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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争论之二

2007-05-20 22:02:00  作者:  来源:

  (编者按:以下是发生于儒学联合论坛上的一组有关“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的争论。争论正在进行中,我们将陆续登载。)

  米湾(王瑞昌):
 
  国学不能无价值诉求

  再与孔门兄商量一下。

  1.我主张国学院应以经学为首出,并不是要取消其他诸学,想把国学院约化为经学院或儒学院。只是主张有主次轻重而已。其实琴棋书画、卜筮方济等都可以研究,但经学应该首出。因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学问之统绪一直如此。不突出经学,国学就成没主脑的东西了。

  2.国学不应该是单纯的纯学问,其背后有价值依托和诉求。如果单纯是“为学问而学问”,若是就西学而论,自然是上乘境界。但是,国学背后有儒家价值为底里。若无价值依托,就有可能像古史辨派那样,他们虽然是文献专家,但是可能对传统价值造成威胁。国学虽然是以“道问学”为主,但是不能抛弃“尊德性”这一向度。作为国学家,即便不是儒者,也应该对孔子等列圣列贤、传统文化之价值有相当的认同或敬意才可以。如果是反传统之文献家,则称其为“国学家”将会很别扭。古代的汉学家都是尊重传统价值的,此不待言。即便近代的一些国学大师,如章太炎、黄季刚、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钱宾四等,也没有一个不尊重传统、不对孔子怀敬意的。这些大师是公认的国学大师,我们应该以他们的范型来理解国学,而不是以其他文献家为规矩法度来塑造国学的面貌。没有价值追求的“国学”,只是文献学。外国人搞,是“洋汉学”,中国人搞就是“土汉学”。

  3.至于孔门兄“时代变了”等等说法,恐怕容易流于世俗见解了。不言而喻,孔门兄是认同儒学的。儒学主张“道”和“理”尊于“势”。“时代变了”云云无非是“势”,我们不能无条件顺应之。办国学院,应该有“以理导势”的考虑,而不应主张“理制于势”,或根本没有任何价值方向上的考虑。

  说服人是不容易的,被人说服也不容易。引一段文字,来说明与孔门兄分歧的“历史渊源”:

  魏建猷之推崇王国维,批评疑古派乃“过渡时期一种破坏工作,未足以语建设”,还主要 是学术方法之争(注:魏建猷:《中国古史研究之将来》,《无锡国专年刊》,1931年上册。);高君仁引申发挥钱基博的《今日之国学论》,着力驳斥胡适“扩大研究的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这国学研究三大主张,认定此乃 文献之路,不解决根本问题。因为,“研究国学者,所负之使命,在恢复中华民族创造文化的能力与精神”,而这种德性之路,需要体贴与领悟,更需要同情与信仰。(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页94。)

  孔门闲人(彭永捷):    

  米湾兄的回应文字,转贴在许多发言中间,刚刚看到,也再回应一下。

  米湾兄说到国学背后的价值诉求,这点我同意。但在什么可以作为国学背后的价值诉求上,这点我与你有分歧。国学背后的价值诉求,是中国传统学术精神,而并非儒学。中国传统学术精神,包括儒学的一部分精神,但又不限于儒学。把儒学作为国学背后的价值诉求,作为一个信奉儒学的国学研究者的价值诉求是合理的,但作为国学背后的价值诉求,是缺乏充分合理的理由的。

  米湾(王瑞昌):

  张子四句可谓国学之价值诉求

  国学背后的价值依托和诉求,基本上就是儒学精神(当然是比较广义的儒学精神),大致可以张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言之)。除此之外,也许有其他价值诉求,如“真”和“美”,但是,分量比重不大。

  更进一步论之,“真”和“美”也不未必一定外于儒学价值。儒学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要求,其中隐含有“求真”精神。“美”更易纳入儒学价值表中,如“可欲之谓善,充实之谓美”等等说法即是。儒学是很有包容性的,因此其价值是很丰富的,用以支撑国学恐怕是绰有余而无不足。

  孔门兄认为国学背后的价值诉求是“中国传统学术精神”,能不能进一步说明一下“中国传统学术精神”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具关键性的问题,对理解国学,也是至关重要的。

  皮介行:

  在国学上我是外行,不敢说什么。但对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也不妨表示欢迎。在共产党走西方马列道路,反对中华文化数十年以来,竟能迷途知返,成立起国学院来,这不能不说是重大转机,重大进步,值得认真肯定。至于其方面容有不尽如人意处,毕竟是小节,以后可以逐步调整。

