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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争论之三

2007-05-20 22:04:00  作者:  来源:

  孔门闲人(彭永捷):

  人大举办国学院,有自己的“谱”,这是很清楚的。同样清楚的是,这个“谱”不是儒学的“谱”,要用儒学的“谱”来衡量国学院,那自然是“没谱”了。但国学院建立,是有利于整个传统文化的,这点大家心理也应当很清楚。

  一些人反对建立国学院,是意料之中的。只要是彰显中国文化的事情,都会刺痛一些人的神经,比如读经运动,比如甲申文化宣言,人大国学院对这些人是一种新的刺痛,他们反对之根本,在于中国文化主体性。不是已经有人把人大国学院冠以文化保守主义来反对了吗。我个人认为,现在诸位朋友争论的焦点,不应纠缠在儒学和国学院的关系上(人大关于国学院的定位是很清楚的),而应把重点放在回击那些仍然陷在批判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蒙昧主义论点上。这场文化论争,应当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应当引导社会在文化态度上从五四以来的片面和偏狭中走出来,我觉得大家应当在这方面共同做些事。

  诚明(陈明):

  非常赞成!!!(调子早这样放底就好了)

  米湾(王瑞昌):

  张子四句可谓国学之价值诉求

  国学背后的价值依托和诉求,基本上就是儒学精神(当然是比较广义的儒学精神),大致可以张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言之)。除此之外,也许有其他价值诉求,如“真”和“美”,但是,分量比重不大。

  更进一步论之,“真”和“美”也未必一定外于儒学价值。儒学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要求,其中隐含有“求真”精神。“美”更易纳入儒学价值表中,如孔子之"游艺"精神、孟子之“可欲之谓善,充实之谓美”之说等都含有“美”的意趣。

  儒学是很广大的,是很有包容性的(马一浮认为:“国学者,六艺之学也。”“六艺赅摄一切学术”。),因此其精神价值是很丰富的,用以支撑国学恐怕是绰有余而无不足。

  孔门兄认为国学背后的价值诉求是“中国传统学术精神”,能不能进一步说明一下“中国传统学术精神”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具关键性的问题,对理解国学,也是至关重要的。

  孔门闲人(彭永捷):

  米湾兄,横渠四句自是不错,我们也常引用之,以之自励。关于中国学术精神,这些日子看中国学术史和有关国学方面的著作,大多都会论及,若要回答什么是中国学术精神,无非是随各人体会,一一列举若干。

  你说儒学精神可以支撑国学,我点我不反对。但如果说儒学精神足够支撑国学,或者必须以儒学精神支撑国学,这点则不敢苟同。对于国学背后的学术精神来说,儒学既太多了又有所不足。什么意思呢?儒学是一个丰富的系统,除了你所列举的内容,还有更为广泛者,对于国学来说,不需要那么多。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学术又不限于儒学,古代人文学术的精神也不是儒学所能范围,故此仅有儒学是不够的。在这里,可以引用《庄子·天下篇》的话来说,“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儒学只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端,虽然是重要一端。先秦有诸子百家,其后有儒释道三教。马一浮先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把六艺视为国学,有他的特色,但我们现在谈论国学,显然不局限于六艺,也不局限于儒家。儒家的许多人文思想是值得好好继承的,(人大最近新落成的庞大建筑法商楼前面的广场,就命名为“明德广场”。)但国学院应当从整个传统文化中去汲取营养。

  米湾(王瑞昌):

  关于"中国传统学术精神",谈的人可能不少,但是我的确想真诚听听孔门兄个人的看法。 (在这里交流可能比独自看文章更直接些。若再去翻其他文章看,没有亲切的现场感。)

  剑气箫心:

  以下是引用诚明的发言:“哎,脊续--错别字吧?只听说过赓续呢!”其实,袁伟时在《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中也指出来了:“纪校长四篇文章中有三篇文章出现这样的用词:“脊续文脉,重振国学”。笔者问过有关编辑、记者,确认这是纪校长亲自审查修改过的文稿用词,不是偶然的“笔误”。可是,我就弄不清“脊续”是什么意思。查收词最全的《汉语大词典》也没有这个词。后来才想到谅必是“赓续”之误。汉字繁多,笔者也有许多字不认识,也会写错字;但让中学生把几千常用字掌握得熟练一些,比笔者强一点,应该是可以办到的。”

  
孔门闲人(彭永捷):

