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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当代新实学 创新“经世儒学”观——儒家的“实心实政”思想

2016-11-29 09:06:00  作者:单纯  来源:领导干部学国学

   编者按: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其中提到的两个重要启示是“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这些讲话精神可以说与实学的主旨紧密相关。实学,反映了儒学的经世理念和价值,也可以叫做“经世儒学”。发掘儒学在管理、经济、文化、军事、法治、医学、外交等方面的资源,发挥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助力民族文化复兴,服务治国理政,打造新时期的“经世儒学”即构建“新实学”。 

  “以实心行实政”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在社会治理中的呈现,也是指导“垂二千年而弗能改”之“郡县制”的行政伦理。“实心”偏于知识的伦理性,类似于儒家的“德性之知”;“实政”则偏于政治的伦理性,类似于儒家的“王道仁政”。“郡县制”的执行者为“亲民之官”,“实心”即其政治觉悟和行政伦理,“实政”表达者则为其慈幼、养育“子民”的本职责任;“实心实政”的统一亦是考绩“牧令”职守的行政标准和“民贵君轻”的政治标准。中国社会治理传统中的“勤政爱民”、“视民如伤”以及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为人民服务”、“三严三实”等,也都可以理解为“实心实政”的历史传承及其政治上的创新性运用。 

  一、实心与为政者的主体性  

  儒家哲学与希腊哲学之明显区别在于,前者关注的重点是“安身立命”或“入世哲学”,而后者的重点是“爱智慧”或“求知之学”。从孟子“尽心知性以至于命”来看,“心之官则思”固然具有知识论的性质,但是并未视其为儒者生命的唯一目的,而是“立命”的前提和手段,其唯一目的则如宋儒张载总结者,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腊苏格拉底的“知识论”以“我知我无知”,即“无知之知”为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为此,不惜甘愿受死。而儒家的人其“尽心”之知必定要与“立命”之行切实结合起来,使其贯穿于人的生命过程之中,不以“仁”为目的“智”本身也就失去了方向,反而可能戕害自己,这样的“智”也就没有意义了;像希腊哲人那样为“爱智慧”而牺牲生命一样,儒家的人坚信应该以“仁义”而“俟死”,即孔子说的“杀身成仁”和孟子说的“舍生取义”,“孔仁孟义”是儒家“外王之道”的内在伦理,是儒家的人“入仕”的“良心”,亦即为政者的主体性或政治觉悟。“实心”常被儒家的人用以表达主客观性的结合,但仍然以主观能动性或主体性为精神动力和价值取向。这也是儒家“知行之辨”中“知”的特殊重要性:既可以为“良知”,亦可为“行知”,“实心”在“良知”和“行知”方面接引它们,即“诚心”为“良知”,“实意”为“行知”。 

  二、“实政”与实践性 

  不少神学家把基督教的《圣经》视为“净化灵魂”的经典,可是斯宾诺莎却认为它是以神学的形式讨论政治的典籍,故以《神学政治论》一书阐发其独到见解。然而,儒家的《大学》开宗明义就说自己是“成就大人的学问”,属于政治哲学,即“经世济民”的学问。儒家“天下为公”的“王道”理想,在秦始皇那里变成了“大一统”的现实。表现“王道”精神的“仁政”,按照儒家“仁者爱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的思想,必须落实为一种生民利民的制度,“儒家学说悉入法典”就是体现“王道”的“仁政”。 

  对百姓子民的“牧养”不仅是父母官的“良知”和“实心”,而且也是他们的“应尽责任”和“实政”,在朝廷中央层面是“王道仁政”,在社会治理的基层则是“知行合一”,用现在中国政治常讲的话叫“政策落地”、“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以及“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就是“实心”必须见诸“实政”,这就是中国“郡县制”下的行政官吏被称为“父母官”或“亲民之官”的原因。“知州、知县”是从一州、一县的具体事务上证实“亲民之官”的“良知”,其所谓“致良知”亦即“学知利行”,“养之而不敢害”是惧于“伤天害理”的生命伦理戒律,这些都是“实心”与“实政”的结合和施行。相反,知而不行,那个“良知”就会产生缺陷,所以,王学后人钱德洪常以“实心磨练”、“行著习察”警示自己。 

  三、因名责实的经世思想 

  受清代儒家“朴学”风气的影响,清代的地方治理中亦兴起了“实心”与“实政”之间辩证关系的讨论,此“明体达用”的“经世”风气尤见于牧令一级的“父母官”及曾有过牧令经历的“封疆大吏”或“朝廷重臣”,辑录《牧令书》的徐栋和纂述《牧令书辑要》的丁日昌即为其显例。在《牧令书》和《牧令书辑要》里都辑录了与他们同样具有地方和中央官吏背景的官吏们的吏治经验。 

  反映“郡县制”的“牧令书”里面有大量对应“实心”的“实政”议题和案例。在中国的“郡县”制度设计中,中央只垄断政权,官吏由中央指派,但事权由郡县自主,鼓励其亲民之官实政惠民,权非官职垄断,而随事权衡,“一朝天子一朝臣”形成一政务官体系,而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则形成一事务官体系,二者形式上矛盾,而历史事实则可证为并行不悖,以示“事权”可以相对独立于“政权”。“郡县”制下的“守令”既是“父母官”之名,亦当责以履行“事权”之实。立此为社会治理目标,则“知州知县”不愧为名副其实的“父母官”,“家国天下”始可能有“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和社会基础;进而,儒家“民贵君轻”的思想亦可实现创造性转化,与“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现实政治相互接引,砥砺创新,以夯实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基础并提升社会制度的行政效率。 

  结语 

  通过“实心”与“实政”在中国思想和制度环境中的辩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治哲学、特别是儒家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对于中国制度及社会治理的影响。“实心”是从政治伦理的角度透视知识论,最终获得“天理”或“良心”,与纯粹的认知性“头脑”机能相比,“天理”或“良心”是用以指导“人欲”善的价值取向,是与人的社会关系相关联的,因此它必定是“实心”,从而也影响或者约束调节人们社会关系的机制即社会制度,形成“实政”,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就是“以实心行实政”。“实心”乃政权之体,“实政”乃治权之用,二者之辩证统一即“明体达用”之善政也。 

    

  

  (原文1万余字,由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博士后杨宽情改写,题目稍作调整) 

责任编辑:张晓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