  至于什么是“国学”?难免见仁见智。我想西方之学既然包罗万象,中国国学也应该包罗万,实也不必划地自限。古人有所谓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假如以此做为中国学问心灵的一种归趋,那么所谓” 国学”也可以说是用中国独特心灵视角研究一切学问。这样一来“国学”就大,“国学”就广”,“国学”也可以充满现代气息,也可以融通社会主义,为明日的世界一等强国建立起学术依托。

  中国正在崛起,任谁也否定不了。但中国人似乎对自己缺乏信心,一谈国际就以为是美国,就以为英文是国际,中文只是地方。一谈国学就以为只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不能是世界的“国学”。但是如果国学中真有道理,为什么不能是世界的?为什么不能是世界的主流?我乐切盼望“中国国学”走向世界,引导未来世界学术思潮。我也盼望中国学人有此雄心壮志!

  小小意见请指教

  康右为1111(干春松):    

  人大哲学院的学生谈国学院

  这两天给学生上课,因为大家比较关注人大国学院的情况,而哲学院与国学院之间有很多的关联性,因此特意复印了纪校长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那篇文章作为讨论的基础。进行了讨论。以下综合的是学生们的观点。

  首先,同学们均肯定人大创办国学院的意义。并提出了良好的祝愿。其次同学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同学们觉得看完纪校长的文章之后,对于什么是国学反而比较模糊,而且他所举的两个例子,绝对是败笔,比如标点和企业需要等。中午翻阅讨论的帖子,虽然赵士林的言说方式值得商量,但这种问题,但是这种小节,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其次是文章中一些逻辑上的问题,借鉴西方研究“意识形态”云云,还要打破西方的学术壁垒,这里面既是自相矛盾的,同时也的确有一些看上去面面俱到,但实际上什么也没说的意思。对于弘扬国学是否必要和可能的问题,同学们认为是必要的,其中霍晓斌同学的说法,比较有意思,他将文艺复兴作为参照系,提出,国学研究的确是建立在对古典的重新认识上,但是这种复兴是要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并非是真的回到古代。这种新的价值观是综合了传统的因素的,又能面对新的问题。关于课程设计的问题,看报道似乎棋琴书画,无一不上,但同学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必要,不如先确定一些基本点再说。

  以上综合了王宇、霍晓斌、陈结仪和王岚同学的意见。

  对于国学院的建设,卑之无甚高论,但仔细看来,正如许多网友提出的,人大在人文学科上其实并没有什么优势,而国学院院长姑且不论,单就目前教师队伍也是值得忧虑的,虽然学校提出要引进人才,但这恐怕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这些年的历史表明,人大在引进人才上并无多少得意之笔。但愿一切顺利。
 
(国学又称“国故学”,指一国固有之学问。国学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概念,始于20世纪初。一般认为,国学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引申而言,它即今人眼中的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可以把国学看作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国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国故之成为“学”,是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中国固有的学问被植根于西方的学术规范、学术体制和学术传统所取代,学术的现代转型被简单理解为学术的西方化。而中国自身的学术则成为“国故”,继而几乎沦为“绝学”,中国的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之间,出现了深刻的断裂。因此,为了继承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必要振兴国学。)

  这段话是从纪校长的一段话中引出来的,首先说国故成为学是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结果,这个过程中 中国固有的学问被植根于西方的学术规范,---而中国自身的学术成为国故。继而成为绝学----所以要振兴国学,先是说国学的过程是中国学术西方化导致绝学的,且又要振兴国学,这实在是废解。

  论者对近代以来国学存在的历史及其内在逻辑缺乏足够的清晰的认识,所以导致逻辑上的混乱。国粹派的口号和整理国故的举动,其目的是什么,有时候不尽相同,比方说顾颉刚是国学家吧,他的古史辨的目的是解构儒家的价值体系,是新文化运动在历史领域的直接结果。因此“重振国学”有时候并不一定能“接上文脉”,请纪校长慎言。

  我们知道纪校长是贸易专家,也是教育家,但不是国学家,但在这次国学院的舆论发布中,纪校长成为唯一的声音,从冯其庸的支支吾吾的回答中,我们或许应该认识到人大国学院任重而道远。

  赧水一方(网友):

  有人说国学研究与价值无涉,也许单纯地说这四个字,并不为过,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提出价值问题。

  就以人们喜欢使用的“西化派”和“传统派”来论,人们确实容易把强调西学研究的看作西化派,把强调国学研究的看作传统派。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强调国学研究的同样可以成为西化派,强调西学研究的可以成为传统派,因为关键在于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和所采取的预设价值。

