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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传统四十讲(八):如何理解中国典籍中的儒法互补思想

2017-06-14 16:21:00  作者:单纯  来源:中国孔子网

第八讲:如何理解中国典籍中的儒法互补思想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和法家思想代表着中国文化传统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两个差异性互补的侧面,儒家重“仁义”,法家重“权势”。然而在中国2000多年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中,这两者之间的斗争和互补却构成了延续中华民族统一性的核心因素。这种冲突与妥协交错、亘古亘新的延续的特点在世界其他帝国体系中是十分独特的。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和诸子并起,其精神和制度性的历史背景是西周以来确立的“礼乐”制度,它在政治上的“合法性”是所谓“天经地义”的,即“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和“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 但是这个理想化的制度构思经不起长期的历史检验,在艰难维系不到300年的时间里就被“四裔”和“诸侯”的内外夹击给摧毁了,即所谓“礼坏乐崩”。接着就是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应对内乱外患,中国人花了500多年的时间去探索重新构建“礼乐”制度,其思想原则是“尊王攘夷”,法家的人将之理解为“富国强兵”,儒家的人则将之理解为“富国教民”。两家皆属于“入世”的思想体系。

    春秋时期,法家的思想在齐国得以实现,促成了“春秋五霸”中的首位霸主。齐法家的代表人物有管仲和晏婴,他们强调的是“兼重礼法”而“顺应民心”,“仓廪实则知礼节”、“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及“和而不同”等。齐法家形成之后,齐国的近邻鲁国则在孔子的倡导下逐渐形成了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儒家思想流派,强调“仁爱”与“贵和”的价值。两家思想流派相继形成且前者对后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以在鲁儒家的政治理想中可以折射出齐法家的理念。

    管仲相齐桓公时,在“尊王”方面,利用齐国的富强迫使各诸侯国尊重周天子的宗法权威。公元前655年联合诸侯伐楚,迫使它向周王室进贡,前651年有召开葵丘盟会,确立诸侯之间的“国际法”,以稳定东周“天下”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盟辞中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维护周天子的宗法制的基本内容;二是确定诸侯国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三是倡导诸侯国之间应当和平相处。但是,这次盟会却逼迫周天子的代表参加,以示其神圣的合法性,其目的则是宣示齐国的霸主地位,但却开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先例。“攘夷”方面,就是号召各诸侯国及其与国共同抵抗进犯华夏地区的夷狄,其对于保持中原的政治稳定和文化统一性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正是基于这些方面,孔子才对管仲和晏婴,甚至齐桓公有较肯定的评价。这是最初法家和最初儒家的关系,也是齐鲁文化体系中具有内在和谐性的历史和思想根据。齐法家是先秦法家的创始者,是法家的第一期;而鲁儒家则是先秦儒家的创始者,是儒家的第一期。法儒两家此时也都只是在损益西周的“礼乐”制度,在“政”“德”和“刑”“礼”方面既有差异又有互补。

    紧接着齐国在东方称霸的是晋国在西部的称霸。晋文公的变法称霸、征伐诸侯居然在公元前632年两次盟会诸侯,先会七国之君于践土,后会诸侯之王于温,并迫使周天子亲临盟会,以宣示其中原霸主的“合法性”。晋文公在其变法称霸过程中频繁使用权谋和武力,加之“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颇受夷狄风俗浸染,其制度和治道去中原“礼乐”理想甚远,所以孔子评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照我们现代对“法律”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差异性看,齐法家有“法治”精神,而晋法家只有“法制”的计谋。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特点,当东周进入战国时期后,晋国的势力贵族和豪强也利用武力和计谋肢解了这个兴起于西部的霸主,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大家族豪强瓜分了晋国,是所谓“三家分晋”,这三家豪强势力,再加上齐、秦、楚、燕,构成了“战国七雄”。

    由于历史上秦晋比邻,而且又都受西部夷狄之风的感染—秦亦被中原诸侯常以“夷狄遇之”,所以不太顾及“礼乐”传统的约束,这就为那些想发展极端工具理性而实现个人抱负的法术之士提供了理想的场所,战国时期李悝、慎到、申不害和韩非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三晋的法律实践活动,形成了一个偏重法律工具理性“法术势”的“三晋法家”系统,加之其后在秦实行变法的商鞅和李斯,将“三晋法家”系统推向高潮,这是先秦法家的第二期,也确立起了先秦法家体系的主体。

