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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华《儒藏》编纂的第一人?――湖湘学人孙羽侯

2007-06-05 17:48:00  作者:  来源:

谁是中华《儒藏》编纂的第一人?

――湖湘学人孙羽侯

 

舒大刚

 

随着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儒藏》编纂与研究”招标工作的尘埃落定,由北京大学牵头的《中华儒藏》编纂工程宣布正式启动了!有人称这是“千百年来中华学人的圆梦工程”,有人称是“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还有人称是“中华第一部《儒藏》”。这些都表明学人们对本次《儒藏》编纂工作意义十分看重。当然,也有严肃的学者从学术求真的角度,对到底谁是历史上最先提倡修《儒藏》的人进行了溯源,甚至有人上述不准确的提法提出了质疑。如南开大学来新夏就有一篇专文――《新编“儒藏”三疑》说:

“《中华读书报》的记者在报道中说汤一介教授主持的《儒藏》,是‘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把《儒藏》作为书名,确实未曾见过;但‘儒藏’之说,据记忆所及,却是几百年前的事了。只是很少有人述其缘由,只有戴逸教授在座谈会上数典而未忘祖,提到了明末的曹学佺。他曾慨叹说:‘二氏(指佛、道)有藏,吾儒何独无藏?’遂决意修‘儒藏’以与佛、道成鼎立之势。乃采撷四部,按类分辑,历时十年,因南明唐王覆灭以身殉,书遂中辍。曹氏不仅有说,而且有行。可惜壮志未酬,但曹氏无疑是‘儒藏’的最早倡导者。”又说:“时隔百余年,在清乾隆前期,山东一位著名学者周永年(17301791年)正式提出了《儒藏说》,反复阐述了‘儒藏’的正名、立意、作用和意义,并提出条约三则,具体地规划了珍善本书的刊行流通、典藏办法、经费筹措与管理、贫寒者的资助等事务。在《儒藏说》的影响下,后来又有朱筠等人积极建议和推动,清政府也为体现其盛世修典的文化一统,决定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并且说:“如果剔去佛、道、韩、墨的内容,《四库全书》也不失为一部像样的《儒藏》。这近二百年发展历程的言和行,至少应该算‘儒藏’发展史上的先驱阶段。目前所为,可以说是在继承基础上的重大突破,说是‘前无古人’,似可商榷。”

来先生以上的考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说“曹学佺无疑是‘儒藏’的最早倡导者”,似乎也“可以商榷”。诚然,修撰《儒藏》的设想曹学佺确实提出过,并且也曾实践过。曹学佺(1574――1647)字能始,侯官人。弱冠举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他主张修《儒藏》之事,《明史》卷288《曹学佺传》有載:“(学佺)嘗謂二氏有《藏》,吾儒何獨無?欲修《儒藏》與鼎立。采擷四庫書,因類分輯。十有餘年,功未及竣,兩京繼覆。”这断叙述是引自曹氏的《五经困学自序》:“予蓋欲修《儒藏》焉,以經先之也。擷四庫之精華,與二氏為鼎峙,予之志願畢矣。

由于曹氏在文学上和文献学上的大名,他的这一倡议在清代又引起重视。清乾隆时期,周永年远相响应,撰《儒藏说》十八篇,周氏直接说:“明侯官曹氏学佺欲仿二氏为《儒藏》”;又说:“曹能始《儒藏》之议,自古藏书家所未及,当亦天下万世有心目者之公愿”;“曹氏《儒藏》之议见于新城说部”云云。俨然以曹氏为《儒藏》首倡而自己为响应者相待。

但是,据笔者所知,在中国古代,曹学佺似乎还不是第一个提出修《儒藏》的人,也不是第一个对修《儒藏》有所实践的人。因为比他年辈要早的著名戏剧家、文学家汤显祖(1550――1616)在《孙鹏初遂初堂集序》中就提到过另外一个修《儒藏》的人。他说:“(孫鹏初)嘗欲總史傳,聚往畧,起唐虞以來至勝國,效遷史體,為紀傳之書;而因以櫽括《十三經》疏義,訂覈收采,號曰《儒藏》。嗟夫!公蓋通博偉麗之儒矣!”(《文章辨体汇选》卷310)文中又称孙鹏初为华容人。明葛万里《别号录》卷五有:“湘:孫羽侯,鵬初。”《千顷堂书目》卷二五:“孫羽侯《遂初堂集》十卷,字鵬初,華容人。”说明鹏初是孫羽侯的字,籍贯是湖南華容县。《明史》卷234曾提到孙氏其人。据雍正《湖南通志》卷170所载:孙羽侯字鹏初,曾祖继芳,祖宜,父斯亿,皆有明著名文人,皆有功名,中进士或举人。羽侯于万历十七年(1589)中焦竑榜进士,选庶吉士,历礼、刑二科给事中。万历二十三年冬,明神宗因“兵部考選軍政,中有副千户者不宜擅署四品職”,诘责台省,罢科道官四十人,羽侯即在其中。后里居著书,乡里称贤。善于诗文,汤显祖称:“公之所以為文也,蓋江漢洞庭為水,淵鉅足以滋演文貌;而鶉首祝融為火,雄精足以顯發神明。然則公之文為必傳,傳而必久。李(梦阳)、何(景明)七子之間,有以處公矣。”孙氏等40人受贬责之年,曹学佺方“弱冠”及进士第,年辈显然在孙氏之下。汤显祖生于1550,卒于1616,年龄也比曹氏为长,汤氏序中称孙羽侯为“公”,则孙氏年龄不应在汤氏之下。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湘人孙羽侯才是第一个提出修《儒藏》的人,也是第一个进行“櫽括《十三經》疏義,訂覈收采,號曰《儒藏》”实践的人。二人时代相及,孙羽侯编《儒藏》的事(或志愿)曹学佺未必不知,何以《五经困学序》于孙氏只字不提,这值得可疑的。

由于史志对孙氏的生平记载简略,他对编纂《儒藏》的事情到底做了多少,目前还不得而知。大概与曹学佺一样,都未最终编成,故后人知之者少。再加之曹学佺后来成就显然比孙羽侯大,声名显然比孙羽侯要响,名人效应淹没了孙氏的首创之功,这也是事理常然。连熟读《永乐大典》和《四库》书的周永年,也只知道曹学佺,而不知道孙羽侯。周氏的《儒藏说》口口声声称“曹氏《儒藏》之议,自古藏书家所未及”,他的这一说法又随着在他影响下推动的《四库全书》的完成而更加深入人心,故学人当然就更只知道有曹学佺、周永年,谁还会关心在曹氏之前还有没有最早的提倡和从事《儒藏》编纂的孙羽侯呢?

于是孙羽侯有三不幸焉:同时代的后生曹学佺,因自己的盛名而不愿提他这个前辈,此一不幸也。异代的周永年,过信曹氏《五经困学序》,习焉不察,将首创之功加诸曹氏,此二不幸也。时至今日,学人又因相信周永年的博学,对他的说法信而不疑,此三不信也。有此“三不幸”,于是孙羽侯对编纂《儒藏》的首倡之功和实践之德,至今仍无人发覆!如果说《儒藏》事业有宗法可循的话,曹学佺顶多算个“宗”而不是“祖”,周永年只能算是“继别”的小宗,孙羽侯才是《儒藏》“百世不祧”之“祖”。来新夏先生曾戏称“戴逸先生数典而未忘祖”,由此看来,戴先生、来先生所数最多只能算是“宗”而已,至于其“祖”嘛,则未见其得!

责任编辑:王立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