  米湾,你老兄想的什么,我一清二楚。你老兄要么去问冯(其庸)院长,要么去看中国学术史和国学概论。你别运气打坐准备论证儒学精神就是中国学术精神了。有空去批批那些还沉迷在文革思维中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这是个被错用的概念,那些拒绝面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拒绝面对中国人挺立中华民族文化的要求、试图阻碍中国人发展自己伟大文化的家伙们,才当冠之以“文化保守主义”)。

  达三,写的一篇犀利的文字,读着很痛快。个别地方也和你交换一下看法:1、办国学院是为市场提供文秘人材?国学院学制是本硕连读,六年制,培养的是专业研究人材和师资。纪校长举的那个企业家,他愿意录用有国学素养的人材,那只是企业家的看法。但大学毕竟是大学,有其自己的使命。未来国学院也可能在非学历教育方面去培训应用人材,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了。2、袁伟时等人认为自己挑到了错误的“脊续”一词,不是什么错别字,是符合规范的一种用法,而且也不是作者的新发明,我刚才请教了中文系的教授后,自己也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发现繁体字的文章中早就有人使用这个词。另外,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用“脊续”这个词,恰是有深意的。我们研究哲学的人,缺少文字学的修养,误认为人家错误,实际上是自己闹笑话,这是难免的,由此是否也反证了办国学院,把文史哲拉通确实有必要。3、蒋庆、陈明、康晓光等“大儒”,还有“魄力”一说。别人不说,我不知陈明兄何以自处。按陈明兄的说法,这是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我不清楚,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是否突然成为有了大儒的时代。还有,这谈不上什么“魄力”不“魄力”的问题,人民大学是清楚自己在推进中国文化建设中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换句话说,人大有自己推进中国文化建设的方式。

  米湾(王瑞昌):

  孔门兄可能误会了,我不是要逼你“口供”,呵呵。的确是想多弄清楚点东西。在我浅见看来,国学如果是纯研究,就很难和“SINOLOGY”分开,其价值诉求也无非是“求真”。王国维和梁启超都提倡过“为学术而学术”,这是一个矛盾(我觉得,“为学术而学术”有其深意,但就国学论,不能从“本体论”上讲之,应是从方法论上讲)。王氏说“可爱不可信,可信不可爱。”这是个大问题。你研究朱陆之辨,与此问题有关,所以想从你那里套点东西出来,没想到你这么“保守”!

  诚明(陈明):

  “‘脊续’这个词,恰是有深意的”--什么意思?深在何处?

  恕我固陋,google搜了一下,简体脊续的出处都是校长讲话。此外,繁体,成词的仅得一处。(百度,没有一处。词源、辞海也没有。)如果深意就是要教会一个词,通过这个词(挺起脊梁延续文化?)来振兴国学,那直接把孔乙己请来得啦!

  孔门闲人(彭永捷):

  甲:吃水果有益健康
乙:吃水果有益健康,那就天天只吃水果好了

  米湾(王瑞昌):
 
“脊续”解

  以下是引用诚明的发言:“‘脊续’这个词,恰是有深意的--什么意思?深在何处?”

  陈兄,这个还是有深意的。前面我写贺国学院成立的贺词时,引用了纪先生的话,大意为国学是民族的脊梁云云。深意就在这里!

  汉刘熙《释名·释形体》有云:“脊,积也。积续骨节,终上下也。”按:脊椎骨自上而下节节相连,贯于人体,是为人身骨架之主干。国学传承不断,犹如脊骨之相续,可使民族生命绵延于无尽。“脊续”,其意盖谓:像排列脊椎骨一样向前推进国学,以延续吾华族生命。

  不想言说(网友):

  浅谈国学院与纪宝成校长的尴尬

  中国人民大学要建立“国学院”,校长纪宝成先生亲自出来宣传,学者中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一时间成了颇为惹人注目的新闻。

  前段时间,在下看了一些名校哲学教授的文章,觉得文章水平不怎么样并进行了点评,可没想到著名大学校长的水平也不怎么的。

  譬如,纪校长在谈到创办国学院的缘起时,披露说最初倡议成立国学院的不是学者,而是企业家。并举例说某企业家感叹自己与海外华人联系时,找不到一个用文言文写信的人。

  纪校长若有帅才的话,他就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他就会考虑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充分利用人大现有的国学人才在非基础研究类的应用型专业开设一门国学课,即可面对市场满足企业的实际需要,又不会引起如此的非议……第二步创办国学院即可。

