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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钧林:儒学发展的五大趋势与三大愿景

2018-08-23 16:47:00  作者:王钧林  来源:济南大学学报

  摘要:当今儒学发展至2008年揭开了新篇章,进入了新时代。2008年至今十年间,儒学发展呈现出五大趋势:(1)“儒学热”持续升温的趋势;(2)儒学创新性发展的趋势;(3)儒学日渐参与改造或干预社会生活的趋势;(4)儒学走向民间、回归社会的趋势;(5)儒学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的趋势。根据儒学发展的五大趋势和个人的主观愿望,前瞻未来而形成“希望如此”的前景,可以称之为愿景。儒学发展可有三大愿景:(1)接续传统,重建一元主导多元互动的中国文化格局;(2)万变不离其宗,儒学保持其常道品格;(3)在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上展现儒家智慧。 

  关键词 :儒学;儒家;趋势;愿景 

  儒学的发展几乎与时代同步,又不是完全按照时代的脚步亦步亦趋地向前迈进。某个时间节点上发生的事,有可能导致儒学发展出现转折性的变化。2008年连续发生的三件事,标志着儒学发展在当今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是2008年8月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注入了儒学要素,首先是以“国人不可不知的五句《论语》经典”作为迎宾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德不孤,必有邻”、“礼之用,和为贵”;其次是在盛大的开幕式上两千多名表演者集体诵读《论语》名句,除了以上五句迎宾语以外,还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三人行必有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朝闻道,夕死可矣”、“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等等。这场第一次在中国举办、全球注目、举国重视的体育盛会,通过现代化的传媒渠道,把孔子和《论语》推向了公众,推向了世界。二是2008年9月在孔子故里——曲阜成功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将儒学研究提升到新的层面。世界儒学大会是由国家文化部与山东省政府共同主办的国际儒学盛会,一年一届,每年9月27日举行,与会学者次日出席孔子诞辰日举行的祭孔大典。三是2008年10月尼山圣源书院成立,这是一所由北京、山东等海内外著名学者发起成立的一家民办公助、书院所有、独立运作、世代传承的新型书院,以该书院为中心发起推动的乡村儒学把中华传统美德传播普及到村舍农户,开辟了儒学发展的新道路。2008年儒学发展呈现出的新局面、新气象不是偶然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举国上下致力于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出现的结果;积30年跬步之功,儒学终于迎来了跳跃式的发展,迈入了新时代,接下来更是精彩纷呈,目不暇接。 

  划分新时代的基本标志是儒学从学术研究的象牙塔里走了出来,走进了民间,走向了社会。儒学不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而是更进一步,变成了一种建设当代中国文化可资利用的思想文化资源——因为产生于本土,来自于传统,契合国民性和民族精神,具有超时代、跨社会的永恒价值以及与时偕行、革故鼎新的当代价值,格外受到重视。儒学自身定性、定位的变化,为其开拓出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多种可能性发展的路向。如果和以往一样仅仅把儒学视为一种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将其变成类似于博物馆内的陈列品供人们观赏,那么,儒学再珍贵,也只是韫椟而藏的美玉、系而不食的匏瓜,缺乏其固有的宅兹中国、守望天下的情怀,丢失其指导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应用价值,如此一来,儒学的生存空间狭小逼仄也就可想而知。更何况“文革”期间儒学被视为封建性糟粕,直接扫入了历史垃圾堆。国人对儒学的基本态度和看法,无疑是一个时代思想文化的风向标,它决定着对儒学的定性,亦决定着儒学的命运。 

  儒学从历史文化遗产转变为思想文化资源的时间节点,或许早于2008年,我们对此无暇考证;我们确知的是,儒学从2008年开始真正走出了学术研究的象牙塔,回到了公众与社会中间,展现出了丰富的内涵、耀眼的光彩乃至复兴的迹象。儒学的所谓“走出”,其实是“复制”,亦即“复制”一份到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存留在学术研究象牙塔内的那份儒学原件,继续吸引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而且还以中国本土文化的样本参与人类多元文化的互动与世界文明的对话。2008年以来,十年间儒学发展包括儒学研究呈现出多种值得我们关注的趋势,以及望之令人振奋的前景。 

