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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强国压倒启蒙”

——“儒家启蒙主义”倡言

2017-06-26 14:57:00  作者:黄玉顺  来源:中国孔子网

  本文是作者于2016年12月10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谢希德-俞吾金哲学发展基金主办的第一届俞吾金学术论坛“启蒙的缺失与重建”讨论会的发言

  摘要如今反思启蒙成为了一种学术时尚。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反思启蒙”和中国某些人的“反思启蒙”来自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前者是要更加彻底地兑现“启蒙承诺”即“人的解放”;而后者却是“强国压倒启蒙”,国家主义压倒一切,其中既有前现代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思潮,也有作为现代性极端变异形态的极权主义思潮。这是“反思启蒙”的三种不同立场。在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启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作为“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中国需要儒家主导的启蒙。儒家的启蒙其实已经不仅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但必须承认,这种启蒙尚未完成,目前甚至出现了危险的逆转倾向。为此,亟需倡言“儒家启蒙主义”。

  关键词反思启蒙;强国压倒启蒙;儒家启蒙主义;现代性;人的解放

  这些年来,“反思启蒙”乃至“批判启蒙主义”成为了学术界的一种时尚,更是儒学界的一种时髦。但必须指出的是:实际上,西方人的“反思启蒙”和中国某些人的“反思启蒙”并不是一回事,毋宁说是来自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前者是要更加彻底地“兑现启蒙承诺”;而后者却是“强国压倒启蒙”。今天的中国,救亡的历史任务早已完成,现实的运动是要实现“强国梦”、即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此,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判断亟需修正,即:压倒启蒙的已经不是“救亡”,而是“强国”。于是,涌动着一股必须加以高度警惕的思潮:国家主义压倒一切。在这种态势下,儒家当中的不少人也被裹挟或裹胁,以至存在着使儒家再一次陷入毁灭、乃至自取灭亡的危险。有鉴于此,本文倡言“儒家启蒙主义”

  一、“反思启蒙”的三种立场

  仔细观察分析迄今为止的所谓“反思启蒙”或“批判现代性”的思潮,不难看出,它们来自三个不同的方向,出自三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后现代主义;前现代主义或原教旨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一种极端变异形态的极权主义。

  (一)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兑现个体解放的启蒙承诺

  有一种很普遍的误解,以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启蒙的反叛。其实,后现代主义绝非现代性的对立面,毋宁说是现代性的深化,即寻求更加彻底的个体化,亦即真正兑现“启蒙的承诺”(The promise of the Enlightenment)——“人的解放”(the emancipation of man)、个体的解放(现代性启蒙的根本精神乃是个体性,详见下文)。我们看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诸如解构普遍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诸如自我放逐、自我边缘化,其实都是在更彻底地强调个体的解放,也就是“人的解放”,这恰恰是“启蒙承诺”、即启蒙所许诺的“解放的理想”the ideal of emancipation),而不是对启蒙精神的否定。

  所以,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反思启蒙的同时,并不是抛弃启蒙承诺,而是寻求一种新的、更彻底的启蒙,即更彻底的个体精神,亦即“不再是以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为目的的实践展开,而是深入某些事件的历史考察,这些事件曾经引导我们建构自身,并把自身作为我们所为、所思及所言的主体来加以认识”;这是“一种历史-实践性的检验,从而也即是我们自己对作为自由存在的自身所开展的工作”。 福柯所强调的乃是个体自我作为主体的自由存在,这恰恰是现代性启蒙的根本精神。

  因此,需要严格区分两个不同的“启蒙”概念:一个是既有的诸如法国、英国、德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另一个则是一般的“启蒙”本身(the enlightenment itself)。前者指既有的现代化历史,它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所以是应当反思、甚至批判的;后者指现代性的根本精神,即人的解放、个体的解放,这其实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所坚持的。这类似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所说的“启蒙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rung):一方面,既有的“启蒙思想的概念本身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幸福的因素本身变成了不幸的源泉”;但另一方面,“对启蒙的批判,目的是要准备好一种积极的启蒙概念,以便把它从盲目统治的纠结中解脱出来”。这种“积极的启蒙概念”绝非现代性启蒙精神的对立物,尽管是一种“新启蒙”

