为儒学是鲁国礼治传统的产物。
鲁文化及孔子儒学奠定了中国正统文化的基本模式，也奠定了“山东精神”的基本内容。
4、齐、鲁文化的合流
公元前221年，随着齐国的灭亡，列国时代终于结束，秦一统天下，秦王政成了“秦始皇帝”，齐、鲁为郡县。从西汉到明朝，齐国、鲁国又屡屡出现在泰山南北。但是，那只是统一王朝下衣食租税的诸侯的封邑而已，不再是政治实体。
齐、鲁文化的融合，势在必然。
齐、鲁文化的融合是齐文化认同于鲁文化，古人称之为“易青齐为邹鲁”。
至少西汉前期，确切讲，是武帝朝以前，列国时代的遗风浓烈，各地民俗的基本特征，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原因有二。一是民俗具有强劲的传承性，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发展。有的民俗事象传承二三千年犹不失其本来面目，如关中平原上一个叫“岸底”的小村，丧葬习俗迄今仍与《三礼》基本一致 。列国时代划上了句号，但各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民俗，仍在各地民间传承着。二是秦朝短命，二世而亡，移风易俗没见什么成效。秦亡汉兴，鉴于经济残破，推行无为而治，各地民俗自在传承着。
到武帝君临天下，情况起了变化。黄老无为的历史使命结束，儒家思想登上“独尊”地位。从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整齐民俗的一把利刃。不过武帝忙于南征北伐，无暇顾及移风易俗之事。这事到他的曾孙宣帝刘询君临天下时，才由那些“循吏”在一些郡国付诸实施。自此以降，移风易俗成为郡国守相的一项重要职责。
驱民归农是移风易俗的一项重要内容。渤海(郡治浮阳，今河北沧州东南)太守龚遂便是一个典型。
他是南平阳(今山东邹城)人。这里是孟子故里，儒学的积淀极为深厚。渤海一带发生饥荒，饥民揭竿而起，郡县守令束手无策。宣帝命令择选贤能去渤海，丞相、御史都推荐龚遂，宣帝批准。这时，龚遂已70多岁了。他到郡后，用安抚的手段平息了农民起义。然后，开始组织、发展生产。渤海郡位于黄河入海口，大部分为齐国故地。龚遂到任后，发现这里的人仍是从前的旧习，奢侈相尚，热衷于买贱卖贵的商业活动，很少有人下田种粮，不少人身上佩着利剑或宝刀。龚遂决心矫正他们的行为。他颁布了一道命令：每人必须植榆树一株，种薤100棵，葱100棵，韭一畦；每家必须养母猪2头，鸡5只。规定十分具体。不执行命令，还应有制裁措施，否则难以推行，只是文献缺载。那些佩剑带刀的，龚遂命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犊。他的命令收到成效。文献记载说，郡中百姓春夏不得不去田间耕耘。到了金秋时节，龚遂又不辞辛苦，巡行各县，督促他们收割，颗粒归仓。
这种形式的移风移俗，重塑着齐人的行为，工商业、特别是商业渐趋衰落，临淄也逐渐失去了全国商业中心的地位。
行为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一种较为稳固的文化事象，再塑不易，不是朝夕可成的。齐人行为的再塑，也是一场持久战。
雄辨、趋利的特性，到鲜卑拓跋族建立的北魏统治黄河南北时，还很出名，时人评论说：
齐土之民，风俗浅薄，虚论高谈，专在荣利。
齐人外矫仁义，内怀鄙吝，轻同羽毛，利等锥刀。好弛虚誉，阿附成名。威势所在，侧肩兢入，求其荣利，甜然于四方，慕势最甚。
每谈及此，人们往往援引齐人“怀砖之术”为证。
建义元年(528年)，李延实被魏庄帝任命为青州刺史。他是庄帝的娘舅，赴任时，庄帝对他说：“怀砖之俗，世号难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侍奉于一侧的黄门侍郎杨宽心中纳闷：“怀砖”是什么意思?怕露拙，又不敢去问皇上和李延实；散朝后，便去请救好友温子升。温子升告诉杨宽，他听人讲过此事：“太守初入境，皆怀砖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还家，以砖击之。”温子升又援引了一首流传于京城洛阳的歌谣，以为“怀砖”之注脚。其谣云：
狱中无系囚，舍内无青州。
假令家道恶，腹中不怀愁。
这个故事可能有些夸张。但是，这个“怀砖之术”冠在齐人头上，也足以表明在当时人看来，最为利欲熏心的，还是齐人。
不过，齐人的行为在逐渐发生变化。唐初，长孙无忌领衔编写的《旧五代史?地理志》列举齐人的三大变化：“男子多务农桑，崇尚学业，其归于俭约，则颇变旧风。”齐人的行为已纳入正统文化的规范。至迟从元代人于钦的《齐乘》起，“齐鲁礼义之邦”的名号就叫响了。从此以后，在人们的心目中，齐人和鲁人一样，都是最正统的中国人。
四、齐鲁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的地域化形态