  如果不把这点弄清楚,我们就会掉入自己设计的陷阱:传统派革传统的命而不自知;有可能建一个国学院虽本来是弘扬国学却天天在革国学的命,胡适是如此,鲁迅是如此……。

  比如把中国历史文化仅仅看作一个研究对象这种观点,就是一种西化派行为。

  糟糕的是,当前的中国,国学研究队伍容易混进西化派,而西学研究队伍里传统派少之又少。这种不对称所造成的后果在很长一段时期还会存在。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需要清醒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一时不能改变这种状态,但我们不能屈服于这种状态,更不能不自觉地去推进它。

  我们是在对传统进行无穷无尽地妖魔化的环境中长大的。现在网络上的一些小右还是运用文革时期批判儒家文化的观点来批判如家,可见一斑。

  这一百多年里,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也是一个不断远离传统的过程。

  我们的心灵和观念中已经被赋予太多的观念陷阱,我们既要勇于前行,也要小心翼翼。既要尊重现有的学术权威,但也要知道这些学术权威曾经全面参与了推动远离传统的社会行动之中,他们关于传统的观念,无论深层和浅层的,有意的和无意的,带有太多的妖魔化框架。我就曾经听过某些老前辈的发言,主题是弘扬传统,内容却是反传统。悲哀之极。

  其实倒不如请一些学术扎实,热爱学问,对传统抱有一种温情和敬意的年轻人来主事,非常时期就要有非常之法。当年蔡元培就是如此。人大国学院请一些老头来主事,说白了,不过是想利用他们的资源背景而已。但是办一个国学院真的需要那么多雄厚的资源背景吗?只需要实心实意办事而已。

  既然如此,我们只能但愿人大国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变量,就像人大孔子研究院一样,成立以来假如能够不败坏孔子文化,我们就已经觉得善哉了,但我们还是希望人大孔子研究院出现变量,出现真正懂得孔子文化精髓,懂得孔子教育精髓,懂得孔子文化在当代全球世界中的命运的人来担当重任,尽管现在没有。

  诚明(陈明): 

  “但愿人大国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变量,就像人大孔子研究院一样,成立以来假如能够不败坏孔子文化,我们就已经觉得善哉了,但我们还是希望人大孔子研究院出现变量,出现真正懂得孔子文化精髓,懂得孔子教育精髓,懂得孔子文化在当代全球世界中的命运的人来担当重任,尽管现在没有。”--这应该是一个方向。人大怎么做是它们的事,我们怎么做是我们自己的事,因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化毫无疑问有个价值的维度-因为文化认同、身心安顿诸意义功能的提供维持,并不只是一个知识问题。它得到重视了么?没有,在按西方学术分类建立起的中国大学。西方是有神学、人文学的。我们只有知识。即使官方意识形态,也叫“科学社会主义”。国学,本应与此多少相关才对。

  孔门闲人(彭永捷):

  以下是引用赧水一方的发言:“既然如此,我们只能但愿人大国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变量,就像人大孔子研究院一样,成立以来假如能够不败坏孔子文化,我们就已经觉得善哉了,但我们还是希望人大孔子研究院出现变量,出现真正懂得孔子文化精髓,懂得孔子教育精髓,懂得孔子文化在当代全球世界中的命运的人来担当重任,尽管现在没有。”

  这段话什么意思?人大孔子研究院怎么又让阁下看不顺眼了?还要请教高明。
 
赧水一方(网友):

  没什么意思,只是发表一种看法。不必激动,一种看法而已。也没什么高明可请教。我看不顺眼的东西很多。孔子研究院的行为,我还是算看上眼的。

  另:国学院,当然不是经学院。它也许确实不必承担培养儒生的道义责任。但我想,也不能去对传统愈行愈远。不谈儒家,谈传统总是可以吧。纪校长不也是从弘扬传统这一角度去立论吗?

  说什么“防守性概念”,也许比“否定性概念”好。不是有人说,他研究传统文化,就是为了给传统文化送葬吗?因此“防守性概念”比这个送葬好。

  不能承担继承和弘扬传统的道义责任,或者说想这样做但又不敢理直气壮地说,那也是一种悲哀。如果说什么客观研究,说什么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说什么仅仅是一种学术,那我就只能说,假如真的这样做,那就是在给中国传统文化送葬,同时也是没摸着西方文化的精髓。

  如此而已。

  孔门闲人(彭永捷):

  国学不是防守性概念,当然更不是否定性概念。人大提倡重振国学,目的之一是要凸现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应有位置的。国学院里可以谈儒家,而且还包括了专门谈儒学的孔子研究院和国际儒学院,但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培养的是儒学研究人材。至于个人愿否成为儒生,那是个人的事情。

