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如今全球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剧，我国思想文化一直都而临着来自外界及自身的不断冲击和挑战。在这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而言并不算长的两个左右世纪里，伴随着国运的兴衰变革，国人在文化思想上亦先后经历了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再到自我反思和自我觉醒的曲折路程。在这场思想文化的争鸣中，即便遭遇最低潮、最冰点的时期，依然有一个声音、一种主张不绝于耳——中华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决不能消亡！而今，这个声音、这个主张正逐渐壮大。尤其在中国经济和物质文明建设获得重大突破的当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正日益成爲国家文化建设的基本国策，成爲每个文化工作者所强调和力倡的内容。然而，我们要说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关键在于什么？在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自我否认和自我遗忘之后，我们应当如何充实自觉与自信？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自身的文化类型和形态，确立自身文化的主体意识，加强中华文化的主干地位，在学理和学科上发展和巩固自身的文化学术。中国作爲一个多民族、多宗教、有着五千余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国，其包容的文化类型、文化形态可谓多种多样。如果要以简练的语言来描述真正具有全国意义的“中国文化”，当然是：以儒学和诸子百家（包括释、道）互补爲结构，兼融各民族（甚至周边各国）文化的多元一体的庞大体系。这个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庞大文化体系自来就是所有中国人所引以爲傲的精神家园。然而，若一定要在这个庞大体系中确定一个核心主干，不容置疑，它将是儒学。以儒学爲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华文明的主干，中国历史及文化的方方面面无一不受到儒学的影响。而儒学本身也在这种影响中接受影响，不断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形成了具有自足的经典体系、博大的思想内涵、丰富的文献积淀和成熟的教育体制，以及实实在在的学科和思想文化体系。从而，研究和重构儒学影响中国的历史，就是提高文化自信的首要条件；重建儒学的现代学科地位，就是实现文化自觉的第一步。

　　从经典上看，儒家有所谓《六经》、《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和《四书》等组合提法。《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孔子继承中国上古以及夏、商、周三代历史典籍整理而成的经典教材，这些经典上记往古历史文化，下启后世思想智慧，它们既是此前历史的记录，也是此后新知的启蒙。老子云：“《六经》者，先王之陈迹也。”《庄子》也称之爲“世传旧法之史”，《六经》记载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二帝三王亦即唐、虞、夏、商、周等历史文化，是《六经》者述古之“史”也。《六经》经过孔子整理和阐释后，又成爲历史教科书，《庄子》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道志者，文学是也；道事者，历史是也；道行者，规范是也；道和者，美育是也；道阴阳者，哲学是也；道名分者，政治学是也——《六经》综合反映了上古哲学、史学、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内容，是《六经》者，又训世之“经”也。汉代儒者只传《易》、《书》、《诗》、《礼》、《春秋》，谓之“五经”；东汉盛行“七经”，在五经之外另加《论语》、《孝经》；及到唐代，又将《易》、《书》、《诗》与《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周易》、《仪礼》、《礼记》合称“九经”。五代后蜀政权在成都刊刻“蜀石经”，在“九经”之外再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合称“十三经”。宋儒又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析出，与《论语》、《孟子》一道并称《四书》。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以《六经》爲主体的儒家经典恰恰成爲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中华前此二千五百年历史因之以讲明，后此二千五百年智慧得之以点燃。宋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者，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