  譬如,纪校长认为:事实上,如何评估和对待国学始终是关系中国的现代化建立在什么样的文化基础上的宏观战略问题。

  很清楚: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中国的现代文化基础之上。中国的现代文化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体讲包括:促进经发展的市场经济文化,促进政治进步的民主政治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和谐文化。因此,在下认为:如何评估和对待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始终是关系中国的现代化建立在什么样的文化基础上的宏观战略问题。

  康右为1111(干春松):

  国学院的成立的必要性已经从这场争论中突现出来,而且经过讨论,我认为对国学院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对于国学院这一复杂的问题,的确需要人大做一些仔细的工作,一些否定派正是从一些小处做文章而起到极大的杀伤作用。因此我觉得不宜由纪校长来回答所有的问题,而应该由一些专门人士,如果觉得冯合适的话,应该由他来说明一些问题,一是可避免人家对纪校长说三道四,二是可避免一些常识性的问题。

  国学院和儒学院当然是有差别的,人大的刘博士在新京报中的文章却将无意中混淆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预示着这“谱”的差错。但国学院如果只是将一些古代文化的基础知识教一下的话,的确也没有办的必要,因为现在的学科体系中,完全可以解决相关问题。而如果是一个重塑国魂的高度,就需要一些想法,研究当然可以百花齐放,但是目标应该明确,因为这涉及到课程设计之类的具体问题。

  张立文老师对国学的内涵做了仔细的分析,应该为讨论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知识性平台,这避免了一些对于国学概念的混乱之处。因为国学里面的立场是多元化的。所以在将国学和文脉结合起来的时候,才会有所注意,这也凸显了研究传统是“继承”还是“埋葬”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不过应充分肯定从孔子像到孔子研究院,到国学院,人大是试图有所承担,只是我们应该理解,现代的教育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氛围,这种承担需要很多的勇气。但我们需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来看待,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特别向达三和米湾致意。
 
诚明(陈明):
 
你不就是人大的么?当仁不让! 

  曹小旦(网友):

  国学院学生能否免修英语?

  汇细流以成江河,这是潮流所趋。人大成立国学院,应合时代之潮流。作为一名老人大人,我自然颇感自豪,但现在,我愿意以我的经历来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国学院不能空有其名而无其实。

  人大于1995年开办文史哲试验班和基地班,学生大都为保送生,学制6年,本硕连读,目标是培养“大师”。(呵呵,可能在细节上有出入。)我不知道这个班现在还有没有,也不知道国学院与这个班有何联系。我现在知道的是,这个班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师,甚至连大师的影子都没见着。这其中的原因,故非我所能知,但我愿意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国学院学生能否免修英语?

  大师者,必先立乎其大者。当我在人大校内贴出“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大字报,忙于寻求志同道合者,共同探讨国家之命运与前途时,他们争着入党、争着当干部,忙着过四六级、忙着考托考G。

  大师者,必经独立之思考,而思考必先得学习之闲暇。当我放弃英语学习,以毕业为代价换取泡图书馆的时间时,他们却要花费绝大部分的学习时间来背英语单词。

  全民英语教育不但时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更为重要的是,这和一种非功利的品格是格格不入的。个人认为,如果国学院的学生能够免修英语,那或许就是国学院得其实的一大要件。

  当然,以上的文字纯属个人经历,算不得什么思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所谓大师,一定只是少数的。囿于现有体制,许多措施即便是有其心也无其力。(陈丹青不就是这样离开清华的吗?)所以,我只能希望,国学院的领导和老师能够多给学生一些宽容和爱护,让学生有更大的自主和个性。

  (注:本人已于2004年考过六级,现在正忙着准备英语学位考试。呵呵)

  另有一事,请达三兄反映,百家廊正中的那块匾,乃是个大笑话。原因有二:首先从文献而言,“仁者爱人”见于孟荀;其次从思想而言,“子曰”的意义显然不为所知。

  王达三:

  我也注意过这个问题。前不久,和女儿散步,还看到。你也不妨给人大校长的邮箱写个信笺。

  岭云关雪(网友):

  改为选修怎么样?学生学与不学,自愿,不做功利性考核。个别人有这时间精力和兴趣,就让他选修,毕竟人与人是不同的。不搞一刀切。另外,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有人学外语,说不定真能从这些人中出现学贯中西的现代大儒。

  孔门闲人(彭永捷):

