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四地中青年哲学家论坛”暨
“二十一世纪儒学文化的发展与展望”
学术讨论会（论点摘要）
本次学术研讨会主要涉及三方面的课题，一、中国哲学与其它哲学关系问题；二、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研究；三、儒学在当代展开的可能性问题。其中第二、三类问题是本中心会议的论题。鉴于第二类问题专业型太强，故仅列目录，这里主要撷取第三类问题的观点。
全部会议论文经进一步整理后，将视条件允许与否予以有选择的集辑出版论文集。
一、关于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研究的论题（存目）：
潘小慧：儒家哲学中的“勇德”思想
徐洪兴：也谈二程异同
葛兆光：哲学史与思想史
吴根友：道义论——简论孔子的政治哲学及其对治权合法性问题的论证
吾敬东：由精英而大众：荀子与孔孟伦理思想之别及其意义
林宏星：“统合儒释，宣涤疑滞”――以柳宗元为个案的儒、释观的考察
王新春：邵雍天人之学视野下的孔子
丁为祥：以普遍诠释超越还是以超越架构普遍？――朱子哲学理路的再反思
杜保瑞：陆象山心学进路的工夫理论
吴震：“克己复礼”新诠――以罗汝芳为中心
启良：回到船山
钱明：王时槐论考
丁四新：从先秦文献论“忠”的观念变迁
廖名春：周易干卦新释
潘德荣：易与不易
陈居渊：论焦循的正统史观
曾亦：刘逢禄论《左氏春秋》之得失与晚清今古之争
郭晓东：述《公羊》以赞《论语》：《戴氏论语注》述略
胡治洪：近20年我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杨泽波：《牟宗三先生全集》编校评估
二、儒学在当代展开的可能性论题（观点摘要）
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如何可能（陈卫平）
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如何可能？这至少涉及以下三个问题：如何揭示和呈现儒学传统；如何评价儒学传统的价值；如何实现儒学传统的价值。
不仅要阐释正统儒学的传统，也要发掘非正统儒学的传统；不仅要梳理典籍里的儒学传统，也要研究实际中的儒学传统；只有这样来揭示和呈现儒学传统，讨论儒学传统的当代价值才可能有全面的视野和坚实的根据。
今天的中国正在参与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为了抵制西方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强势霸权，必须在文化上确立民族的主体性，而认同儒学传统的价值无疑是其题中之义。然而，这种认同决不是奉其为国粹，而是与吸收西学的长处以克服儒学的短处相联系的。
在传统社会，儒学价值的实现是通过——思想观念、行为方式、语言文字——这三个环节与有关制度紧密相联的。当代中国如要实现儒学的价值，就必须对上述三个环节作出制度上的安排。儒学传统一旦通过当代的制度安排而实现其价值，它就不是原有价值的翻版，而是融入了与当代中国相适应的价值体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说，它作为水滴流淌在当代思想文化的活水中；然而，这个水滴为当代思想文化的活水奠定了民族传统的价值底色。
儒家宗教性的现代发展与展望（陈振昆）
儒家的学问是成己成物之学，具备了「学术理论」与「生活实践」的两个侧面。 我们从理论（theory）与实践（praxis）的辩证关连来重新审视儒学与儒教的传统发展与现代建构，当有一番开创崭新局面的视野。
笔者认为儒学与中国甚至世界文化的前途的思考﹐不能仍然主观地埋首在主观意识里，也就是对于它们的反省不能仅停留在经典的文本结构；而是要以分析、诠释、批判的理性﹐在传统与现代﹐以及主观观念与客观环境的辩证互动关系中﹐寻求最合理性的理解、最适切的意义与最丰盈的价值﹐甚至最妥当的实践途径 。从哲学的普遍性思考而言，吾人期许能充分运用理性的分析、诠释、与批判能力﹐重新恢复儒学与儒教之间理论与实践之辩证的活力﹐以培养合理合法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以充实人的道德、艺术、宗教、与哲学诸精神价值﹐终极实现一个宗教、自然、与人文相和谐﹐即儒家传统「天」、「地」、「人」三才之道相和谐的生活世界。
孔子的互动道德和先事道德（邓思平）
当今在中华大地上再次掀起宣传孔子学说，学习孔子思想的热潮。但其宣扬的内容太过空泛和陈旧，找不到更适当的切入点，因此，总有隔靴搔痒或逢场作戏的感觉。只有找到切入点，才能抓住主题，只有抓住主题，才能领悟孔子主张的根本实质。两千年前的精神遗产才能得到正确的传承，开出新的，适应时代进步的良丹妙药。如果找不到切入点，再把讨论延续上千年，也无济于事，只能逐渐荒废我们的精神家园。
孔子道德的核心是“仁者爱人”，这几乎已经成为共识，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否可行？现实生活中能够做到的人似乎少之又少。问题就在于：我凭什么爱他人，爱他人而付出的代价谁来补偿？这些问题似乎无人懂得回答。即使到了近代以至现代，就一直在这个“仁”的外围打转转，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和超越，无人可以达到“仁者爱人”的境界。好象看见一个很大的鸡蛋却无法找到破壳取黄儿的办法一样。同样堕入西方道德理论关于“实然”和“应然”这个怪圈而不能自拔。今天，在新的世纪，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寻求新的思维，新的方法，新的工具，对“仁者爱人”进行重新的审视和分析，最终走出历史的迷途。
德育内涵问题析论（瞿鹤鸣）
