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鲁壁”究竟是为什么在历史上会被人们念念不忘？而孔鲋又为什么把书藏在墙壁里边？它又给中国文化史上带来了怎样的纷争呢？
事情发生在约公元前213年前后，当时，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又想进一步在意识形态上统一国民的思想，实现“大一统”的社会局面。而当时的一些儒生，对秦始皇为巩固新兴帝国所采取的措施出现了一些议论批评。于是，秦始皇采纳了丞相李斯的建议，禁止全国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下令焚烧除《秦史》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官的私藏《诗》、《书》等书籍也要限期交出一并销毁。据传还坑杀了数百名儒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史案。
曲阜这片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自然不会幸免，特别是孔氏家族便首当其冲。庆幸的是，在秦始皇采取这种残暴无道的措施之前，孔子的九世孙孔鲋从好友处事先得知了这个消息。起初，孔鲋是悲愤欲绝。魏国人陈余对孔鲋说：“现在秦始皇焚书坑儒，要焚烧掉世代的经典书籍，你是这些书籍的主人，那你现在不是很危险了吗！”孔鲋叹道：“秦朝廷非我朋友，我有什么危险呢。我要把这些书收藏好，等着有人来征求使用。”孔鲋此时有了藏书的念头，但又感到无可奈何，到底怎样把书藏起来才不会被瘦到焚毁呢？他急得在祖传的老宅子里转来转去。最后，他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把书藏在墙壁里，这样既能保证书卷的安全，又能保障家族的安危。于是，就到宅院的夹墙边，砸开几块泥坯，把墙体掏空，将《尚书》、《礼记》、《论语》及《孝经》等一些世代相传的典册，偷偷地藏在了墙壁里面。然后把墙体修整妥善，拍一拍手，叹一口气，自己悠然地跑到嵩山隐居去了。
他无力挽回一场文化浩劫，能做的只能是尽绵薄之力，珍藏起被先人的手指摩挲得光滑的竹简，以免愧对于列祖列宗，成为千古罪人。
大道废弛，天昏地暗。孔鲋在嵩山只能瞭望东方，思绪万千。但是他再也不能敲击藏书的夹壁，只能耐心等待来时再理残编断简。隐于嵩山，教授弟子百余人。孔鲋，字甲，故又名孔甲。后来陈胜、吴广起事，孔甲从军反秦，为博士。最后在与秦将章邯的战斗中战死军中。也有人认为死在军中的孔甲并不是孔鲋，孔鲋隐居嵩山再无音讯。相传《孔丛子》为孔鲋的著作，疑似出于后人伪托。
孔鲋生前虽无缘把它们取出来，但“竹简不随秦火冷”，这些经典著作终于免遭了一场劫难，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就这样，凭借孔鲋的智慧，在始皇帝焚《诗》《书》、筑长城的时候，那堵墙壁还稳稳地矗立在孔子故宅，一直缄默着藏书的秘密，稳稳地支撑着孔子故宅的的那段历史。
那么，藏于墙壁内的经书后来又是如何得以重见天日的呢？鲁壁第一次见诸典册是《汉书·艺文志》，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故《尚书》”。廖廖数字，简单至极。那么，以后的史料文献又有怎样的记载？在这简略至极的背后记载的又是怎么一段历史故事呢？
《汉书·景十三王传》记：“恭王处初治宫室，坏孔子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间，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论衡·正说》记：“至孝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
历史文献的记载说明，到了西汉景帝三年，即公元前154年时，皇帝刘启将他儿子刘馀从淮南迁到了曲阜，封为鲁王，史称鲁恭王。鲁恭王好治宫室，修建了举世闻名的“灵光殿”，并在孔宅附近修建别宫，据说他为扩大宫室的规模，在拆除原孔子故宅旧墙时，忽然听到有金石丝竹之声，六律五音之美，结果从墙壁里发现了数十篇经书。
这些书籍就是当年孔鲋所藏之书，它们不是用当时的隶书书写，而是用先秦的“蝌蚪文”写于竹简之上的，并且在内容上与汉初流传的有所不同。于是人们便把这些经书称之为“孔壁古文”，当时使用的经书称之为“今文”。原来，在“焚书坑儒”之后，《论语》《尚书》等一些经典皆不传世。到了刘邦建立汉朝后，逐渐重视儒生，刘邦还亲自到曲阜祭祀孔子。恢复儒家经典的整理编撰，就要靠幸存的儒生凭记忆口述。于是，召集了一些老儒生口述整理了《论语》等经典，由济南的伏胜回忆整理了《尚书》，用当时流行的汉隶书体写成卷书。经过当时的儒生们的广泛传播，在全国掀起了经学热潮。由于从鲁壁内发现这些古文经典和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经典不是完全一致，因此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古文经学推崇鲁壁藏书，认为这代表孔子儒家思想的本真，而今文经学是对原典的篡改；今文经学则相反，认为根本就没有鲁壁藏书这么一回事，托古改制的人故意造假，两派争论不休，延续两千多年。其实反映的却是汉代时期政治思想的斗争倾向。
在这些经书中，最有价值和影响的要数古文《尚书》了，它比今文《尚书》要多十六篇。历代的古文经学家们也都认为这是可信的，从孔氏后裔特别是孔安国开始，经刘向、刘欣父子的倡导，都肯定“鲁壁藏书”的存在。直到清代的今文经学家魏源、龚自珍和康有为等才对此又提出了质疑，怀疑它们是伪造的，但也拿不出什么有力的佐证来。
金代时，人们为了纪念孔鲋藏书，在孔庙里的孔子故宅内修建了殿堂，名为“金丝堂”，因传说中拆孔子故宅墙时，有金石丝竹之声、六律五音之美的典故而得名，故名“金丝堂”。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重修孔庙时扩建诗礼堂，因中正对称和孔庙祭祀布局之需要，将“金丝堂”改建于孔庙西路。为纪念孔鲋藏书，在诗礼堂后增建了一堵照壁——鲁壁。
鲁壁藏书的故事，作为我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一直为历代文人所津津乐道，宋代文学家王禹偁曾在其《鲁壁铭并序》中称：“文籍不可以久废，亦受之以兴……其废也，赖斯壁以藏之，其兴也，自斯壁而发之。”他将中华文化复兴之功归之于鲁壁了，这未免言过其实；清乾隆皇帝的评说则比较客观公允，他说：“经天纬地存千古，岂系恭王坏宅时。”
不管人们如何评说，鲁壁藏书确实起到了保护中华文化典籍的作用，在中华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可谓功不可没，特别在两汉时期，影响甚大，曾经一度左右了汉代经学的发展方向，其文化意义重大而久远，当然是一件值得纪念的文化大事件。鲁壁，在孔庙宏伟的建筑群中，虽体小隐蔽，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符号，却是最有纪念意义的标志性建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