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伦理学的富春山对话
【关键词】生活儒学；中国正义论；一体之仁
【作者简介】黄玉顺，男，1957年生，四川成都人，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旭东，男，1970年生，安徽怀宁人，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玉顺（以下简称“黄”）：那天我发送给你的那篇文章，是《孔学堂》杂志向我约的稿，意思是介绍一下“生活儒学”，所以我取名叫《回望“生活儒学”》，算是对“生活儒学”的一个小结。文章总共写了五个部分，我就依次简单介绍一下。（从略，参见《回望“生活儒学”》）
方旭东（以下简称“方”）：你要叙述的部分，主要就是这些了吧？
黄：对，主要是这些。这是生活儒学的大致内容。
方：那么我就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向你请教。
一、儒家正义论与罗尔斯正义论：一般原理与特殊时代性
方：刚才你讲到“义”的两个涵义：一个是“正当性”，一个是“适宜性”。关于这个“适宜性”，你是不是还可以再补充一下？我想知道，你谈到“适宜性”的时候，说的是，如果生活方式发生转型，是“礼”还是“义”会改变？
黄：“义”是不变的，它是永恒的原则；必须要变的是它所指导下的“礼”的建构，也就是制度规范的建构。这就是孔子讲的“礼有损益”。
方：对，“礼”相应地要有所改变。比如说，前帝国时代可以说是周公“制礼作乐”；到了帝国时代，比如说到了汉代，叔孙通等儒家制定新的礼制；然后到了帝国瓦解的时代，要进入新的时代，又需要新的制度设计。你举了例子，比如说康有为，他也试图建立一套新的礼。那么，我要问的是你对罗尔斯的正义论的评价。正如你不断提到的，我们这个时代是现代性的时代；你也提到，罗尔斯的正义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的价值，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应。那么，如果按照你前面的讲法，既然罗尔斯的正义论是针对于现代性而做的一种建构，用中国语言来说就是关于“礼”的现代性设计，那你又何以批评他，说他不对呢？这个地方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希望你再补充一下。
黄：我是说，罗尔斯的正义论只适用于现代，没有普适性、普遍性。这个道理很简单：他所谓的两条正义原则，只适用于现代社会，无法解释古代的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如果把他这两条正义原则作为普遍原则，我们势必得出一个判断：人类过去历史上所有的制度都没有正当性、正义性。但我们不能这样看待历史。当时人类社会在那么一种生活方式下的时候，就必须有那么一套与之相应的规范建构、制度安排，那一套礼的建构是有它的道理的。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说的“凡是现存的都是合理的”确实有它的道理。例如中国古代，周公“制礼作乐”的那个王权时代的制度，包括“家–国–天下”同构的宗法封建制度，嫡长子继承制的制度，都是有它的道理的，不能说它是不正义的。后来发生了生活方式的转型、社会转型，帝国时代那一套制度建构，包括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皇帝专制、“乾纲独断”的制度，对于当时的中华帝国的生存方式来讲，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如果没有那一套制度，中国早就被灭掉了，正是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华这个群体的生存。但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生活方式发生现代转型以后，那套东西就不行了，所以帝制就被推翻了。罗尔斯正义论的两条正义原则不能解释这些历史现象，所以它不是真正的普遍正义论。
我所讲的“中国正义论”，或者说是儒家的制度伦理学，就是一种普遍的正义论。它不是仅仅针对现代性的，而是关于人类社会的规范建构、制度安排的一套普遍原理。当然，我们现在面临着现代性，就不能停留于这套原理。所以，我那篇文章有一节“生活儒学的现代政治哲学”，是讲“国民政治儒学”的，其实就是根据这套原理，进一步演绎出一套针对现代性的制度安排。
方：很有意思！不过，你刚才关于罗尔斯的这个补充，听上去只是回答了我的问题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你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不够普适。但我的问题还有第二个部分，是问：既然罗尔斯的正义论是针对现代性的，而我们中国现在也处于这样一个现代性的、至少是向现代性转化的过程当中，那么，你何以又认为罗尔斯正义论不适用于中国？
黄：这个问题，我那篇文章没有谈，这里简单说说。罗尔斯那一套具体的设计，且不说在中国，即便在西方学界，也是引起很大争议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没有普适性的。当然，它的一些核心的价值，我是认同的，所以，我写的那篇《罗尔斯正义论批判》，一开始就申明，我不反对他所主张的诸如“自由”、“平等”这些基本价值，并不认为这些基本价值不适用于中国。但是，他在很多具体问题上的讲法是引起争议的，而且越往细节讲就越容易引起争议。
方：你的意思好像是说，罗尔斯正义论的两条正义原则，你是不能接受的？
黄：我的意思是：它们可以作为现代价值被接受，但不能作为普遍的“正义原则”被接受。因为我所理解的正义原则，我刚才讲了，必须可以解释古今中外一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正当性和适宜性。例如我刚才讲到的中国王权时代的制度安排、帝国时代的制度安排，就是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解释不了的。
方：明白了。可是，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是在现代性之中了，是不是这样讲对罗尔斯会显得公平一些？那就是：如果罗尔斯的本意只是为现代社会提供一个基本的制度安排，所涉及的是现代性的制度原则，那么，我们就不能去指责、批评他，说他没有提供一种普适的、适用于古今中外的正义原则和制度安排，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他的本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去批评他，我觉得是非常外在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我更关心的，罗尔斯的正义论当然是有很多争议的，包括他的两个基本原则、无知之幕、最小最大化的原则，但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当下的社会里面，儒家如果不接受、不认同这些东西，或者有所批评，那么，儒家自己应该提出一些什么样的有实质性内容的东西，以超越他，或者说对他有所修正？我是想知道，在这样一些实质性问题的层面上，你的“中国正义论”有没有提出儒家自己的一些东西？