  国学院只是宣布成立了,有个初步方案,还在进一步论证中,还没开始正式操作。学校还是很慎重的。

  小旦问外语的问题,据我的了解,入学方面对外语可能有特殊政策,而修学毕业方面还不会开口子。纪校长曾表示过,对于在文史方面有超常才华而又偏科的人材,可以打破常规,不局一格录取,但这只能是极个别的情况,不会是普遍情况。但入了学,恐怕还得老老实实学外语。现在我们讲中国文化,不仅要让中国人了解自己的文化,还是把中国文化讲到国外去,此外,在学术上也要和国外交流、相互借鉴。还有,这是一道硬杠杠。一时还解除不了这个限制。

  曹小旦(网友):

  国学院的任务:探求一种独特的评价体系

  对于由创办“国学院”而引起的一场争论,在我看来,本身就是现在学界精力过剩的一种结果。与其陷入一种炒作与浮躁,不如想想如何把事情做好。首先,要不要创办国学院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纪校长决定挂牌招生,国学院也就正式开张了。其次,办国学院有无意义?这其中自然涉及对所谓“国学”的界定。但这个问题本身隐含了两个巨大的前提: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放眼学界,大概没有一个敢理直气壮地宣称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两个前提。所以,在这个问题之下的争论,按康德的话说,只能是“辨证的命题”,即正反双方都可能是错的。这样,在现有体制与学养的条件下,成立国学院,即可认为是一种可喜的进步。退一步讲,这正是多元时代的一种丰富性。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国学院卓有成效?如果国学院以培养具有中西比较视野的大师级人才,那么,探求一种有创新意义的评价体系就成为了当务之急。这种体系必须有异于现有一般院系和学科的评价体系。因为这种体系将决定学生的竞争方向,并最终决定国学院的成败。

  孔门闲人(彭永捷):

  小旦兄,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绝学无忧”兄说的“辩证”些。袁伟时、薛涌要把人大成立国学院,以及此前的读经运动、甲申文化宣言,纳入到狭隘民族主义、以中国文化排斥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去,实际上是恶毒阴险的伎俩,他们枉顾事实。每次学者们呼吁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都没有排斥外来文化。正像人大成立国学院,但并未取消现有文、史、哲三系。正如纪宝成校长在谈及国学院时所说,不仅要让学生精通中国文化,还要了解世界文化,要有世界的眼光。袁、薛一类人是在编造一个臆想中的反驳对象。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各打五十大板,把要不要办国学院放入到中西的简单对垒中去。正像王达三在文章中指出的,他们所说的世界文化,只有西方文化,而恰恰不包括中国文化。人大新建国学院,不可能在所有的方面都有突破,要慢慢来。外语的问题,不单纯是技术性的问题,也牵涉到文化理念和教育理念的问题,学术界也有一些讨论了,但力度仍然不够,讨论和争论得也还不充分。如果你有时间,不妨把自己的想法好好整理一下,撰文发表,多一些呼声。

  承冯志(网友):

  英语是四书五经的替代品,目的就是制造标准。如果国学院的招生及毕业能在英语问题上突破常规,可就是善莫大焉。如果能这样,直接就能达到影响国家教育体制的目的。

  英语教育在今天中国教育体制中的地位,也就相当于四书在科举中的位置,是制度设计的牺牲品。随着中国的逐步发展,英语教育会逐渐变的更理性化,实用化。如果人大能从这里下手做点文章,用力少见效多,可以考虑啊。

  招生可以突破常规,那毕业能否制造标准。比方在英语、法语、日语、俄语之外设一“中国语”,目的就是培养能准确将古文翻译为现代白话文的专门人才。标准是人设计的,英语考试是国家制度设计的产物,如果你能自己设计标准,国家就可能给予承认。这可以设定为人大“国学院”的特色,建议人大领导层考虑一下。

  人大“国学院”成立的目的已经很明显,就是创造良好的国学教授环境,进而影响国家教育体系。英语考试的去向是国学院能否成功的核心,是重中之重。单从人才的教育来说,校长同志教导我们国学院要培养会用文言文写作的专门人才,因此放宽英语的要求而强调“小学”的教育,不就是首先要做的工作么?

