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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四家的人与书

2017-12-18 09:39:00  作者:彭庆涛  来源:中国孔子网

  每观唐初四家的书法作品,都有情不自禁之感觉,想到书如心画的道理,赏之有兴。

  书法艺术,是一种形式单纯而意蕴丰富的意钟爱艺术,它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和很高的技术性和形式感。因此,它是风雅、斯文、高洁的艺术。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光有艺术形式是远远不够的,艺术的最基本的特征是要表现人的情感。作为一件成功的书法作品,它必须将作者的思想感情喜怒哀乐在书法作品中体现出来,从这个角度上讲,书法与写字存在有本质上的区别。中国书法,作为一种艺术门类,能够达到如唐代孙过庭所说的“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应该是从魏晋才开始成熟的。魏晋以前的书法,并不视艺术表现为主要目的,甲骨文、金文、秦汉石记得等在书和刻时,结构上有虚实、匀衡、疏密之讲究,但那仅仅是去表现书、写者的情感。因此,魏晋以前的可赏性文字,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它还并不成熟。但它们作为书法艺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其书法意义与特征,仍属书法艺术的重要范畴。当书法作为艺术在魏晋时期成熟以后,“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则成为书法作为艺术的最基本的特征。

  清代刘熙载《艺概·书概》中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宣和书谱》云:“鲁公平生大气凛然,惟其忠贯日月,识高天下,故精神见于翰墨之表者,特立而兼括。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书法既可见性情,更可见人品。书法艺术运用线条的运动节奏,造型成“势”,而表现出“骨力”;墨色的淋淳挥洒,则蓄积着“韵”,表现出“气”,通过骨势气韵的流动变化,表现出书者情感的波动节律。个性的阴阳刚预想、人格的刚正邪佞、理想的追求寄托,知识的积淀理解、生活的进退沉浮等,通过极富艺术表现力的线条,以深厚的功力和纯熟的技巧表现出来,从而抒写自己的思绪情怀。因此,书法艺术透过书法线条的形式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人”的文化。这就是所谓的“书如心画”。

  观唐初四家的作品,无不体现出书如心画这一真理。唐初四家即指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和薛稷。如从承袭关系及书法风韵上来说,可把四家分为两个类型,欧阳询和虞世南较为接近,而褚遂良与薛稷则较为类同。这种类型上的差别,与他们每个人所处的时代及个人阅历有着直接的联系。欧阳询和虞世南都做过隋朝的官员,特别是虞世南曾经是隋炀帝的近臣。入唐后,他俩同为弘文馆学士,欧阳询官至太子率更令,虞世南官至秘书监,均在唐初以学者著称。其书法风格也较为近似,均为瘦劲型书体,欧阳询以劲险峻厉,虞世南以外柔内刚著称于世。褚遂良和薛稷均属欧、虞之晚辈。特别是薛稷,比褚遂良还小五十多岁。褚遂良官至中书令,后受太宗遗诏为辅政大臣,薛稷官至太子少保、礼部尚书,他俩均属唐朝的达官显贵,其书法风格均以丰艳流畅著称于世。

  从师承关系上来讲,欧阳询初学王羲之,后兼学王献之,其笔力险劲瘦硬,意态精密俊逸;虞世南以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为师,妙得其体,所书笔致圆融遒逸,外柔内刚,风神潇洒,人谓其法书得王献之规范;褚遂良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因其父亲与欧阳询关系甚好,故又受欧阳询的影响,其早年书法以《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为代表,笔画带有北朝碑碑的遗意,唐高宗以后,其书一变唐初的方正严谨,笔画保留了部分隶意,藉王羲之流丽妍美、风神潇洒、韵致卓绝之书风,成为婀娜多姿的风格;薛稷曾从外祖父魏征家里见到虞世南、褚遂良的法书,遂精勤临仿,特别对于褚遂良书风的继承,可谓淋漓尽致。因此,他的书法基本上属于褚派范围,世传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之语。由此得知,唐初四家之书,均师承“二王”,然而,其书法风格则名不相同,特别究其四家晚年之书,更能观其“人”的影子。