黄：我刚才讲了，中国正义论本身是试图建立一种“基础伦理学”，就是一套普遍的原理，并不专门针对现代性来谈问题。至于专门针对现代性来谈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国民政治儒学”。
方：“国民政治儒学”的理论，现在有没有？
黄：有啊，文章已经发表了。
方：我是想看看，在你的“国民政治儒学”里面，有没有一些针对当代中国的具体的、实质性的东西，比如像罗尔斯提出的两条正义原则那样的东西？
黄：我刚才说了，罗尔斯的两条所谓“正义原则”，我不能作为“正义原则”接受。我所理解的“正义原则”，不是针对现代性的，而是普适性的。至于具体针对当代中国的实质性的东西，比如说，我提出了一种新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政治儒学”的基本内涵。
方：那么，这个“三民主义”，你是怎样讲的？
黄：我用了“三民主义”这个词语，但不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我是套用了林肯的说法（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但也跟他的意思有所不同。
方：因为我的个人兴趣是在伦理学或者政治哲学这一块，所以，对你的“生活儒学”，我最感兴趣的是涉及广义伦理学“中国正义论”的这个部分，尤其是具体涉及跟罗尔斯政治哲学、正义论有关的这一部分，也就是“国民政治儒学”的具体内容。
黄：关于“国民政治儒学”，我主要谈到了几层意思：
首先，我讲了社会转型、生活方式的转型。在我看来，生活方式的转型是跟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而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体的转换。关于生活方式，还可以从很多维度去讲，但我特别强调的是社会主体是什么。
我们知道，中国的第一个文明时代、即夏商周时代，其社会主体是宗族，而不是任何个人。孟子谈得特别清楚，他讲“社稷次之，君为轻”，实际上就是在社稷、也就是宗族国家和君主个人之间做了一个孰轻孰重的判断，君主这个个体主体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社稷，也就是宗族这个主体。他还有一个判断，“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这就是说，为了宗族主体的安危，可以废置、变更君主；如果诸侯君主个人对社稷宗族有更大的危害，那就“诛一夫”，即杀掉这个独夫。这是因为，在当时，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个体性是不存在的。所以我把王权时代的生活方式概括为宗族生活方式，其社会主体是宗族。
而秦汉以来的帝国时代是家族生活方式。我严格区分“宗族”和“家族”这两个概念。宗法时代，整个社会结构，包括政治行政权力的分配结构，都是一种大宗套小宗的宗族结构。但皇权时代、帝国时代不再是这样的宗族结构，而是家族结构，皇室是一个家族，外戚又是一个家族，社会上还有很多大家族。实际上，帝国时代的主要政治斗争，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大家族之间的斗争。所以它是一个家族时代，生活方式是家族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个体性同样是不存在的。
那么，到了我们现在的现代转型，社会主体是什么？不仅不是宗族、家族，而且不是任何形式的家庭，而是个人、个体。这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来。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社会主体就是个体，不是家庭。因此，关于儒家与家庭的关系，或者说儒家的家庭伦理观念的问题，要重新考虑。我一直想写这样一篇文章，没有抽出空来，就是关于“儒家个体主义”的文章。现在家庭形态的多元化，许多现象都意味着人类的家庭这种生活方式在转型、在个体化、甚至在解体。
与此相关，我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现代价值，包括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等八大基本价值，你可以发现，后面七个价值都是古已有之的，特别是在西方，它们并非现代才有的；它们之所以成为现代价值，就是因为落实到了个体主体性身上。换句话说，离开了个体性，一切现代价值都不再是现代价值。 所以我特别强调个体性这一点。我这个观点，和很多儒者的观点发生了冲突。例如安乐哲先生，我公开批评过他，他说西方是个体主义的，儒家是关系主义的，我说，你这样讲儒家，儒家就完蛋了。
基于这一点，我进一步讲的就是“国民政治儒学”。你问我有没有讲出儒家的某些与罗尔斯的处理方式不同的东西，老实说，我没有讲。一篇文章嘛，篇幅有限，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谈很多细节问题。我只正面讲基本的问题，就是：按照儒家“礼有损益”的原理，面对生活方式、社会主体的现代转型，儒家今天应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社会规范如何建构？制度安排如何进行？我不考虑各国之间的差别，而只考虑基本的现代价值。刚才谈到的八大价值，甚至关于婚姻、家庭问题，我都谈到了。说实话，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宜多谈中西之间的差异、儒学与西方思想学术之间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强调人类共同的现代文明价值。
最后，归结为我所讲的“三民主义”。其实，我所讲的“三民主义”是有独特性的，我想，这应该就是今天的儒家应有的讲法，它既不同于孙中山的讲法，也不同于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讲法，所以，我全部都用英文标注了，以免误解。例如这个“民”，我没有用“people”。“people”这个词千万不能滥用，以“people”的名义杀人的太多了！我用的是“civics”，就是“国民”，并且分析了“国民”这个概念的个体性。
方：你专门用这个“civics”而不用“people”，很值得玩味。
黄：我好几篇文章都提到过这个问题。“people”这个词语，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在实际使用中是有问题的，你会发现：每一个人，谁也不是人民。结果，个人的权利无法得到落实。
方：我现在要提的问题还是跟罗尔斯相关的。罗尔斯讲正义论，他提出两条基础性的原则，尤其是一定要保证最不得益者的损失最小，我觉得比你笼统地、抽象地讲“民有、民治、民享”可能更具体、更深刻一些。
黄：确实，罗尔斯讲的更为细化一些，而我这篇文章只是讲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