中国传统文化是由若干个情趣各异的地域文化构成的，如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南、北两种文化类型；长城内外，文化也迥然不同；长城之内，可以分为三秦文化、三晋文化、燕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等等；各个文化区，还可再析分为若干个文化亚区。所以，自古以来有“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民谚。
从区域文化学的角度来鸟瞰中国文化，就会发现：中国文化的南、北之异远大于东、西之别。林语堂有言：
中国人在我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抽象物。南方与北方的中国人被文化纽带连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但他们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之大，不亚于地中海人与北欧日耳曼人的区别。
在各个区域文化中，齐鲁文化最正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就齐鲁文化而言，胶东不同于鲁西，泰山南北亦可两分之。但是，胶东与鲁西，泰山之南北，又有一种文化上的共性，珠联璧合为“齐鲁文化”。
山东人是最正统的中国人。
中国号为“礼义之邦”——当然，也有个别人不承认这个称号，日本人福泽谕吉就说这是中国人的“自夸”，他说：“中国不能叫做礼义之邦，而只能说是礼义人士所居住的国家。” 这位日本启蒙思想家玩了一个文字游戏。而礼义之邦这顶桂冠又堂而皇之地落在了山东人的头上。至少从元代于钦的《齐乘》起，“齐鲁礼义之邦”的名号就叫响了。
张天麟，一位荣获德国土平根大学博士学位的著名教育学家，说山东人乃中华民族的“长子”：
我们知道凡是父亲的长子多数厚道而幼子则多数聪明。唯其他是长子，所以他不免失之于过于厚道。他看到他底老子创业不易，所以多俭朴而吃苦。因此，他也不免失之过于守成。然而，如果没有他的秉性忠厚，担当一切；如果没有他的吃苦耐劳，保守祖业；以及如果没有他底卓识远见（往往弟子们看他的卓识远见是迂腐）乃可任重道远，那么这个家庭早支持不住了。
于钦是益都（今山东青州）人，张天麟乃济南人。如果说这两位山东人的话有自夸之嫌，那么就再请读者诸君看一下外地人的评论。
江苏无锡人钱穆，一位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师，以擅长考据而著称。他的高足余英时说，钱先生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 。而在地域上，他则着眼于山东：
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齐鲁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齐鲁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地域化形态。齐鲁精神不仅引领着历史上的山东、而且也曾经引领着中华民族的发展。
五、什么是“齐鲁精神”
什么是“齐鲁精神”？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个方面、六项内容、二十四个字：诚实厚道、讷言力行，热情好客、勤俭节约，粗犷刚烈、敢于担当。
1. 诚实厚道、讷言力行
山东人胸怀坦荡，感情直露，天晴天阴，全挂在脸上。他们喜欢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他们会把你的委婉视为“罗嗦”、“絮叨”而不耐烦。质直的山东人讷于言而力于行，惯用实际行动来说话，看不起“嘴上功夫”。在他们看来，能说会道等同于花言巧语，无异于骗子。黄县（今山东龙口）人口齿伶俐，便被其他山东同乡赠以“黄县套子”、“黄县嘴子”的绰号。
山东号为“礼义之邦”，这个名号的核心是一个“义”字。山东人重感情，讲义气，敢为知己者死，能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是“山东大汉”给人的鲜明印象之一。张天麟先生说，有两个人物支配着山东人的心灵与言行，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梁山泊的好汉 。孔子的道德是他们内心的信仰，“梁山泊的好汉”是他们外在的言行。
从民间习俗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窥见山东人崇礼尚义的特性。
建构在男耕女织基础上的农民文化具有浓厚的神秘性，他们奉祀众多的神灵以祈福祛灾。在新春伊始的正月，农人都供奉“财神”，希冀招财进宝。正月初三或初四，“送年”(或称“放马子”)之后，把“财神”画像悬挂在堂屋北壁上，焚香燃烛礼祭。正月十五过后，有的人家把“财神”请下来，另贴一张较小的“财神”于北壁。这个“财神”就伴他们度过365个日日夜夜，直到来年正月才代之以一幅新的“财神”。
“财神”分文、武。“文财神”为比干，农人呼作“比干丞相”。比干，何许人也?