    战国时期的儒家虽然有孟子和荀子两个宗派,但是从后来历史发展的情况看,还是子思—孟子的“思孟学派”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先秦儒家的第二期,它与孔子的思想体系一起构筑了后来正统儒学的“孔孟之道”。由于孟子创造性的发展出“天命心性”或“性命”之学,遂将第一期儒家的“仁爱”和“贵和”思想综合成为“天人合一”的稳定体系。就孟子的思想立场看,齐法家和三晋法家所施行的都是“以力假仁者”的“霸道”,其与儒家所推崇的“以德行仁者”的王道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所以,他的批判就是针对整个法家体系:齐宣王曾经让孟子评价齐晋变法的成就,孟子却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指齐桓公和晋文公),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孟子·梁惠王上》) 其实,他并不是不知道,而是蔑视,所以当他的学生公孙丑称赞管晏在齐国的功绩时,孟子却很轻蔑地说:“子诚(公孙丑)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又引曾子的话说:“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孟子·公孙丑下》)他对齐晋法家的蔑视溢于言表。

    同属于儒家的孔子对于齐法家给与较积极的评价和孟子对于三晋法家的彻底否定,是对他们所处的不同历史环境所做出的不同反应。在春秋末期,齐法家倡导“尊王攘夷”的“富国强兵”之道,还对西周“礼乐”制度有理想的记忆和好感,体现了法家体系中的价值理性,所以对之有贴近经验的孔子赞扬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他也同样赞扬了他同时代的晏婴的“刑政平,上下和”的思想,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 而孟子就不一样,他所处的战国时期,诸侯的混战已经彻底消弭了“礼乐”的理想,“富国强兵”不再是“尊王攘夷”的手段,本身变成了“七雄”争霸的目的,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孟子全面否定法家,也是战国的时代环境和严酷的现实所造成的。当然,他的强烈的自由个性和远离“入世”的政治经验也是他对法家否定的重要原因。

    在春秋时期,齐法家所显示的“礼法”与“平和”思想,对孔子是有积极影响的,而三晋法家体系中的李悝、韩非和李斯也受到儒家子夏弟子曾申和荀子的影响。不过,三晋法家在秦的实践走向了极端,导致了法的完全的工具主义化,背弃了齐法家所蕴涵的法的价值理性,所以遭到战国时期乃至汉儒的严厉批判,给人留下了儒法完全对立的印象。其实,这种情况,商鞅在秦初行变法时就有所预见了,他对秦孝公采纳他的变法霸术时说:“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史记·商君列传》)儒家的理想当然是“三代”的王道和“殷周之德”,要按照“霸道”变法自然就远离儒家的理想了。这在当时的思想家中都是清楚的。所以,三晋法家在秦政治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故引发了儒家思想对其持续性的批评。

    那么,是不是可以因为“汉承秦制”或“百代皆行秦政制”而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都是在实行“三晋法家”的极端主义的法术势思想?显然不能这样认为。理由是集三晋法家之大成的“暴秦”从统一六国算起,只存在了15年,算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而汉律实际上也对秦律进行了较大的变革,有张汤的《越宫律》和赵禹的《朝律》等,武帝时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修正了法家“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弑臣》)的工具主义法学思想,而且也使汉的制度中融入了儒家“天命心性”神圣的政治理想。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制度实际上是秦汉损益儒法两家而形成的互补型制度,即“阳儒阴法”。

    回顾现代世界较为成熟的法制体系看,“法治”(rule of law)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也就是高尚的道德理想和基本的治理规则的结合,其中道德理想是永恒的目标,治理规则是追求理想目标的底线。宋代的才子苏东坡曾有诗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戏子由》),就是强调法律在治国养民中的底线作用。但此底线毕竟只仅备有工具和技巧的意义,它不能自然养成人们对法律的信仰,结果也会大大消解法律的规则意义,中国人说“法不责众”、“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就是通俗的印证。反过来讲,“法治”所蕴含的辩证关系也明显地启示在我们诸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或“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类的俗语中。其中“天”代表了儒家神圣的价值理想,“法网”代表了法家的工具效能,“天”在“法”之上,是其神圣性和合法性的根据,它们的结合与互补是由它们的“入世”哲学所决定的,因此也逻辑地说明了中国两千多年相对稳定的制度是建构在儒家的价值理想和法家的工具效能之间的平衡之上的。

    过去,由于只是孤立地看待“汉承秦制”、“独尊儒术”、“批儒评法”这些历史表象,似乎儒法完全是对立的。而依赖一个片面的价值理想或法制方略就能维系一个庞大政治体系垂二千余年而不溃,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根据的。合乎历史和逻辑的解释倒是,价值理想和法制方略相互补充和统一的“法治”确实能够维系社会体制的平衡发展。就中国制度的传统而言,这种平衡发展就体现在儒法互补方面,它的历史轨迹是,春秋的“齐法家”是“正”,战国的“三晋法家”是“反”,“苛暴秦政”是“反”之极,汉律和“独尊儒术”是“和”。所以,区别春秋时期的“齐法家”和战国时期的“三晋法家”是为了解释“暴秦”与“汉承秦制”和“独尊儒术”之间的矛盾,而对于理解“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建立现代化的法治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是不乏深意的。

责任编辑:李晓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