  欧、虞书风的形成,有其历史根源,没有晋代的书法艺术,也就不会有欧虞之书,更不会有唐初四家。因此,讲欧、虞之书,就不得不讲晋人之书。

  其一,魏晋以前,书写是官职比较低下的书佐、典签的事情,地位较高的士大夫是不为此事的,而到东晋时期,门阀士族子弟身居高位,他们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尤精于书法,世代相传。当时最显赫的王、庚、谢、郗四大家庭中,如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儿子王玄之、王徽之、王涣之、王操之、王凝之、王导的儿子王珣,王洽的儿子王荟,王献之之女王神爱;谢安的兄弟谢万、谢奕的女儿谢道韫、儿子谢敷;庚亮之弟瘐冰;郗鉴的女儿郗氏(王羲之之妻)、郗愔的妻子傅夫人等,都是书法能手。他们在长达百年间的东晋时期一直身居高位,其中王神爱还是晋安帝的皇后。在书法艺术上,他们之间相互标榜,相互影响,使东晋的书法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一代“书圣”王羲之就是时代所造就出的典范。王羲之先学魏钟繇,后学卫夫人,因之早年的书法风格是比较质朴的,后来由于王羲之的觉悟突然为之一变,据说是受王献之的劝说,其书法风格从质朴变为流丽妍美、丰神潇洒、韵致卓绝的新书风,“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由此而确立了王羲之的书法地位,近而其书风浒将书法逐推进到更高的层次,使东晋的书法充满着激情,也使书法作为门类艺术走向了真正的成熟阶段。经过南北朝时期的进一步发展,遂有北碑南帖之说,隋朝的统一,则将南北书风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欧、虞即是在这一大融合背景下诞生出来的。因此说,欧、虞的出现,首先是一种时代的产物。

  其二,魏晋的玄学之风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文人的思维方式,表现在性格上则是风神潇洒、不滞于物,崇尚自然,言则简约玄谈、行则畅志通达,北京大学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道:“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了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的点画自如,一点一指皆有情趣,至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人的性格在书法中的体现,标志着书法的成熟,成熟的书法艺术又给书法者以全面的启迪。欧、虞初学“二王”,既得晋人之法,又得晋人思维方式的影响,他们把这种法和情反归到楷书上,使楷书在魏楷的基础上融进了行法,因而能使欧虞独树一帜。

  其三,欧虞做为文人,都有其坚韧的性格,《旧唐书·虞世南列传》载:“世南性沉静寡欲,笃志勤学。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经十余年,精思不倦。”“陈灭,与世基同入长安,俱有重名,时人方之二陆。时炀帝在藩,闻其名,与秦王俊书交至,以母老因辞,晋王命使者追之。大业初,累授秘书郎,迁起居舍人。时世基当朝贵盛,妻子被服拟于王者。世南虽同居,而躬履勤俭,不失素业。”“太宗尝命写《列女传》以装屏风,于时无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太宗开春宫,迁太子中舍人。及即位,转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时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诏不许,迁太子右庶子,固辞不拜,除秘书少监”。“世南虽容貌懦懦,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太宗以是益亲礼之,尝称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由此能够窥视到虞世南的人品及性格。欧阳询的生活背景比较特殊,其父为南朝陈广州剌史,“以谋反诛。询当从坐,仅而获免。陈尚书令江总与纥(询父)有旧,收养之,教以书计。虽貌甚寝陋,而聪悟绝论,读书即数行俱下。博览经史,尤精《三史》,在隋为太常博士。高祖微时,引为宾客”。“武德七年,诏与裴矩,陈叔达撰《艺文类聚》一百卷”。“贞观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年八十余卒”(《旧唐书·儒学》)。欧阳询由于生活背景的特殊,自始至终基本上以纯学者的身份出现,因此,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行为准则等则必然会在欧阳询身上有所体现。欧阳询与虞世南相比,文人气息则更浓一些,在思想、行为上,亦显得较为温和,表现在书法上,欧阳询虽学王羲之,但由于他的性格使然,很难与所谓的“晋人风度”相适应,因此其书法并没有明显的王书韵神,而确有魏楷之风骨。欧书有戈戟森严之险峻气势,更有变化绝妙的严紧结构,兼有北碑劲峭之遗风,融有南贴清秀而参有篆隶之法。能博采众美于一炉,显见其性格,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虞世南的书法风格沉厚静穆,藏锋聚气,点画均有千钧之力,被誉为绵里藏针,境界极高,这与他忠直的性格,、广博的学识有着必然的联系。