他是商朝末代国王纣王的叔父。商纣王荒淫无道，朝政腐败，江山岌岌可危。。群臣劝谍，他罪担不听，反而下令：谁人再敢谏言，就砍了他的头。他的异母哥哥微子启见状，就远遁微(今山东微山岛)以避祸；比干说为人臣者，岂可俱祸而逃?应以死谏争！再次犯颜直谏，纣王大怒，说他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孔，今日倒要看看是否真的是那么回事！命人挖出比干的心，送他验看 。
原来，比干被奉为“文财神”并非以文采而膺此殊礼，而是靠他的“忠义”。
“文财神”也即“才神”。从前，渔樵耕读都奉祀比干；在他们看来，才的内涵便是仁义道德。那成年累月供于北壁的“文财神”，那世代相传的“比干剖心”的故事，具有极大的感染力，熏陶了一代又一代山东人。
那位“武财神”乃商家供奉的关羽。在一幅长约一丈、宽约三尺的画轴上，红脸美须的关公手持书卷，正襟危坐，“利市仙官”、“招财童予”分立左右。关公乃赫赫武将，戎马一生，缘何竟成为“武财神”?
乡亲父老告知：那位关公，乃“忠义”的楷模。奉祀他，乃“利不忘义”——商人是逐什一之利的，但不能见利忘义，张贴一张“武财神”像，时时告诫自己。且只有“利不忘义”，买卖才能兴旺。
2. 热情好客、勤俭节约
山东人素以节俭著称，省吃俭用。但是，山东人的节俭乃自我克俭，自己省吃节用，对亲朋邻里又极为慷慨大方。
谚云：“山东人好存粮，山西人好盖房，河北人好穿衣裳。”山东人崇尚节俭，历史上如此，迄今亦然。
请看这么一幕：
鲁西南。日薄西山。荷锄而归的农夫招呼还在地里忙活的邻人：“喂！回家喝汤啦。”喝汤，晚饭之谓也。从前，鲁西南人晚饭都是喝稀的，他们觉得晚上躺在床上睡大觉，就无需多吃，喝点稀汤就可以了。日久天长，晚上那一顿就名曰“喝场”了。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饭桌上丰富了许多，但习惯上仍谓晚饭曰“喝汤”。
山东人就这么处心积虑、想方设法地从嘴边往下节省。
在人的所有需求中，吃是第一位的。山东人吃饭尚且这般节俭，其他方面就更变本加厉了。
“沙土布袋”是一个例子。
这是鲁西北人育婴的物品。鲁西北人在迎接婴儿出生的诸事中，必做的一件便是备下两条“沙土布袋”。三日上，姥姥来送“汤米”，再捎来一条。有此三条，就足够新生儿享用了。就在三日上，婴儿就被装进了“沙土布袋”。那是一个状若背心的口袋，只不过底部缝死。料子是自家织的“考棉布”，粗实而柔软，染成紫红色，也有蓝色的——日本人诚一夫说，在中国，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红色象征熊熊火焰，青色象征万物生长 。“沙土布袋”琅红、蓝二色，盖也寓有婴儿生命力旺盛、茁壮成长之意。两条背带于肩部分作两截，用“疙瘩扣儿”系扎。“沙土布袋”的奥妙在袋子里面。袋里装了从黄河滩上取来的沙土，那沙土极细却不粘，严格说来来，是沙非土。沙子运来家，置哥阳光节暴晒数日，然后储存起来备用。讲究点的，用水洗一遍再晒。一次取五六斤的样子，放进“沙瓢”（一种铁锅）中，做熟饭后，把“沙瓢”伸进锅底，用余火炒热，杀苗除凉。当用手触摸微热时，倒“沙土布袋”中，摊平，把孩子装进去。冬日里，穿着棉袄，光着屁股，“沙土布袋”外面裹一条棉被；夏时节，赤身裸体置于袋中。婴儿可卧可坐；双手露于外，任其挥舞。拉屎撒尿，水份被沙土吸干，一抖袋子，即可抛去。用“沙土布袋”可以节省尿布，还有衣服，只是弄沙子要辛苦一些，取、洗、晒、热、装、倒，费力又耗时。不过，他们有的是力气和时间。那
“沙土布袋”要穿到二三岁，用他们的话讲，“一直穿到能轰鸡。”
山东人之节俭，乃自我克俭，他们自己恶衣菲食，对亲朋邻里又极其慷慨大方，以热情客闻名遐迩。
3 粗犷刚烈、敢于担当
体魄强悍，粗扩刚烈，嗓门粗大，不善言辞，这是“山东好汉”给人的印象之一。小说家写山东人，往往尽力刻画山东人的这一面，瓦岗寨里的程咬金，梁山泊上的李逵，粗犷，莽撞，豪爽，勇武，坦直，庶几成为小说家笔下的山东人的固定形象。
这并非小说家面壁虚构。
即便是一桩与人为善之事，明明一片好心，可话从山东人嘴里说出来，就凭添了几分粗犷，几分火药味。山东人杨念慈先生在《故乡的民性》一文中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外地人路过本乡，碰上大雪天气，向一位老者请问什么地方能找到旅馆，老者摇头不答。那人又向老者求宿，老者说：“你张口就找旅馆，俺当你嫌恶俺家里肮脏，容不得你这个贵客呢！”老者把客人安置在客房里，脸色冷冷地往里院去了，客人不敢再兴求食之想，就饿着肚子睡了。一会儿，老者转来，一看客人上了床，勃然大怒，骂道：“你怎的这么看不起人？当俺一顿饭也管不起你？”客人举眼一看，竟然摆下好几样菜肴，有酒有肉。大雪数日不停，老者天天酒肉招待。雪霁之日，客人不敢不告而别，留在客房里等老者出来，老者出来了，一看客人没走，怪生气地说：“怎么，你想叫俺养你一辈子么？”客人表示连日打扰，于心不安，想付给老者饭钱，老者大声嚷着：“你从哪点儿看俺像个卖饭的？”客人急忙收回钱来，向老者道谢，老者更火了。“谢啥？几顿饭也不能把俺吃穷喽！”