德育内涵的历史性特点，决定了“大德育”内涵的构建，必须重视从我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汲取养分。我国传统伦理思想博大精深，涉及道德原则同物质利益的关系、道德的最高理想、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德治和法治等一系列问题，对我们今天探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启迪和借鉴意义。同时，德育内涵的现实性与发展性特点，同样决定德育内涵的发展必须关注现实生活的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运行，对我国的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都冲击着德育内涵的发展。现实要求我国德育内涵应做到与时俱进。德育和德育内涵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它们的基础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时至今日，我国经济生活和经济基础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势必要延及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建构。因此，要求德育的内涵应保持与时俱进态势，才能符合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才能给德育的内涵注入时代感和针对性强的内容，更好地发挥德育阵地的作用，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精神原动力因素。这并不是对德育内涵的盲目泛化，恰恰相反，正是保持德育内涵的有力手段和正确方式。因为只有适当扩展新时代我国德育的内涵，才能使德育工作主动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能够满足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时，我国在校学生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也要求学校德育内涵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在校学生除接受学校德育以外，许多大众传媒、家庭及其它社会组织同样对学生的德育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从而形成在校学生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在此种情况，学校德育内涵如果无视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存在而固步自封，就会使广大学生产生一种矛盾的、无所适从的心态，甚至产生所谓的“价值病”。因此，必须适时适当地对德育内涵做出有效的调整。
儒学文化的传承与中国哲学的发展（李宗桂）
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是儒家哲学。儒家哲学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庞大的体系。按照类别划分，儒家哲学可分为政治哲学、人生哲学、道德哲学、价值哲学、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等。
哲学追求思辨，研讨理论思维，本质上属于形而上的范畴。而儒家哲学关注的重心，往往在现实的社会人生和国家民族，显然不是形上思辨的表现形态和价值追求。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并不说明儒家哲学不是哲学，恰恰相反，这刚好从另外一个方面表明了儒家哲学的特质。黑格尔们批评中国没有哲学，只有道德说教，其实未必就是蔑视中国哲学，只能说他们不明白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表现样式和精神实质，只能说明他们是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而已。但是，在事实判断的层面，黑格尔们是对的。儒家哲学，始终以教化为重心，以道德境界的提升为追求，所谓以“文”化之、以文教化，最终落脚于道德人心和民情风俗的醇化，正是中国式哲学的体现。所谓内圣外王，便是人生哲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有机融合，是儒家哲学从道德自我的建立入手进而建立道德社会，齐风化俗、平治天下的思想纲领，也是其价值哲学的目标。
儒家哲学具有强烈的现世性、实践性和功利性。以文教化、以文化之、化民成俗之类，显然不属理论思维的范畴，而是现实的人生品位的提升，当下的社情民意的熏染。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哲学的，毋宁说是文化的。因此，我们说，儒家哲学是一种从文化层面切入、从文化着眼并落脚于文化的哲学，可以称为儒学文化。
儒学文化的某些内容，某些观点，在今天仍然有积极的意义。甚至，经过理性的爬疏和诠释，也能彰显它的现代性和普世性的一面。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修己安人、正己正人的自律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兼容天下的博大胸怀，等等，都值得我们很好地传承和转化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既具有很强民族性，又具有很强的现代性、普世性的东西，绝对不是西方哲学范式下的“哲学”，而是典型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东西，是真正的“化”了的“文”，是真正的以“文”“化”之，是真正的生活哲学，行动哲学！这些内容和精神，便是古典意义的中国哲学，儒家哲学！所以，我们将其称为儒学文化，应当是更为妥帖的。
