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儒、儒学”

一说“儒”，便有人联想到“儒学”，也有人联想到“儒家”，还有人联想到“儒教”，等等。那么，“儒”到底是什么呢？儒字，首见于《周礼·天官》、《论语·雍也》、又见于《管子》，后见于《孟子》、《荀子》等，也就是说，始见于春秋时期。儒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人，儒者，人需也，需人也，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儒者，儒者因此可称为有文化知识的人。

在《论语·雍也》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意思是说，你要成为一个君子之儒者，不要成为一个小人式的儒者。在人类社会中，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有文化知识的人，都可以成为儒者，但由于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不同，所以要分成君子与小人之儒。冉求跟从孔子学习，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可以称为儒者了，但如果他安于贫穷，那就成了小人之儒。孔子为什么要分君子之儒与小人之儒呢？君子之儒与小人之儒又有什么区别呢？冉求如果不前进，就是一个小人之儒；所谓小人之儒，就是这个人考虑得最多的是他自己，只想着自己而不想到国家，不想到别人。而君子之儒者，其所考虑的大多是国家之事，别人之事，较少想到自己。这两种人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思想意识不同，所以不能混为一谈。也就是说，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并不代表就能成为一个儒者；如果学了很多很多文化知识，而不为国家、不为人民服务，只考虑自己；这种人，国家不需要他，人们也不需要他，他就不是儒者，充其量也只是个小人之儒。

弄清楚了儒者，我们再来看“儒学”。“儒学”是墨子提出的，他把推崇“仁义礼智信”的人们划为儒家，把含有“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划为“儒学”。后来的荀子也承认这种说法，一直到现在，基本上都是这样。“儒教”是从南北朝时期兴起，与佛教、道教并称为三教。“儒教”把“儒学”宗教化、神圣化，把孔子推崇为教主，力图使人们按宗教崇拜方式来信仰儒学。

严格说来，“儒学”本不是一个艰深的学术问题，而只是一个常识问题。可是，就是对于这样一个常识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许多分歧甚至混乱，这是由于人们对儒学的态度不同造成的，而实际上则是“文化断层”造成的。

在一般意义上，儒学是由孔子开创的一个思潮，其基本主张如按孔子原话似可概括为“仁”、“礼”、“诚”、“孝”、“忠”、“恕”、“中庸”等。孔子殁后，儒学逐渐分化为八派，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互相批评的孟氏之儒和荀氏之儒。其焦点便是“性善”、“性恶”之争。此后，虽然儒学在西汉被定为一尊，但却是被董仲舒篡改和歪曲了的“儒学”，“以后在各朝各代都有着相当复杂的演变和内外渗透及纷争。从逻辑上说，一个学说是不是儒学、是不是儒学正宗应该由是否符合孔子思想而论。但是，春秋之后历朝历代的儒学都是结合自己的时代立论，结合统治阶级的思想立论，这样，人们就只好退一步来讨论后世的学说是不是符合孔子的真精神或思想本质，是不是在纯正方向上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可是，首先大家对于什么是孔子真精神或思想本质就有不同看法，也可以说在不同学者的眼中有不同的孔子。其次，大家对于如何发展孔子思想也有不同看法，或者说，大家对于孔子思想在自己所处时代应该展现的形态有不同理解。这双重的“不同看法”实际上就将儒学置于一个极大的发展空间中（如果我们不说是一个近乎无限的发展空间的话），这实际上就是由不同思想家结合各自社会现实和知识背景对儒学进行重新阐释。由于不同思想家时代、立场和学识的巨大差异，由于阐释过程的相对任意性和主观性，在思想史实际中会造成这样一种结果：似乎和儒学沾上点边的都可以说是儒学了。这个结论看起来有些荒谬，实际上却在相当程度上与历史事实相合。西汉至晚清中国历史上除掉释道二教之外的思想学说绝大部分都可以被视为儒学，这就是明证（刘东超《试论儒学的现存状态和未来命运》）。”

