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孟、荀提出了许多理想人格范畴，如志士、仁人、成人、君子、大人、圣人等等。这些人格类型在内容上互相交叉涵摄相近相似并且互相补充，但其基本内容则可归属于儒家论述得最多、最充分、也是最完备的君子人格类型。君子品行在中国传承几千年，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为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耳熟能详，儒家塑造的君子人格理想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已经成为人民辩是非、论善恶的基本依据，现在依然是人民判断知识分子以及公务员品德高下的基本标准。（下文有节选）
君子内涵的演变
君子范畴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和被使用，其最初涵义是泛指西周时期的与劳动者阶层（小人）相对而言的贵族统治者阶层，是贵族男子的通称。西周未年开始，整个社会发生变动。贵族君子也开始趋于衰落。大部分贵族被变动的浪潮从高岸抛到深谷，君子称号的原有内涵开始丧失。
君子内涵标准的丧失，并不意味着君子范畴本身遭到毁弃，而恰恰是使君子内涵从单纯依赖身份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思想史的进程表明，新旧思想体系的转折过渡有两种方式，一种以全新的概念表达全新的思想内容；二是利用现成的概念来表达新思想内容，使旧概念与新内容相结合而重新获得发展。君子范畴的内涵演变采取的是后一种进程方式。
春秋时期社会的动荡变革产生出新的社会内容。这种新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是个人逐渐挣脱宗族体系的束缚而获得不同程度的独立与解放。这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士阶层的兴起。其二是突出人的作用与能力的人文精神的勃兴。第三个方面是人们开始探索与追求人的新品格的新的人生观，新的价值观念不断涌现并逐渐流行。
以上新时代精神内容的三个方面是同时性的，是相互渗透的、相互作用的的时代统一体。先秦儒家就是在此基础上顺应时代的要求从理论上完成了新价值观的建树，创立了新的君子人格。
君子人格与君子品行
西周以来的君子与小人是凝固的等级阶层的区分，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身份。这种泾渭分明的身份界限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那里不断变得模糊和淡化，并逐渐开始以道德品性的高下来区分君子与小人，看一个人能否成为君子，主要是看他是否具备君子的道德品格。
君子人格——个人层面
先秦儒家将个体依靠自己的有为进取精神视为成就君子人格的唯一途径，个体自强不息的有为精神是君子必备的最基本品格。孔子提出“君子求诸已，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的论断，可说是第一次把是否依靠自己作为一个界标来区分君子与其他类型的人。然而，积极进取作为君子的品格，并不是偶尔的跃进，这种追求努力必须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如果停止或到一定程度就放弃追求，那么固然可以有一定成就，但进取的品格却难以保持了。因此孔、孟、荀都突出个体的努力追求是一恒久息的过程。具有自己的独立意志是君子的第二个自我特征。意志实现的程度表明个体自由的程度。君子人格的尊严也是由独立意志来表现，“笃志而体，君子也”（《荀子·修身》）。但君子的独立意志不是盲目地坚持一已之偏私，一味地狷狭固急，而是以理性选择为前提，个体意志是建立在君子的价值判断基础上，只有通过具体内容如立身行事的法则理想表现出来。孔子经常要学生“各言尔志”，就是要他们表述各自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儒家君子的意志就表现在“志于道”（《论语·述而》），志于仁义，儒家把仁义之首的追求同时看作是对君子意志的砥砺，因此注重精神性志节。君子判断是非有一个标准，即“义以为上”，见利应该思义，义就是达宜正当的行为。气节是君子独立意志的充分发挥，是个体自由的真正实现，是堂堂正正的君子人格价值的顶峰，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儒家君子注重精神修养，即“内省”与“反求诸已”。孔子提出“君子道者三”，即“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主要在于自己的自我认同和反思，这就是通过“内省”来衡量。气是集义所生的，并且是凝聚意志于其中，因而使君子的内心境界充满正气，使君子人格得到美的高场。先秦儒家认为，君子内心境界的充实美必然外溢出来，显一到君子的外貌形象上，展示君子凛然不可侵犯的人格尊严。