儒家之“和”的当代开展（余治平）
真正的传统永远是活的，会死的则是没人理睬的记忆与典籍。任何一个时代里，任何一种切合当下境域的诠释都可以使历史获得不断更新的意义空间。人可以使历史复活，同样，历史也可以融入当下人群的生存状态与生活世界。由此可以发现，传统离我们并不遥远，或者，在传统中，我们仍可以发现更多的精神资源。只要自己愿意实践，传统就随时都能够呈现在身边。
古今中国社会里，儒家的和的理念无疑属于一种随时可以被激活、极具有生命力的精神传统。儒家之和的现象构成可包括天人和谐、社会和谐、身心和谐与性情和谐四个层面。儒家天人合一、仁民爱物的理想可以帮助当今人类树立正确的物质观，扬弃人类中心主义偏激，进而不再把自然万物仅当作一种可供开发、利用、消费的资源对象。以人伦关系为中心而不是以利益关系为中心所确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更具有现实稳定性和历史渗透性。由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现代社会里冷漠无情的人际关系，因而儒家纲常观念更具有人性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儒家治身与修身的哲学既能够对爆发于当今世界的种种现代病发挥疗效，又可以帮助克服无政府主义与道德虚无主义弊端。人有性情，性本真实，情应坦荡。性情的和谐与天人、社会、身心的和谐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折射的关联。孔子的“民无信不立”要求人应该始终拥有自己的信仰世界。科学主义可以解构信仰对象，但却不可能消除人心的信仰渴求。《中庸》的“不诚无物”则强调，人只有把守本真，像自己一样活着，才能活得塌实。这显然是对现代性异化的一次反拨。儒家尊天、敬天、畏天传统要求我们应该怀着一种尊敬、爱护的心情去对待每一个物。孔子“吾与点也”的精神境界超越于一切物质利益的现实计较和道德伦理的烦琐规定，升华至一种融天人物我于一体的、审美的颠峰体验，属于人生的至乐，颇有助于纠正现代人的生活态度与人生理想。
总之，儒家的和的理念，每一层面的精神主旨都闪烁着智能的光芒，进而能够为当代人医治包括人类中心主义、利益中心论、人性异化、科学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在内的现代性病症提供有效的参照维度。
超越「文明冲突」：中国哲学与廿一世纪文明（俞懿娴）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杭亭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文明冲突」(the clashes of civilizations)之说，假想「儒家的中国」与「回教文明」是廿一世纪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对峙冲突的两大势力。他否认现代化(modernization)即西化(westernization)，怀疑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趋势有助于文明整合，反而主张今后全球政治将陷入文明冲突的危机。杭亭顿虽自称是个政治科学家，但其「文明冲突」的理论已涉及对中国儒家的扭曲，应予批驳，以正视听。从中国哲学的观点，廿一世纪宜为超越「文明冲突」、追求「文明融合」(the fusion of civilizations)的世纪。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华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唯有恢复民族自信心、发挥民族创造力，以中国哲学中的「王道」、「德治」、「道德人伦」、「宗教宽容」、「士大夫传统」、「家庭主义」以及「和谐圆融」的思想，弥补西方现代文明之不足，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融合」的新思维领导廿一世纪的新文明朝向世界永久和平发展。
德国文化学者斯宾格勒(O.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中以「生物有机体」(organism)比拟「文化」。正如生物有生长老死，文化也有兴衰成毁。所有与文化有关的民族、语言、时代、战争、观念、国家、神祇、艺术、工艺、知识、法律、经济型态、事件、伟人、史迹等等，都是可见的文化形式和文化的象征。这些文化物随着文化的兴衰而有荣枯，自有其一定的规律。大致而言，文化生于伟人灵魂觉醒之时，而亡于其瓜熟蒂落、穷尽一切文化形式之际，这也许是天理循环的道理。斯氏因而认为中国文化早熟，故早衰亡，而西方文化的没落也是无可逃免的宿命。斯氏的说法或可和杭亭顿忧虑西方文明趋于式微相互呼应，但身为伟大中国传统文明的继承人，我们应本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信念，期待无论中国文化如何衰微，终当有复兴的一日。这复兴的契机首先在于中国人能切实反省中国文明自身的弊病。传统农业的宗法的社会，重视君主帝王的绝对权威，致使中国政治始终无法摆脱人治的弊害。此外农业社会重人情，不重法治；重私情，不重公义；重人道，不重人权；有民本，但无民主，以及缺乏独立自主精神种种弱点，均值得中国人借镜西方文明精神，加以改善。纵观中华文明历史，曾多次亡于异族，接受异族文明和宗教，然而仍能屹立五千年，均在于中华文化极具包容力与延续性，能将异族文明融合起来，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化。
