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塨作为颜元的学生，对颜学的发扬与光大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塨（1659—1733），清初思想家。字刚主，号恕谷。直隶（今河北）蠡县曹家蕞人。八岁时改名为塨。塨字一边是土，一边是恭，“土”是希望将来笃厚踏实，“恭”是希望能谦虚恭敬。他是颜元学说最得力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展者，在教育方面颇有成就。著有《四书传注》、《周易传注》等。 

　　李塨30岁时，提出了“古之学实，今之学虚”的实学主张。根据其自述，40岁以前是他究心经世致用“实学”的阶段，与此相应的是他基本上是师事颜元一人。他自觉地觉察到，师友交往在学者成长过程中是起积极作用的，“每止宿，必访学人”。 

　　李塨认为理学以静坐为习，是与儒家传统不相合的。宋儒“主敬”与“主静”并无本质区别。他从经验论出发，认为一个人在童年、青少年时期，以思动为快乐;到了老年，则以习静为安身立命的所在。因而他断言，凡是讲究静坐者，就是衰世之学。宋儒这种闭目静坐、息念观空、却动专静的衰世之学，李塨指出是源自佛、道的，不合儒家经典，也非儒家圣人孔孟的主张。在李塨心目中，儒家的核心就是“六艺”。“六艺”之教是建立在具体事物上的，不单是理学“读书明理”能包容得了的。 

　　李塨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以其有条理谓之理,非气外别有道理也。”“理”指的是事物的规律。古人所讲的“气”是指乾、坤二气。关于理气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理即在事中”,“离事物何所谓理乎？”在道和器的关系上，“道”是阴阳二气,“器”是客观存在的事物,阴阳二气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器是第一位的,道则是第二位的。道是器派生出来的,器先于道而存在。 

　　李塨认为，“心”的作用非常重要。他以“身”和“心”的关系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心之官则思,思非用乎？……体即具用也。用,用其体也。”“心”是人体的一个器官,它的功能是思考,“用”就是发挥机体和机能的作用,所以思考就是心所发挥的能动作用。离开万物,“心”的认识毫无作用,但如果用“心”去探求的话,是能够认识存在于万物之中的理的。 

　　李塨秉承了颜元的观点,对“格物致知”中的“物”的解释为《周礼》中的六德、六行、六艺。对于“格物致知”中的“格”,他由原来颜元所传授的“犯手实做其事”,转而比较认可朱熹的观点,把它解释为“学”。“学”必须要达到“至”的境界。“格”是学习由浅入深、臻于完善的过程,“学有深浅,皆可为学；格者,由浅及深、无所不到之谓也。” 

　　李塨和其师颜元赞同孟子的性善论。李塨认为，“善本于性，而性即见于事物”，他同意颜元人性中的“恶”是后天道德行为，是由于“引蔽习染”的结果。他说：“恶者，后起之引蔽习染也。”强调“习”的作用，他认为“其失在引蔽二字”，所以，“恶”是后天外界环境影响的结果，绝非本性所固有。 

　　李塨的思想内容大抵根源于《周礼》为多，遍及其他的经书和史书。由于他的努力倡导，讲论心性空疏之学终告结束，学术风气为之一变。从此之后，学者的研究大都重归经史的实学里来。李塨的“实学”思想，是明清期间流行了三个多世纪的实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潮，反省了以往社会在政治、学术、文化、军事、经济、教育等诸多方面存在的问题，强调学者要面向现实，做一番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