  其四,应该说,欧、虞之书是对魏晋以来书法艺术大发展的总结,这种书风的形成,当完成于隋朝,这是南北书风大融合的产物,欧、虞都在隋朝做过官,他俩都是南北书风大融合的参与者,更是继承者。按道理说,凭欧阳询和虞世南的人品、德行、学识及其对书法的理解和感悟,完全可以突破隋朝形成的书风,但因欧、虞曾任职于隋,入唐后未能积极进取,仅以知识分子固守其节的心态对待书法,晋人那种优美自由的情调色彩,未能身体历行,表现在书法艺术上,则显得墨守陈规,仅仅是将隋书之风推到了更高的层次。从他俩的书法风格中,我们也能看出,其书中都蕴含着一股无形的力量,这说明了他们都有冲破这种书风的欲望,只是心有余悸而未能施展罢了。其实,话又说回来,这正是他们个人阅历、性格对于时代的局限性,更是在其书风中的反映。

  唐初四家中最突出的应数褚遂良,从他开始,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转机。褚以虞为师,宗法王羲之,对后世学书者影响颇深,颜、柳均宗之。后人评其书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婉美华丽”、“一钩一捺有千钧之力”。褚遂良之所以占据突出的地位,亦非偶然。

  其一,褚遂良的性格特征与虞世南极为相似;忠直、不屈于权贵。《新唐书·褚遂良传》记载:贞观“十五年,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记邪?’对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子必书。’”褚遂良在任谏议大夫期间,数谏帝过,言语亦丝毫不让。其为人深得太宗信任,太宗临终前召褚遂良、长孙无忌为辅政大臣,高宗即位后,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进郡公,“再岁,召拜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临修国史,兼太子宾客。进拜上书右仆射”。后高宗立武昭仪,褚遂良极力反对,为此,褚遂良屡被贬而死。忠贞不屈,不为权贵折腰是褚遂良人品、性格的体现,与虞世南性格的接近,是他能够承袭欧、虞书风的必备条件之一。

  其二,聪明、博学,能超出常人,是褚遂良的又一特点,“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关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这说明了褚遂良不仅聪明博学,且对王羲之书法理解得相当透彻。“少师虞秘监,长则祖述右军。欧阳询甚重之。太宗尝谓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徵曰,遂良大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甚重之”。由此可见,褚遂良的仕途顺畅,即因其能得“二王”之书要。

  其三,褚遂良在隋大业末,曾为薛郡通事舍人,并没做过隋朝的官,其父也仅仅做过隋朝的散骑常侍。因之,入唐以后,其思维、行为没有任何余悸,这也是他秉直性格得以守恒的原因之一。这样,在其思想及行为上,则敢于开拓进取,表现在书法上,则是在继承欧、虞书风的基础上,藉“二王”风神潇洒、流丽妍美之风格,追求风神、气质、情致等笔意,又兼收北碑遗意,其书法行笔遒丽,体态流美,笔画虽瘦而实腴。成为婀娜多姿的风格。“遂良书多法,或仿钟公之体,而古雅绝俗;或师逸少之法,而瘦硬有余;至于章草之间,婉美华丽皆妙品之尤者”。

  褚书在唐初的影响甚大,学褚书的书家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薛稷。因笔者所见薛稷笔迹甚少,仅有《信行禅师碑》的局部印本,故不敢妄加评论,有史书云:“稷书学褚遂良,尤高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褚遂良又称褚河南)之高足,为时所珍,时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由是知薛稷书为褚派一系。但笔者观《信行禅师碑》之局部印版,并非褚遂良之肤肉,与褚之《孟法师碑》相比,其笔法确实相近,然《信碑》更显活脱一些,从《孟碑》看,其中仍有北碑之意,当为褚之早年的作品。如与褚《倪宽赞》相比较,则《信》、《倪》即有不同的立意。因此说,虽派为同类,然其特点仍然还是有区别的。此亦体现“书如心画”之道理,不同的人,亦必有不同的书。

责任编辑:张晓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