  儒学发展的五大趋势 

  (一)“儒学热”持续升温的趋势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儒学热”十年来持续升温,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儒学研究者和爱好者越来越多,特别是儒学爱好者,遍布男女老幼、社会各界,这说明本土儒学一旦遇到适宜的外部条件,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2)儒学研究机构、儒学社团组织越来越多。仅以山东为例,除了已有的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院、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等10余家以外,这十年新增加的就有: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曲阜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儒家文明创新联盟,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孔子学堂,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孔子研究院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礼乐文明研究与传播中心、海外儒学研究与传播中心、《论语》学研究中心,尼山圣源书院,孟子研究院(邹城),颜子研究院(曲阜),复圣研究院(宁阳),以及中国孟子学会,山东孔孟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山东省中华文化促进协会,山东齐鲁文化促进会,颜子研究会,曾子研究会,等等,数量上远远超过以往30年成立的儒学研究机构和社团组织的总数。山东是儒学发祥地,儒学研究机构与社团组织偏多,自在情理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目前,全国省级以上的儒学研究机构与社团组织达到100家以上,其中多数是2008年以后建立的,尤其著名的是2012年建成的贵阳孔学堂,以其规模宏大、功能齐全而成为国内传承与弘扬儒学的又一重镇。 

  (3)发表的论文、出版的专著越来越多。2008年以来全国儒学研究成果和普及性文章逐年大幅增长,每年发表的儒学研究论文都在1000篇以上,出版的专著达数百部之多。2012年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主持编纂出版的一年一度的《国际儒学发展报告》、2016年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创办的半年刊《中国儒学文摘》,是当今儒学研究与普及日趋繁荣的真实反映。 

  (4)与儒学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和学术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从1989年开始每隔5年举行一次的纪念孔子诞辰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迎来了习近平主席到会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我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出席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2008年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2010年创办的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都是规模宏大的高端国际儒学盛会,把儒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在对外传播与交流方面,迄今遍布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的525所孔子学院、1113所孔子课堂,一年一度在国内召开的孔子学院大会,以及先后到达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孔子文化世界行”,旨在推动儒学和中华文化“走出去”,促进包括儒学在内的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融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5)推广普及儒学的活动及讲学之所越来越多。近十年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的各类书院、学堂、讲堂、讲坛、讲座、会讲、读书会等等,散见于乡村、社区、街道、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医院等场所,定期或不定期举行,听众不分男女老幼,遍布于社会各界各阶层,成为近十年间我国思想文化活动的一大景观。 

  综合以上五个方面的情况可知,“儒学热”在近十年间出现了持续升温的趋势,儒学发展进入了近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时代,儒学复兴的迹象已经显现。 

  (二)儒学创新性发展的趋势 

  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先生提出“综合创新”的主张以来,我国学术界有了学理创新和方法论创新的自觉意识,然而,真正着手于创新实践的却并不多,即使有一些,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最近十年来有了明显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儒家义理的创新,这是儒学创新的重点和难点,虽然目前还不见有重大的理论突破,但是,创新意识逐渐加强,创新趋势日益显著。十几年前已有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蒙培元先生的情感哲学,近十年来又有李泽厚先生的情本体哲学、牟钟鉴先生的新仁学、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这都是在儒家义理创新上的有益尝试和可贵探索。 

  (2)开拓儒学发展的新领域、新天地,出现了一批新的儒学派别,如:政治儒学、制度儒学、新康有为主义、生活儒学、教化儒学、社会儒学、情感儒学、实用儒学、企业儒学、自由儒学,等等。这些新生的儒学派别并存互动,在儒林内部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 

  (三)儒学日渐参与改造或干预社会生活的趋势 

  儒学一向有经世致用的传统,然而,从上个世纪20年代儒学被边缘化以来,儒学经世致用的传统被迫中断。近十年来儒学重返社会,再次出现了儒学参与改造或干预社会生活的趋势。 

  在山东泗水县尼山圣源书院附近,一批乡村儒学的志愿者深入几个村庄宣讲《论语》和《弟子规》,倡导以孝治村,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移风易俗,切实改变了村风,受到了当地村民的欢迎。此外,一些有儒商之称的企业家倡导诚信经营、奉献社会,将儒家管理思想直接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去,也取得了显著成效。2016年创办的博鳌儒商论坛以弘扬儒家商道精神、创建当代商业文明为宗旨,次年出席博鳌儒商论坛年会的中外企业家竟达1800人之多,可谓盛况空前。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秉承儒家理念的人士还经常以支持或反对的方式直接干预社会生活,甚至试图以其价值理念重建社会秩序。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一是2010年曲阜孔庙附近要修建一座高40米、容纳3000人的基督教堂,一批儒学研究者起而反对,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二是“大陆新儒家”公开提出了“中国必须再儒化”的基本诉求,主要包含:意识形态的诉求,要求回归传统,立儒教为国教,再次将儒学意识形态化;政治诉求,提出并论证儒家宪政的政治主张,并且设计出了实施儒家宪政的蓝图。这两大诉求与当下中国国情扞格不通,一望而知,无须赘言。 