  一石激起千层浪,如果人大能在这个问题有所突破,一定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其意义将超越国学院的建立。

  孔门闲人(彭永捷):

  袁伟时有个说法,所谓小圈子里的国学,国际上谁认同你。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达三说他缺乏“情商”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们和对于洋大人,是同样的事物吗,具有的是同样的价值吗?林安梧来和我们座谈时,谈起一件事:著名学者周策纵先生,把地名麦迪逊译作“默地生”,他执教的学校所在地。对于他来说是文化生命的东西,对于那些学生来说,是猎奇的、与已无关的东西。故而,我们的学术研究,总是有着特别的情怀。我们研究的国学,洋大人认同与否,对我们根本不重要,我们也不需要他们认同不认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重要的是这些汉学家的研究,他们的方法、态度和成果,能不能得到我们的认同。

  国学和洋汉学应当有所区别,因为国学不仅仅是指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研究对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传承中国传统学术,包括传统学术精神、学术方法。这从国学院目前构想的设置可以看出来。目前大体上设置了若干教研室,其中包括国学基础--国学概论,版本学、目录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国学经典教研室等。
 
曹小旦(网友):

  以下是引用孔门闲人的发言:“现在我们讲中国文化,不仅要让中国人了解自己的文化,还是把中国文化讲到国外去,此外,在学术上也要和国外交流、相互借鉴。还有,这是一道硬杠杠。一时还解除不了这个限制。”呵呵,正在读《纯批》,我就用康德的话来回应一下。

  这是一个纯粹理性的理念,虽然包含良好的愿望,但却是一个先验的幻相。因为这是一种试图突破经验性限制的运用。相反,这里的经验性规定在于:

  1、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子曰三十而立,又子曰四十而无闻其终也矣,不可不畏。英语说到底只是工具和手段,那就让它如其所是,有用就学,无用就不学。也就是说,要防止英语作为目的进入对学生的评价体系。

  2、过于执着于手段,不但带来了强烈的功利性,而且妨碍了“其大者”之确立。海德格尔说,精确地描述哲学家的意见是一回事,与哲学家为之道说的东西进行讨论则是另一码事。前者是翻译家的事,后者则是学生应着力探求的东西。

  以上立论,决不意味着我反对学习英语,而是因为社会有分工,目的有差异,学生的情况又各不相同,对人才的培养不能搞一刀切,即决不能让英语成为目的成为对学生的一条硬性评价标准。

  更为重要的是,在现有体制下,这是可能实现的。例如,可以规定免修英语的条件。在学习期间,发表有关“小学”论文若干,即可作为一个条件。退一步讲,即便最后有学生在英语上挂了,也要想办法给他们留一点机会。因为有一点需要老师们谨记:天才总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大师也非一朝一日可成。

  观以上争论,在我看来,本身就是现在学界精力过剩的一种结果。与其陷入一种炒作与浮躁,不如想想如何把事情做好。

  首先,要不要创办国学院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纪校长决定挂牌招生,国学院也就正式开张了。

  其次,办国学院有无意义?这其中自然涉及对所谓“国学”的界定。但这个问题本身隐含了两个巨大的前提: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放眼学界,大概没有一个敢理直气壮地宣称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两个前提。所以,在这个问题之下的争论,按康德的话说,只能是“辨证的命题”,即正反双方都可能是错的。

  这样,在现有体制与学养的条件下,成立国学院,即可认为是一种可喜的进步。退一步讲,这正是多元时代的一种丰富性。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国学院卓有成效?

  如果国学院以培养具有中西比较视野的大师级人才,那么,探求一种有创新意义的评价体系就成为了当务之急。这种体系必须有异于现有一般院系和学科的评价体系。因为这种体系将决定学生的竞争方向,并最终决定国学院的成败。

  康右为(干春松):

  其实正如孔子像的设立,本身并无特别之处,因为汤恩佳给许多地方都送了,但在人大的孔子像似乎特别受人关注。这次国学院也一样,人大做这样的事,必然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其实在准备宣布成立国学院的时候或许应该想到必然会有许多的期待和指责。

  人大最近提出的口号是办人民满意的大学。似乎也在说明他所做的事是希望人民满意。从最近如此的关注度而言而国学院的成立应该是人民满意的。但对老纪的文章人民似乎有一些看法,有些是知识性的,有些是理念性的,看上去有些准备不足。一些打着自由主义的幌子反对的人,其实永远只有自己批评的自由,而不许别人有实现自己愿望的自由,这些人的恬噪倒不必太在意,在这一点上纪有点像是有缺点的斗士,总比那些苍蝇高尚。(最近碰到一些兄弟院校的老师,无一不对纪校长的气概赞赏有加)

  而对于同一战壕的同志,则可能有些复杂,有爱深责切,或匹夫有责的精神,总归是应该欢迎的。虽说如何办国学院是人大自己的事,但既然是将重振民族精神的担子主动挑起,自然就不仅是“自己的事”,也成为“大家的事”。

责任编辑:王立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