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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钧林:儒学传承比创新更重要 学科与教材要相应

2017-08-28 16:53:00  作者:  来源:凤凰国学

  【导言】 

  很难想象,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争议,传统文化又重新回归到中国的话语中心场,尽管很多问题仍未形成基本共识。 

  回归传统是否就意味着复古?如何厘定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与糟粕?到底该如何连接传统与现代?21世纪的中国文化,在本土性与世界性、连续性与时代性的辩论中,能否有效弥合百年裂痕,“返本”之后,开出新的枝叶? 

  不管你持有何种立场,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客观事实:中国官方和民间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越来越自觉和主动。而正式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国家战略,标志性的文件就是2017年年初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文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的“重点任务”里,引发讨论最热烈的,是如何将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不妨再读读《意见》中这段文字: 

  “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编写中华文化幼儿读物,开展“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系列教育活动,创作系列绘本、童谣、儿歌、动画等。修订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等课程教材。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重视保护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示范专业点建设。丰富拓展校园文化,推进戏曲、书法、高雅艺术、传统体育等进校园,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开设中华文化公开课,抓好传统文化教育成果展示活动。研究制定国民语言教育大纲,开展好国民语言教育。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文化教育培训,全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摘自《意见》第三部分“重点任务”第二条) 

  上文加粗部分一个关键词——“学科建设”,给当下基本参照西方学科体系布阵的中国大学教育,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如何改革创新现行大学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相关学科? 

  问题并非现在才提出,事实上,近年来不少学者、包括开办了国学院、国学研究中心等机构的高校,就多次呼吁过应该给国学“办户口”、高校应开设“国学教育”专业以培养中小学校的国学师资、国学应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儒学应成为一级学科,如是等等。2016年以刘学智、朱汉民、王钧林、舒大刚、颜炳罡为代表的知名学者联合倡议“中国高校设立儒学一级学科”,还在学界和媒体引发广泛讨论,被评为年度十大文化热点事件。 

  只是彼时,两办的《意见》还没有出台。 

  时隔近一年,2017年3月5日,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在现代大儒马一浮主持过的“复性书院”,舒大刚教授再次邀集相关学者,研讨儒学学科建设与教材编纂。为尝试构建中国儒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次的中心议题,已由“儒学能不能成为一级学科”递进为“如何建设儒学学科”、“儒学学科如何排课、教材怎么编”。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孔子研究》主编 王钧林 

  王钧林:最近我写了篇小文章,重点是把儒学的发展划分成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传承发展,一种是创新发展。我们今天把儒学设立为一级学科,编撰儒学教材。这应该是属于传承发展的范畴,而不属于创新发展。创新发展应该是指那种有原创性的、重大的见解和重大的思想体系的建立等等。我们今天所做的不属于这一类型,我们做的应该是传承发展。

  在我看来,对今天而言,传承发展比创新发展更重要。为什么?因为,建国以来,至少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到70年代中期的批林批孔、评法反儒,儒学的传承发展实质上被中断了,变成了绝学。今天,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儒学慢慢走上了复苏之路,还谈不上复兴,只是走上了复苏之路。即便今天我们把儒学设立成了一级学科,它仍然不能恢复到儒学在传统社会的盛况。比如说,在汉代设立五经十四博士之学,还有我们经常说的宋明道学或者宋明理学,在那时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远远不是当今一个学科能够比拟的。今天我们即便把儒学设立成一级学科,而现在的学科体系里一级学科有几十个,把儒学设立为一级学科,也只是这几十个一级学科里的一个,只占几十分之一。儒学所占的比重和自身的地位都和过去的儒学不可相提并论。

  舒大刚教授关于编纂这套儒学教材的基本设想,我认为是下了很大功夫的,考虑得很周全,具有可行性。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讨论的地方。我觉得儒学教材的编撰和儒学学科的设立应该是相应的,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得有一个相应的学科体系,然后根据学科体系来编撰教材。如果把儒学设立为一级学科,我们就必须考虑它的学科体系。比如说,设立了儒学一级学科,自然就可以设立儒学的二级学科,要考虑儒学二级学科都有哪些?二级学科下边可不可以设立三级学科?我认为是可以设的。以我刚才讲的汉代的五经十四博士之学为例。那个时候当然没有学科的概念,但是,五经的每一经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一级学科,如:诗经学、尚书学、易学、春秋学,等等。五经下边又分了十四博士之学,也就是每一经又分出几家专门之学,像《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专门之学;《春秋》有穀梁学、公羊学;《易》有施、孟、梁丘三家之学,等等。这些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二级学科。这还不算完,二级学科之下还有三级学科,春秋公羊学又分出了严、颜两家之学。

  我们今天要把儒学设立为一级学科,就要考虑它下面的二级和三级学科,可以根据二级和三级学科的需要来做儒学教材的编撰。我觉得学科和教材是相应的,我们要把学科体系梳理清楚,建立起来,然后才方便编撰教材。

  我的另外一个想法是比较具体的,就是儒家经典这一块,除了十三经以外,还有《荀子》《国语》《出土文献》等等,在我看来,在这些经典教材之上应该有一个类似于《经学通论》或《经学概念》的教材。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儒学设为一级学科,经学完全可以作为一个二级学科。如果它作为一个二级学科,那就需要有一个《经学通论》或者《经学概论》的教材,来对经学做出一种全面的、系统的、概要性的介绍和说明,把经学看作专门的学问,把它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知识体系梳理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教材,再来考虑五经。儒家经典最重要的就是五经,这五经中随便拿出其中的一经来,它的重要性都比那些新增加的《国语》《荀子》等要大得多,比十三经里的其他经典,像《尔雅》《孝经》,也要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五经中的每一经至少从汉代开始就形成为专门之学,有它自己的知识体系。像春秋学在汉代就发展得非常完备,春秋学下面的“三传”,特别是《公羊传》,可以独立地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春秋公羊学”。直到今天还有不少的学者在从事“春秋公羊学”研究。这样看来,在设计的教材体系中,如果把五经和其他的经典并列的话,我觉得无论从思想体系、价值体系、知识体系来讲,还是从它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来讲,都有点不是太相应。也就是说,五经的重要性和五经作为专门之学的知识体系就凸显不出来。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在编撰教材上应该有所考虑?加大五经的份量,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教材编撰与儒学发展的真实情况相符合,我认为儒学教材编撰应该考虑这一点。

 

责任编辑:李晓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