  这些在在表明,进入新时代,儒学不再仅仅满足于“穷则独善其身”,还要更进一步“达则兼善天下”,穷达之间,儒学已然完成了一次内圣外王的转身。 

  (四)儒学走向民间、回归社会的趋势 

  在传统社会,儒学是百姓日用之道,附着于民俗礼仪制度之上。近代以来儒学屡受冲击,而民俗礼仪制度在一轮又一轮的革故鼎新中几乎面目全非,于是,儒学失去了社会体制的依托,变成了一种飘浮悬空的思想观念,不能具体落实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有鉴于此,近十年来,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达成共识,合力推动儒学走向民间,回归社会。2014年中国孔子基金会发起创建的孔子学堂,截止到目前,已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办起了1800多所,分布于乡村、社区、街道、企业、学校、医院乃至于戒毒所、监狱;并且根据社会需求,将孔子学堂打造成平民百姓聚会学习、读书、体验、交流之所。尽管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提升的地方,但是,兴办孔子学堂,旨在将儒学与社会生活密切结合起来的大方向应予以充分肯定。尤其值得表彰的是乡村儒学,切实有效地改变了村风家风。从事乡村儒学的社会各界人士,或称志愿者,或称义工,甘愿无私奉献,“背着干粮为孔子打工”;他们走进村庄,为村中留守的老人、妇女、儿童讲授孝道、家风、礼仪等等,将儒家的百姓日用之道从外部输入到荒废已久的乡村,村民如久旱遇甘霖,内心喜悦,再兼以为村民排忧解难,所以极受欢迎。可以预期,由乡村儒学、孔子学堂等等推动的儒学走向民间、回归社会的发展趋势,或在某些路径、方式方法上有所修整完善,总体而言必将有光明的前景。 

  (五)儒学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的趋势 

  在传统社会,儒学依赖经学和科举而生存。1905年晚清政府废除科举,1912年民国政府废止中小学尊孔读经,力图将儒学与学校制度剥离开来;但是,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小学教材仍有大量的儒学内容。1949年以降,中国大陆中小学教材里儒学方面的内容少之又少。有鉴于此,2013年中华书局引进了台湾地区的《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内容全是儒家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2014年泰山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化基础教材》,内容是儒家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和文学、史学经典著作。2016年山东省组织编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并列为山东省地方必修课程。这是中小学情况。一省引领在先,各省必然跟上,甚至还会后来居上。在高等学校方面,2016年几位知名教授联合倡议在我国高等学校设立儒学一级学科,推动儒学研究与教学专业化、学科化,一旦获得成功,变成一种制度化安排,儒学传承与发展就有了可靠的体制保障。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是大势所趋。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要求“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同时“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意见下达后,教育界积极响应,不出几年,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学校、进课堂、进教材必将蔚然成风。 

  儒学发展的三大愿景 

  儒学发展的趋势由日积月累而形成,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客观必然性的力量,为其自身后续发展开辟道路,从而展现出可以预见的发展前景。然而,揭示这种发展前景并非笔者的兴趣所在,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发展趋势都值得点赞,也并不是所有的发展趋势都能引发一个令人喜闻乐见的发展前景。所以,我在这里宁愿谈一谈儒学发展的愿景。发展趋势是客观的,发展前景是从发展趋势引发出来的,也具有某种客观必然性。惟有发展愿景,是个人根据发展趋势和主观愿望前瞻未来而形成的一种“希望如此”的前景。 

  一、接续传统,重建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中国文化格局 

  在传统社会,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不是平面化的儒佛道三教鼎立,而是以儒为主导的三教鼎立。换言之,这是一种一元主导多元互动的文化格局。在此文化格局中,(1)儒学在朝,占据主导地位。佛、道在野,处于从属地位;(2)儒学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引领性和指导性;(3)儒学具有安排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秩序的功能。这种文化格局持续保持了一千五六百年,形成为一元主导多元互动的文化传统。到了现代社会,中国多元文化的清单上又增加了伊斯兰教、基督教、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等。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互动的格局中,儒学如何自处?儒学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值得我们深思。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是,儒学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主干,因此,儒学应该坚定地挺立起来,理直气壮地充当从本土生长起来、又从传统中走来、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一极或一元;儒学应该营造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构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人前进的步伐;儒学应该奠立坚定而清晰的文化主权概念,在本土范围内拥有话语权,主导多元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儒学应该秉持“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参与人类多元文化的沟通、交流、互鉴、融合。不消说,这样一种儒学在当今中国多元文化并存互动的格局中应该占据主体、主导地位。这既是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尊重与延续。 