殷商时期到西周，文字书写不便，再加上文字使用权主要掌握在统治阶层，所以著书立说的人不多，即使有著书立说之人，其传播范围也不大，而春秋时期以后，由于姬姓子孙分封各地，周朝的典章制度也被用“文牍”带到各地。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及各个诸侯国统治的需要，“文牍”就发展得越多，再加上平民百姓的可受教育及可参与统治与管理，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使用文字的权力，因此许多人就想用自己的思想来统一人民百姓的思想，使得社会能够发展。这当然不是坏事。但是这其中却有一个问题，即孔子的“述而不作”。从现在来看，孔子的“述而不作”有非常深刻的意义。自孔子以后，著书立说的越来越多，都以为自己是最正确的，都希望用自己“正确”的思想说服统治者，说服人民百姓。最典型的是荀子的学生李斯，以及汉朝的董仲舒，他们用自己的思想影响了统治者，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占据了统治以及垄断地位，因而排斥了其它思想，因而也就导致了某些文化的断裂。

周朝的典型文牍----《周礼》，就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统治地位的安稳，为了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而制作出来的，这在当时来说是好事，是为了社会的安定，但是许多好为人师的人，觉得意犹未尽，又创造出《礼记》之类的东西，想使人们的社会行为更加规范，于是，类似于《礼记》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详细，越来越繁琐，从而越来越不符合民心民意。关于这一点，荀子在《大略》里有个说明：“礼以顺人心为本，故，亡于《礼经》而顺人心者，皆礼也。”这个意思是说，社会行为规范是以顺从人心为本。所以，在《礼经》上看不到的但只要顺从民心的，都属于社会行为规范。在荀子之时，已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这二三百年里，除了孔子述而不作外，大多数人作而又述，述而又作，好为人师，尤其是把本来很简单的东西绕来绕去弄得越来越复杂。而统治者由于学识与智慧的原因，往往不能全面兼顾，因此就使得某一家思想占了统治地位，从而导致垄断的形成。而思想上的垄断，则就造成了文化的“断层”。

其实，我在解释完《论语》后发现，孔子的思想并不复杂，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这五个字用现代白话翻译，就是：人与人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仁）；就必须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义）；而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就必须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礼）；而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就必须要有智慧（智）；有智慧还不够，还要有诚信（信）。如此，用诚信，用智慧，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那么，什么叫最佳行为方式呢？就是“本来如此的”行为方式（诚）。人本来就要吃饭拉屎，人本来就喜欢异性，人与人本来就要相互亲爱，相互帮助，人类社会本来就需要和谐相处，人们本来就不需要欺骗，这就是本来如此的行为方式。我们平时里经常说，摸着良心，凭着良心，这良心是什么？就是本来如此！这便是《论语》一书的重点，也是儒学的重点。

《论语》之所以说了那么多，大部分都是在举例，用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来说明“仁、义、礼、智、信”的道理。因为只有遵守了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才能是最佳行为方式，而只有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所以，人们感到最困难的便是“选择”。“选择”需要智慧，而智慧便来源于学习。这便是“儒学”！

再用现代白话来说，儒学便是做人的学问，便是人际关系学、心理学、行为学、执政学、管理学。以《论语》第一句话为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习”为调节之意（详见“中国传统文化”网chinactwh.com，《字意辨析-“习字辨”》）。学，便是一种“调节”，学了就要调节，否则等于不学；我学会了一样东西，也就是调节了我自己对社会、对大自然、对周围环境的认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学。“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亦是心理学上的问题。“里仁”讲的是内心的仁爱，亦是心理学上的问题。而《论语》一书从头到尾都贯彻了这个“调节”的思想，因为只有内心调节了，行为上才能调节，“正名”也好，“过犹不及”也好，其实都是讲“调节”。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讲“调节”呢？《诗经-风》主要描写的就是西周、春秋时期中国各地的风俗习惯，这个风俗习惯用文雅的语词表达，就是社会行为规范。“入乡随俗”，就是要求人们知道、懂得各地的风俗习惯，从而调节自己的心理和行为，以期能与当地的人们的行为趋于一致，而不致于被误解、被曲解。“社会角色”是现代社会学家们提出的，其宗旨就是说明人们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便担任不同的角色，如果这个角色用在另一个环境，那就会引出若干麻烦。这与孔子提出的“君子不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同一个道理。

所以，孔子强调社会行为规范，强调最佳行为方式，强调智慧，强调本来如此，强调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人际关系学、心理学、行为学，而所有这些，都是怎样做人的学问。因为只有首先做好一个人，才能成为什么师、什么家、什么星，如果连做一个人都不够格，还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