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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儒家文献,学贵求真致用——黄怀信先生访谈录

2019-07-29 11:23:00  作者:  来源:孔子文化

  一、历史学的情怀  

 

  1.黄先生,您大学本科读的历史系考古专业,早年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迄今还时能看到您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请您先谈谈这方面的工作。 

  答:是的,我大学读的是考古专业。记得当时的毕业论文是《仰韶文化与原始华夏族》,认为仰韶文化就是原始华夏族的文化。这种观点我迄今还在坚持。关于“华夏”,我后来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重申“华夏”的本义是“象华一样的夏(‘中国人’(《说文解字》说)”。这个“华”,一是说部族众多,一是说文明灿烂。再比如关于周人的早期历史及迁转,我读书期间就有过研究,去年暑假还专门去甘肃庆阳(所谓“北豳”)做过考察。再比如关于清华简的年代,我曾提出:清华简应该是《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所载东周王子朝造反失败后奔楚之时所带走的“周之典籍”中的一部分的传抄本,这对正确认识清华简的价值,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2.听说您参加过“夏商周断代工程”,能否也谈谈这方面的工作? 

  答:当年参加断代工程,我的主要任务是“文献的可信性研究”,另外还参与了关于西周王年的研究。记得当时给“工程”提交过几篇关于武王灭商的以及西周诸王在位年代的文章。因为这个问题他们有专门的课题组,所以我的观点自然不可能被采纳。而去年出土的新材料已经证明他们的结论确实不对。而我对自己当年的结论,迄今坚信不疑。因为研究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月相”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须要训诂学与校勘学的基础。 

  二、古籍整理的执着  

 

  3.黄先生,您从研究生时期开始探究《小尔雅》的真伪与源流,长期从事古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经史子集,无所不涉,请问您当初是如何踏入这一领域? 

  答:研究《小尔雅》的源流,是我的导师李学勤先生给我出的题目。而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版本学、目录学及考据学方面的基础与功夫,所以也就迫使我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而一旦有了这些方面的基础与功夫,研究其他问题也就比较顺手,所以我后来也就比较顺利地从事了古籍研究的工作。 

  4.您对《逸周书》作了开创性研究,先后出版好几本专著,被誉为“《周书》第一人”。您能谈一下当年研究此书的心得体会吗? 

  答:《逸周书》是一部重要的著作,而前人不大重视。一个主要原因,是其源流不明。所以当初在合作《集注》的同时,我自己又作了《源流考辨》,解决了诸如其不同书名的问题、“汲冢”的问题、诸《志》所著录本及今本之由来、时代与编解者、各篇之时代、版本及其源流等问题。加上后来的《汇校集注》和《校补注译》,使《逸周书》的价值得到了较好地发挥。清华简《书》类文献发现以后,固然证明当初的工作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对清华简的研究,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而清华简的发现,也部分地证明了我当初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比如关于各篇的时代,我当时提出,书中既有西周原作、也有作于春秋早期者、作于春秋中期者,作于鲁襄、昭时代者。并且指出,今本篇名有“解”字的,都不同程度地经过汉代人解过,但并无窜乱。说起心得体会,自然也有一些:比如通过研究《逸周书》,我发现古书一定要有好的整理本,否则其价值会大打折扣。就像《逸周书》中的《世俘》篇,虽然基本上属于西周原作,但其开头部分的干支日辰却有问题,等等。再比如我认为,做研究一定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既不能被前人所误导,也不能刻意求创新。这样,你的结论才会科学,才有价值。 

  5.古人有一种说法:“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您在古籍整理与研究中是如何处理训诂学、经学与史学三者的关系。 

  答:所谓“小学”,主要指文字、音韵、训诂的知识,但也应包括校勘。“由小学入经学”,是说小学是经学的基础。小学的功夫做到家,其经学自然可信;否则你不知经书文字有讹误或者有通假,或者用引申义而不用本义,那么经书的本义自然就不会被发现。所谓“由经学入史学”,主要是说把经书里的材料作为史料来用,用它来研究历史。之所以说“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因为经书中的材料相对都比较原始,本身比较可信。至于我自己在研究中对于训诂学、经学、史学三者的关系,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处理的,当然我做得很少。 

  三、儒家文献的青睐 

 

  6.在您的著述中,各类儒家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居多,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如此青睐儒学? 

  答:是的,这些年我所研究和整理的主要是儒家经典或儒家文献。当然,道家的东西我也整理,比如《老子》与《鹖冠子》,就都是道家的书。至于以儒家文献居多,这个其实也很自然,因为先秦的文献,主要还是儒家的东西。另外,这也可能与我自己的思想观念有关,因为我觉得儒家的东西对社会可能更有用,思想比较积极、比较实际。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曲园”人的情怀与责任。 

  7.孔子与《论语》是儒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您即将出版的《〈论语〉与孔子之道再认识》中肯定有不少精彩的论述,请您简介一下此书。 

