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申先生在《〈周易〉和天文学》中认为，刘歆、一行用易数解释历数是“在已经做成的历法上涂了一层油彩”，是“用历法去附会易数”；而我在论述中则认为，包括刘歆、一行在内的古代历法家用易数解释历数是遵循历法的“范式”而为。李申先生还认为，像刘洪、何承天、祖冲之这样的历法家并“不攀附《周易》”。事实如何呢？

　　
刘洪的《乾象历》，被称为“划时代的历法”。然而，《晋书·律历中》称刘洪的《乾象历》“推而上则合于古，引而下则应于今。其为之也，依《易》立数，遁行相号，潜处相求”。

　　何承天撰《元嘉历》，虽没有用易数解释历数，但如前所述，他修历的原则在于《周易》的“治历明时”、“仰观俯察”。

　　祖冲之编《大明历》，有三个“设法”，其中之一是，“以子为辰首，位在正北，爻应初九升气之端，虚为北方列宿之中”（《南齐书·祖冲之传》）。

　　李申先生还引《新唐书·历志》所说，认为是对刘歆和一行附会于易数的批评。所引原文为：

　　历法尚矣。自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其事略见于《书》。而夏、商、周以三统改正朔，为历固已不同，而其法不传。至汉造历，始以八十一分为统母，其数起于黄钟之龠，盖其法一本于律矣。其后刘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数，盖傅会之说也。至唐一行始专用大衍之策，则历术又本于《易》矣。盖历起于数，数者，自然之用也。其用无穷而无所不通，以之于律、于《易》，皆可以合也。然其要在于候天地之气，以知四时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运，以相参合而已。

　　这里的确讲到刘歆和一行用易数解释历数是“傅会之说”，并认为，重要得是要“候天地之气，以知四时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运，以相参合”。这里所涉及的是在历法研究中是易数重要还是“相参合”重要的问题。就像今天讨论在科学研究中是理论重要还是实验重要一样。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实验固然重要，但理论的解释是否可有可无？在古代历法研究的背景中，“相参合”固然重要，但以《易》象推合其数，是否就可有可无？《新唐书·历志》只是说这是“傅会之说”，并没有予以否定或低估。关键还在于领会《新唐书·历志》说“傅会之说”这个词的语境。
这些事实可以证明，易数是古代历法的“范式”。遵循“范式”搞历法研究，不能说是“攀附《周易》”。当然，在今天一些人看来，古代的这个“范式”似乎是多此一举，牵强附会，但不等于在古代的历法研究中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