  当然,也必须看到,当今儒学的发展水平还不足以使其担当如此重任。儒学必须经由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浴火重生,获得新形态新生命,才有可能挺立于多元文化的原野,由此树立其主体、主导地位。为此,儒学必须如其先圣前贤一样不分夷夏,直面人性,发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人性真理,才能以理服人;儒学必须重申至公无私的理念,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精神,去其家族血缘之私,去其熟人朋友之私,去其乡土族类之私,平等公正善待所有人包括陌生人和异族人,才能以德服人;儒学必须不分彼此,荟萃百家之长,熔于一炉,创造出先进文化,才能以高明服人。对多元文化优异之处的兼收并蓄,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丧失,相反,取长补短,融合创新,才会充实、增强、提升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使中国文化牢牢占据主导地位。每一种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一旦被选取、吸收、消化于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不再是异质的而是同质的。考镜源流时,可以说它是外来的;谈论融合时,必须说它是中国的。中国文化只有成为“和实生物”的熔炉,而不是乱放杂物的筐子,才能日新一理,月增一说,层累厚积而至于“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成为人类文化的泰山,这时,惟有这时,我们才有可能接续传统,重建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中国文化格局。  

  二、万变不离其宗,保持儒学的常道品格 

  当今儒学处在日新月异、与时偕行的变化之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儒学发展变化的基本特点之一。然而,儒学无论如何发展变化,必须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是什么?是儒学的常道品格。这是儒学之所以成为儒学的基本的、核心的规定性;离开了或丢失了这个规定性,儒学便不成其为儒学。儒学保持了它的常道品格,则无论如何发展变化,万变不离其宗,儒学始终是儒学,而不会变成其他什么东西。 

  问题在于,儒学的常道品格是什么?这可以讨论。所谓常道,是指一以贯之的永恒之道。学派有学派的常道,学说有学说的常道。儒家作为学派,其常道品格,内涵有三:(1)尊孔子为宗师;(2)奉四书五经为基本经典;(3)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观。儒学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其常道品格,一言以蔽之,曰孔孟之道。孔孟之道的内涵是什么?有哪些?历史上众说纷纭,这里不必一一梳理。我们今天诠释孔孟之道,必须萃取其所固有的,又必须考虑当代社会所需要的,综合这两方面来看,孔孟之道的内涵,重点有三:一曰仁爱,二曰礼义,三曰民本。 

  仁爱不是墨家的兼爱、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但是,仁爱包涵了兼爱、慈悲、博爱的基本精神,是一种“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无私之爱、公正之爱、博大之爱。 

  礼义,有别于孟子倡导的仁义,是荀子倡导和阐明的以礼为规范、为准绳、为原则的理念,这是荀子为孔孟之道所做出的理论贡献。礼义是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思想基础,是我们今天重塑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的思想资源。 

  民本,以人民为国家的根本,这与民主相通,是民主的基础和起点。民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民主的真谛,是社会事务和国家事务由多数公民经由协商达成共识而做决定。从民本出发,走向民主,是顺民本之理、成民主之章的事业。 

  三、在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上展现儒家智慧 

  上个世纪,不少中外知名学者如汤因比、梁漱溟论述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断言中国文化将是未来人类文化的希望。据说,1988年,7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次巴黎会议上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些名家名言的确支持和提升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心。然而,当今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遇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向我们这一代人的治国理政的智慧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不能以儒家智慧解决问题,则何以证明儒家智慧是高明的、适用的?如果我们连自家门前雪都扫不尽,何以能够除去他人瓦上霜?何以证明儒家智慧能够解决未来人类的生存之道?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当下做起,一步一步,一点一滴,解决当下我们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以此证明和展现儒家智慧。 

  必须承认,不少人对于用儒家智慧解决当今中国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持有怀疑态度。比如,当今生态环境恶化,在不少地方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果我们空谈儒家的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而不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环境问题,知行不能合一,那么,人们既质疑儒家之知,又批评执行不力,就有充分的理由;再比如,我国表示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贫富悬殊的警戒线,如果我们只是空谈孔子的“富民”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贫富理念,而不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那么,孔子的智慧不足以服人,我们对孔子的智慧阳奉阴违的做法也会受到人们的指责和批评。可见,知而不行,知行分离,最终将连累、伤害到知。所以,眼下我们必须知行合一,坐言起行,大幅提升执行力,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为儒家智慧正名。当然,儒家智慧也有一个不断发掘、充实、更新的问题,因为儒家智慧能够解决传统社会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它必然就能够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儒家智慧无论解决何种社会问题,除了给予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以外,还必须能够给出具体的解决之道,包括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拿出一套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这才是圆满无缺的儒家智慧。 

  儒家智慧产生于中国,儒家智慧首先解决中国本土的问题,才能让世人信服,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在应对日益变化的世界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中展现儒家智慧,是我们瞻望儒学未来发展所持有的一大愿景。 

责任编辑:李晓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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