君子品行——社会层面
儒家把孝视为君子的一种品格。“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的亲子亲爱情感是孝的基础，孝是子女对父母的爱的反馈。儒家正是通过敬把孝提高为人类性意识和人道精神，使孝摆脱狭隘的血亲关系而成为自主性品格。孝即对父母的合理敬重是君子在家庭中的品格，君子的更多交往是在家庭之外的社会领域中进行。在泛社会交往关系中，儒家能从人性相同的原则出发，将别人看作是和自己一样平等的人。因而具有理解和尊重他人的人道精神。孔子提出一条君子“ 可以终身行之”的基本社会交往准则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是推已及人的行为方式。“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这是从正面出发对他人的类推，表现出君子“厚德载物”的襟怀风度。君子在一视同仁地平等宽厚待人的同时，又能在社会交往中坚持个体的独立自主性和正义性。这表现在君子的活动光明磊落，不依附他人：“君子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也不与某部分人结成小集团，而是保持个体交往自主性：“君子群而不党，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论语·卫灵公》）。君子在社会交往中能坚持自主，衡以正义，表现君子不受外在关系控制和束缚的意气风发的昂扬人格，是儒家理性精神觉醒与对价值观念的自我选择确认的统一。在君子的人际交往中，还有一层“朋友”关系。这是建立在彼此志同道合基础上的平等互助的关系。朋友关系不是固定的，而是可疏可密，可以相互自由选择。君子之交不是以某种利益为关节点，而是以道德志向将彼此联系起来。君子在社会交往中的品格与君子的自我品格一样，凝聚和体现新时代精神，表现君子的独立自主的人格和宽容博大的人道情怀，是主体的道德实践。
君子品行——政治层面
自春秋以来，世卿世禄的垄断政治局面趋于解体分化，现实政权开始向广大的士阶层开放。与此发展态势相一致，儒家君子要求参政的气魄也愈来愈大，姿态愈来愈高昂，政治观点也愈来愈鲜明。为此儒家也制订了一系列的从政准则和理想，要求参政的君子予以实施。参政（即在政权机构中担任一定职务）的君子首先要做到“身正”，具体现是“忠信”守职。孔子曾用一双关语说明政治特征，“政者，正也”（《颜渊》）。身正由忠信来体现，忠即忠于职守，并不具有效忠君主个人的意义（但含有对国君负责的意思），而是具有突破氏族宗族框架的社会性的公的行政意义。孔子明确地把“举贤才”（《子路》）列为君子的为政措施之一。任贤使能，不拘一格拔擢人才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开明政治措施，在任贤政策中内在地凝聚着儒家哲学思想的精华。儒家君子的政治价值取向是以民为本。君子力求通过政治来完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既仁且圣的伟大功业。孔孟都反对为君主私利而争城略地的不义战争，反对横政暴敛，反对刑残百姓。这种仁政理想就是在今天仍然闪耀出光辉。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君子人格的现代价值
以上我们从个体、社会、政治三个层面揭示儒家君子的内涵品行。这三方面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整体。此外，儒家还要求君子“游于艺”、“成于乐”，以及注意仪表风度，意在培养君子品格的全面发展。儒家君子品行已经构成中国文化基本价值观，对当代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儒家君子的自强意识是中国文明史上首次出现的个体新精神。具有伟大的哲学革命的意义。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始终起着积极作用，有助于我们确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儒家君子的独立意志、内省修身、立己立人、和而不同、朋友平等有信等价值观有助于和谐、自由平等、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身正忠信、以民为本，无疑有助于爱国敬业精神的践行。儒家君子选贤任能的政治取向，有助于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国当今的贤能推举制度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通过采取有效的制度措施摒除中国传统贤能推举制度中的弊病与恶习，借鉴当代世界人才选拔体系的优点，从具体实践中总结经验，就能够逐步形成具有中国文化基础和优势的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