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按照现在的科学方法论，我们总是把人的行为归咎于生理原因，而不再去寻找道德原因。它固然缓解了人们的道德焦虑，但客观上也纵容了人的为所欲为。坏人不再是“坏人”，顶多是“病人”罢了。

　　《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则知天矣。”由“尽心”而“知性”，再到“知天”，这个顺序很耐人寻味。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天”乃人之为人的根据，它落实到人便表征为人性。人们只有返回到自己的内心，通过自我觉解和觉悟，方能体认并把握住这个人性。这是人的道德人格自我成就的基本理路。

　　儒家讲“尽心知性”，佛家禅宗则讲“明心见性”。说法虽有异，其道理一也，它们都是强调扩充人的本己之性理。人生在世，不可能不遇到各式各样的诱惑和干扰。这正是传统文化之所以教育人们为什么要加强心性修养的原因所在。所以，孟子主张人要“求其放心”；庄子则讲“哀莫大于心死”。宋儒陆九渊亦强调“发明本心”、“切己自反”，指出：“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耳。”先哲们千言万语，无非都是在强调人应该须臾不忘反省自己，使之回归至自我的本然之性、固然之理、当然之则上来。这样的“我”才是那个真实的“我”，而不是那个丢魂的“我”。

　　无论是“尽心知性”，还是“明心见性”，所知、所见者归根到底均不外是人性之理罢了。诚如孟子所言，这个人性之理非“外铄”也，而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根据，它植根于人的本然处。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时代的来临，从科学认知的角度看待一切，成为现代人的一种普遍的偏好。人们不仅喜欢拿科学眼光审视宇宙，而且愿意拿科学眼光审视人生。在科学视野内，“人”就不能不沦为一个普通的生物学事实。如此一来，中国古代先哲孜孜以求的那个“人性”之“理”便不可避免地遭遇遮蔽和陷溺了。

　　科学在其方法论上有一大特点，就是还原论思路。因为科学解释的基本路数，无非就是把研究的对象当作结果，然后去追溯造成这种结果的那个原因，进而建立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并用数学语言加以刻画和肯定。拿这种方法去研究“人”的时候，人的性理就被还原为伦理，而伦理又被还原为心理，心理进而被还原为生理，生理最后被还原为物理。经过这样一系列的还原，这一端还是“人”，另一端却成了“物”了。人的物化正是缘此而发生。

　　按照这种解释思路，我们总是把人的行为归咎于生理原因，而不再去寻找道德原因。它固然缓解了人们的道德焦虑，但客观上也纵容了人的为所欲为。坏人不再是“坏人”，顶多是“病人”罢了。因为人们总可以把他的败德行为归因于生理的偏差或生物学本能了事，无需追究其品德上的瑕疵。既然是“病人”，我们不仅不能谴责他，相反却只能同情他。这也恰恰是今天的败德之人之所以在做完坏事后还能理直气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一语境中，羞耻感荡然无存。

　　记得我在媒体上曾见到过一个死囚，他在接受采访时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并未做什么忏悔，有的只是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逻辑来替自己辩护，令人慨叹不已。这一个案从反面说明，人的行为无论好坏，固然都是有原因的，甚至可以找出生物学和生理学基础，但并不能因此就有了拒绝从道德上加以考量和评判的豁免权。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时时反躬自省，而是一味地着眼于外部环境和外在的理由，就会远离自己的本心和本性，它带来的不是行为的放纵就是自欺欺人。孟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把其中的道理说透了，关键在于我们现代人还有没有聆听的虔敬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