男人如此，妇孺亦然。
平日里，山东女子虽也不乏温柔，不失贤淑，但言行举止又往往透出一股粗扩豪放。且听他们抱着宝贝儿子哼唱的摇篮曲：
月老娘， 黄巴巴。
爹织布，娘织花。
小孩子，要吃妈（奶）。
拿刀来，割给他，挂他脖里吃去吧！
“这样的催眠曲好象也只有带些男子汉气派的山东小孩的娘才唱得出。” 在山东民俗调查与研究方面造诣颇深的山曼先生如是说。
在山东各地街头巷尾玩耍的那些乳臭未干的孩儿喊唱的童谣，出口也是一副粗犷豪迈：“高粱叶，劈大刀，你的兵马随我挑！”
总之，诚实厚道、讷言力行，热情好客、勤俭节约，粗犷刚烈、敢于担当，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齐鲁精神”。这三个方面、六项内容、二十四个字也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故此我们说齐鲁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地域化形态。
六、培育新时期的“山东精神”
培育新时期的“山东精神”，引领山东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如何培育新时期的“山东精神”？我们认为应重点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1.扬弃“齐鲁精神”
“齐鲁精神”传统中，有些是值得继承发扬的，也有些是应予以批判、摒弃的。如山东人的“热情好客”往往强调物质上的给予，也就是说已“吃喝”为主，“热情好客”与“粗犷豪放”融合在一起，就是令外地人闻而胆战的“劝酒”。强行劝酒已经成为山东一大陋俗。正直坦率、诚实厚道是一种传统美德，但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更需要精明与善谈。鲁迅先生在一篇小文中写道：
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亦愚，机灵之弊也狡。
鲁迅先生所说的“北人的优点是厚重”，“但厚重之弊亦愚”，在山东人身上有充分的体现。
对“齐鲁精神”必须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为此，必须做好以下两项工作：
①在认真深入地研究“齐鲁精神”的基础上，科学地评价“齐鲁精神”，分清精华与糟糟粕。
②培育新时期“山东精神”，必须处理“齐鲁精神”传统与新时期“山东精神”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引导山东人民从传统的“齐鲁精神”发展到新时期的“山东精神”。
2.强化舆论引导
精神是深层次的文化现象。培育新时期“山东精神”，只能采取教育、引导的手段。
实际上，在古汉语中，“文化”就是指以“文”来教化天下。“文化”一词是与“武功”相对而言的，与“文治”同义，指以“文”来教化、治理天下。汉代文化名人刘向《说苑?指武》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唐代经学大家孔颖达《周易正义?象传》说，“文”就是《诗》、《书》、礼、乐。古汉语“文化”一词的含义就是用《诗》、《书》、礼、乐来教化天下。《诗》、《书》、礼、乐的核心是礼。因此，“文化”、“文治”与“礼教”、“礼治”同义 。
中国新时期的“文”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要内容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新时期的“山东精神”，就是中国新时期的“文”在山东的具体化。
要用新时期的“山东精神”再塑山东人，只能通过教育、引导来实现。为此，我们建议采取以下四项措施：
①组织召开“齐鲁精神”和“山东精神”学术研讨会，深入研究“齐鲁精神”和“山东精神”，搞清“齐鲁精神”和“山东精神”的实质。
②，在深入研究“齐鲁精神”和“山东精神”的基础上，编写《山东精神读本》。该读本应分两种：供成人阅读的文字本和供青少年阅读的图文本。应特别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图文本《山东精神读本》应列入山东省地方课程，供山东省中小学选修。
③拍摄纪实性的电视片《山东人》，解读“齐鲁精神”传统，阐述“齐鲁精神”是如何引领着历史上的山东、乃至中华民族发展的，认识“齐鲁精神”的实质，厘清“齐鲁精神”中哪些是应批判、摒弃的，哪些是值得继承发扬的。
④选择具有新时期“山东精神”风貌的典型人物，利用电视、报纸等媒体，广泛宣传，形成典型引领效用。
（山东民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