  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的见解值得注意。在他看来,迄今为止的现代化之所以出现问题,并不是由于实现了现代性的启蒙承诺,恰恰相反,是由于未能真正兑现启蒙承诺,人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这确实是一种深刻的洞见。但哈贝马斯的观点也存在着错误:他误以为迄今为止的启蒙和现代化之所以出现问题,是由于观念上的“主体性范式”(subjective paradigm);因此,要兑现启蒙承诺,就需要实行“范式的转换”(change of paradigm),从主体性范式转变为“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或译“主体间性”)范式。这是德国哲学一向的毛病:总是把现实的问题归结为观念的问题。事实正好相反:启蒙承诺所要解放的“人”,恰恰是作为“个体”的“主体”、而不是什么“交互主体”,真正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也不是要推翻现实的自由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实际需要的乃是“前主体性”的、亦即存在论(Being theory)意义上的现实生活的社会运动,由此促成真正的人或个人的诞生。 

  (二)前现代主义的立场:徒劳的传统型“复魅”

  与“反思启蒙”、“反思现代性”相伴随的,是当今流行的“复魅”(re-enchantment)思潮,这是对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现代性“祛魅”(disenchantment)的反叛。此所谓“魅”(enchantment)涉及韦伯所说的权力合法性的三种类型当中的前两种:(1)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基于某种传统惯例权力认同),韦伯对此其实并不看好;(2)魅力权威(克里斯玛权威Charisma Authority)(基于领袖个人魅力的权力认同),韦伯对此也不看好;(3)法理权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基于理性法律程序的权力认同),这是韦伯最为赞赏的,其实就是现代性的法制化的权力认同。 

  所以,必须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复魅”:一种是现代主义的或原教旨主义的“复魅”,属于韦伯所说的传统型;另一种则是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极端变异形式的极权主义的“复魅”,属于韦伯所说的魅力型或克里斯玛型。在目前的中国儒家里,这两种“复魅”倾向都存在着,而且具有某种合作、呼应的倾向。

  在当今中国的一些儒家中,传统型“复魅”已成为了一种时髦。一些儒家或多或少地、或明或暗地宣扬家族主义、宗族主义、男权主义、父权主义、君主主义、专制主义,主张中国人回到前现代的生活方式,并以此抗拒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科学等所谓“西方的”现代文明价值。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为此所进行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三)现代极权主义的立场:危险的克里斯玛型“复魅”

  目前某些儒家当中的某种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倾向,则属于韦伯所说的魅力型“复魅”思潮的。当然,目前具有这种极权主义倾向的远不止于一些儒家。极权主义并不是前现代的或原教旨主义的现象,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但不正常的现象,其基本特征是“全能政治”,这恰恰是古代社会没有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极权主义的“复魅”严格来说并不是“复”魅,而是“造魅”,亦即制造某种现代意识形态的精神崇拜、现代领袖形象的个人崇拜,例如对希特勒的崇拜、对斯大林的崇拜、对查韦斯的崇拜、等等。

  极权主义对启蒙与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本质上是对启蒙承诺——“人的解放”的背叛。这与后现代主义“反思启蒙”的方向正好相反。这里,李泽厚对“救亡压倒启蒙”的描述,同样适用:“任何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不切实际。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 个体的消失,即意味着人的消失;剩下的只是作为空洞口号的“人民”、“国家”。所以,极权主义还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征:

  现代极权主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名义来利用民粹情绪。我曾说过,民粹主义(populism)其实并非什么“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情绪,因而可以与任何主义结合,包括与极权主义结合。民粹主义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大众对社会之严重不平等的强烈不满;因此,极权主义往往假“平等”之名而行。但是,假如不强调以个人自由为前提,平等就可能成为极权主义的基础;除非“平等”是说的人人同等的自由。如果没有自由,平等就是极权主义的温床。

  现代极权主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以“民族”、“国家”的名义来鼓吹国家主义(nationalism),如德国纳粹党的“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Nationaler Sozialismus)。极权主义惯常利用的,就是“爱国主义”、对外“反抗西方强权”、对内“剥夺剥夺者(资本家)”之类的口号,结果它所剥夺的却是公民的自由权利。极权主义最爱打的牌就是“强国”,结果却如历史已经表明的: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同时也给自家的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

责任编辑:李晓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