从儒家义利之辨看当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朱建民）
依亚当斯密的思路，商人可以同时发挥利己的审慎之德以及利他的公正之德。如此，利与义亦可兼顾于一身，而不相悖。若以这种思路对照于传统儒家的看法，尤其发人深省。儒家强调义利之辨，但是，商业行为必然涉及利益的考量，此处不可能完全遵照董仲舒所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因此，孔子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若要运用于商业活动，就不能解释成义与利的无法兼容或君子与小人的截然二分。儒家的义利之辨只能视为价值抉择优先性的强调：小人以利为首要原则，而君子应该以义为首要原则。这种优先性在面临抉择冲突时最能彰显出来，亦即，在义利冲突时，君子会取义而舍利。然而，在义利可以兼顾的情境中，就没有必要刻意贬低对于利益的考量了。
若将西方从亚当斯密到今日企业社会责任四面说的发展过程对比于中国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辨，亦可看出双方的异同。（一）基于不同的经济观，儒家着眼于义利之分辨，亚当斯密则认为义利可以融和，企业在经济责任方面的利己，可以为社会整体创造更多福祉。（二）儒家经由义利之辨而强调义的价值优先性，并由此而区分君子和小人。但依亚当斯密的观点，在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下，利己者亦可间接地造福社会，不必斥之为小人。甚至，利己者只要能够消极地不违反公正原则，亦可被视为君子。（三）基于不同的人性观，儒家贬抑利己之心，亚当斯密则肯定利己之心的正面作用。有学者认为，依亚当斯密，「人有利己之心，也有利他之心，但利己之心强烈，利他之心薄弱。所以他强调以自利为动机，推动经济进步，而以利他为节制。我国儒家思想虽强调利他，但缺乏实践之机制。」言下之意，儒家要求人们违拗人性而抑制利己之心，乃逆势而为的做法，较难落实。（四）西方当代企业多采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形态，因此，负责的企业经营者决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应该认真考虑企业拥有者（股东）的利益。如此，依傅利曼的股东中心说，企业经营者只要能顾全股东利益即是行义之人。不过，依目前流行的利害相关者说，企业经营者的考虑不能只限于股东，而应该扩及所有的利害相关者；企业经营者的「义」乃表现在考虑众多利害相关者的「利」上。在此，众多利害相关者的利益之间不是单纯的零和关系，而是设法在复杂的关系中属求妥协的均衡点。换言之，此处的义与利不是互斥的，能够达到各方利益的均衡点即是义。在现代社会中，义与利是可以融和的，但要做到妥当的程度，其间需要更精确的计算方法和沟通协调机制。此处涉及的复杂程度不但是先秦儒家难以想象的，也早已超过亚当斯密的预期。（五）当代的企业社会责任四面说强调企业应兼顾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已明白表示这四层面的责任之间并非互斥关系。企业在尽经济责任时，亦必须同时实现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企业在尽慈善责任时，亦不可损及其生存和发展而违反经济责任。在此，义可表现在四层面的融和兼顾，亦表现在每一层面的落实上。如此，经济责任不是单纯地被归类为「利」，其本身即是「义」。同样，慈善责任亦不是单纯地被归类为「义」，若尽此责任而损及经济责任时，即不能称为「义」。（六）西方当代的商业伦理强调的不是个人内心的道德修养和高尚品德，而是希望经由制度来保障。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极为推崇周公，主要在于周公能够汲取夏商两代的制度和经验而制订出一套完备的礼乐系统。礼乐是周朝的典章制度，透过这一套典章制度，让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能够合宜地表达，也保障住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换言之，仁与义是内圣之学，而制礼作乐即是外王之道，两方面是相辅相成而不可偏废的。不过，当孔子之世，礼坏乐崩，礼乐徒具形式而已。故而孔子感叹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又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因而，孔子强调伦理的内在面，希望由此复兴周初的礼乐制度。此即《中庸》所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平心而论，孔子虽强调内圣面，但对外王面亦相当重视。只是，后代儒学的发展大都集中在孔子所强调的内圣面，而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外王面。从上述这种角度来看，当代商业伦理的制度化即是现代意义的「制礼作乐」，亦可视为「新外王」。传统儒家义利之辨的内圣之学，在当代的商业情境中，必须辅以合宜的典章制度，才能让仁义的原则顺畅地落实。想要在当代复杂的商业情境中表现义与利的兼顾，不是只靠善心即能达成的。在当代复杂的商业伦理情境中，我们不能期待人人都是「生而知之者」，也不应该任由人们成为「困而知之者」，务实的做法是视之为「学而知之者」。此处的「学」至少涉及三个基本构面：伦理判断、专业知识与法令规章。这种「新外王」的工作是一项大工程，需要为数众多的「周公」，需要各个领域的人才长时间的努力，而我们正走在这条伦理现代化的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