  答:《〈论语〉与孔子之道再认识》,是我刚刚完成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之所以要作这个项目,因为我觉得,孔子之道有益于人类社会,目下已经成为国际人士之共识,而孔子之道之所出之《论语》本身,却存在很多问题;以往人们所根据旧本《论语》及其旧解归纳的孔子思想,自然也就存在很大问题。关于《论语》本身的问题,这里咱们不具体谈,只谈谈有关孔子思想中的“仁”和“礼”两个概念。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孔子所讲的“礼”就是周礼,孔子讲“礼”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周礼;孔子的“仁”是所谓“全德之名”,等等看法。而我在研究中指出:“礼”属于社会规范,是被规范化了的社会法规、习俗和仪节等;孔子所讲的“礼”是当时尚存或流行的社会礼法和规范,而不完全是周礼;孔子讲“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社会和谐与安定,而不是为了恢复周礼。关于“仁”,根据《论语》中的不同情况,提出:作为一种美德,“仁”就是关爱他人之德;作为一种思想,“仁”就是关爱他人的思想;有仁德,就是有爱心;不仁,就是无仁德、没有爱心;“仁者”,就是具有关爱他人的品行或思想的人,或者能够关爱他人、做过关爱他人之事的人;行仁,就是献爱心、做关爱他人的事;仁名,就是有关爱他人、能够献爱心的名声或称呼。孔子提倡“仁”,是要求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达到社会和谐。所谓“全德之名”,是子思以来对孔子之“仁”的误解。关于“仁”与“礼”的关系,指出:“仁”是个人的自愿,“礼”是社会的约定;“仁”属于道德层面,“礼”属于政治层面;“礼”的存在是客观的,“仁”与“不仁”是由主观决定的;“仁”既不属于“礼”,“礼”也不是“仁”的主导,“仁”更不得包摄“礼”,二者之间没有主从或领属关系,也不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仁者”不必知“礼”,知“礼”者不必“仁”,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等等,应该说与前人的观点有很大不同。 

  四、去伪存真的追求  

 

  8.在近现代,学界曾经由古书辨伪引发并衍生出疑古、信古、释古思潮,影响至今未绝,在传统典籍的现代整理与诠释中,我们应如何正确辨别古书真伪,合理应用它们呢? 

  答:正确辨别古书真伪,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严格地说,真正的伪书,流传至今的几乎没有,因为它们早已被人发现并黜除。现在还有的,只是部分书中偶尔还有不大可信的材料。而这些材料中,部分还是因为流传讹误而造成的,这一类,自然可以通过版本校勘加以解决。不可信的材料,自然需要进行辨伪。这个也不是很难。主要方法,基本上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去发现并解决:一是对材料进行历史性考察,从时代、人物等方面进行分析,看其是否真实可信;二是从思想方面进行考察,主要将之与同类材料进行分析对照,看其是否合其一贯思想;三是考察材料的出处与来源,以分析判断其可信性;四是根据文献本身的性质,分析其引用材料的目的,以见其材料是否真实可信;五是对同一材料共见于多部文献者,通过分析比对,以见其何者更为原始,最后做出综合性判定,指明其可信或不可信。可见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9.您曾对一度被认为历史上最大的伪书《孔丛子》作过考辨,证其不伪,全面发掘其史料价值,请谈谈您当时在这方面的研究历程。 

  答:是的,《孔丛子》过去一直被公认为“伪书”,主要原因,是其最后篇章中出现的人物时代较晚,与所谓“孔鲋撰”不符。而我之所以能证其不伪,主要是我认为其书名本身就告诉我们,它是一部“丛”书,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著作,而是孔鲋及其后几代人陆续完成的。明确了这个问题,其他自然就迎刃而解了,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比较简单。当然,书中尤其是所谓《连丛子》部分的个别材料还是有问题,这个自然需要分别对待。 

  10.您说过“关于真书伪书的问题,必须下功夫一篇一篇去研究、去考证,不能随意地说,更不能一概而论”,得到不少学者的赞同,也有质疑这种具体成篇研究的可行性,您现在怎么看? 

  答:是的,这个话我现在还依然坚持。不仅是篇,有的甚至要一节一节去研究。比如《孔子家语》,必须一小节一小节去考察。《孔子家语》自然不是伪书,但其中部分材料又确实存在问题,所以也不能回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来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这在可行性方面应该不存在问题。 

  11.有人认为文科的学问无固定标准,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即可。而您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真理”只有一个,您能就此再谈一下吗? 

  答:人们常说“真理”只有一个,这话一点没错。文科学术的问题,也是如此。自圆其说固然可以成为一家之言,但仔细分析还是会有不圆的地方,可见关键是认识水平的问题。有些问题自然一时会有不同的认识,主要也是认识水平问题。所以我经常说要求真。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自己本身也存在认识水平的问题,所以只能与大家共勉。 

  12.对于我们这些刚刚开始史学研究的后学而言,请您提供一些建议。 

  答:史学本身是一门古老的学问,研究史学更是一门不易的工作。这是因为,研究所用的材料即史料,主要是在古书里面,有的甚至是实物。所以,我认为初学者一定要打好读古书的基础,并且最好能有一点考古学的基础。而所谓读古书的基础,自然还应该包括校勘和训诂的常识。你固然可以不专门搞校勘和训诂,但也应该知道有这种学问,相信这种学问。这就是我的一点建议。 

  谢谢您拨冗接受《孔子文化》编辑部的采访,祝您身体健康,德学精进! 

编辑:李晓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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