  话回到儒生的问题上去,我觉得,现在站在儒学立场上的各位,首先要尽自己的道义责任,立足于自己来做事情,大家应该考虑,究竟有哪些可能的、合理的途径。国学院也好,孔子研究院也好,是学术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不能指望这些机构担负它不应当担负的义务,就如同人大有佛教专业,但它不是专门去为佛教团体培养佛教徒一样。

  承冯志(网友):

  人大成立国学院是一件好事情,正如孔门闲人所说,国学院不是经学院。我们不能幻想需要自己努力去做的事情,人大把他办好办完。提提意见说说看法可以,何必太当真呢。

  我个人认为,国学本身就是一个防守性概念,所以国学院本身也不会承担儒学道义上责任,如同大学也不是宣讲“大人之学”的地方一样。

  通过这一事件,我们或许可以考虑儒生应当如何培养。比方国学院培养的人才算不算儒生?这个判断有一个参考,就是金陵神学院毕业的学生是否是基督徒。金陵神学院所招收的都是基督徒,疑问之发生在谁或哪个组织承认而已。首先国学院招收的不是儒生,毕业时是不是儒生,还主要靠个人内心的认同及行为。

  门徒说,有人在用你的权柄传教。基督说,由他吧,不阻止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             
 
孔门闲人(彭永捷):
 
诸位学友关心的是儒学问题,并从儒学的角度去观照国学,这可以理解,但难以赞同,而且从实际操作上说,如果把国学院办成一个儒学院,还很可能会不利于办国学院,甚至从更长远的说来,会影响到在教育体制内部国学学科的建立--这也是人大办国学院的一个目标。从总体上说,兴国学无疑是有利于兴儒学的,国学代表的是传统文化整体,如果国人重视传统文化整体了,那么儒学也必然相应地得到重视--正面的重视。

  如何振兴或复兴儒学?甚至如何培养儒生?这是一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这首先要立足于民间。儒学作为学术,可以进入教育体制内部,儒学作为一个精神价值系统和信仰系统,还是应立足于民间,走向大众。我们需要更多像蒋庆这样在精舍讲学的人,像陈明这般举办《原道》杂志的人,像王才贵、冯哲、逢飞这样卓有成效地在民间推广经典诵读的人。

  承冯志(网友):

  国学院---儒学院----经学院的争论表面上看来是主体和整体的争论,及一些具体的操作手法。如果国学代表的是传统文化的整体,那么国学院对应的就当是西学院。从现实来说国学院可能会影响到现行的教育体制,从实际操作来说国学院也比儒学院更合适。

  不过若从思想来分析,国学院本身就是一空院。国学的定义很多,国学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的联系也是相当密切的,如果不能处理好各个学派之间的关系,国学也就无本。从我所接触的资料来看,要想处理好这个关系,必须以经学为本,这样才能通观诸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学院让人相当失望。

  中国哲学类型的研究院很多,只是形成自己的学派拥有自己的思想的极少,不知道国学院能否对此有所突破。亦或不过人云亦云,却自立教宗呢。

  孔门闲人(彭永捷)
 
“空院”也很好,少给学者们戴些紧箍咒,让学者们能够在那里自由地研究传统文化,或许能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有些成绩。国学院一旦建立,怎么理解国学、怎么研究国学,是学者们自己的事情了,行政不能干预学者们的学术研究。 

  承冯志(网友):

  如果说国学院的目的是为了回应哲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为了改善人大教授国学的环境,进而影响到现行教育体制。那的确许多问题如院长的人选等等,也就无从谈起了。不但红学家可做院长,就是对国学一无所知而精于人事管理的人也可以做。局外人不思局内人之苦,多说无益是小人啊。
 
孔门闲人(彭永捷):

  呵呵,俺们似乎是活在水深火热中。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是学科问题,不是人大特有的问题。我说的那些“紧箍咒”,实际上很可能是我们自己一不小心就制造出来的。应当怎么研究国学,怎么办国学院,作为个人意见,是可以随意发表,自由讨论的,但一定要求国学院怎么做,别人的国学在怎么研究,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都有可能成为“紧箍咒”,包括大家强烈的儒学意识在内。

  诚明(陈明):

  关键不是批评者手里拿着什么“箍”的问题,而是,人大国学院的主持者心里有没有“谱”的问题。那个“谱”是不是可能成为国学儒学的“箍”和“咒”的问题!

责任编辑:王立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