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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基本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2017-04-18 10:52:00  作者:王国良  来源:中国孔子网

  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特别强调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国道路必须依托中国精神与中国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要有中国精神。传承与创新中国精神,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有利于塑造中国的“软实力”。 所谓“软实力”,是指本国的文化所具有的影响力,号召力,吸引力。一个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不可能有自己的道路,只能始终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哲学精神,是指在中国哲学文化体系中具有始基性的、原创性的精神价值观念,由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的概念名词所组成,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始终起着积极作用, 特别是经历近百年艰辛曲折革命历程考验证明仍然具有先进意义的价值观,这些基本价值观构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中国哲学有五种精神传统薪火相传,能够“跨越时空,超越国度”,“有永恒魅力,有时代价值”,构成中华文化软实力。这五种精神是:自然精神、仁义精神、民本精神、生生不息精神、天下主义精神。自然精神是指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人与自然为一体;仁义精神是治国理政价值取向,也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价值依据;民本精神是指注重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把民意看成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生生不息精神是指注重生命生存、自强有为的精神;天下主义是指破除宗教、国家的界限,针对全天下而发表思想文化原理,以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为自己的责任。本文依次论述,以求正于方家学人。                      

   一、自然精神

  自然精神,主要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顺应自然、根据自然的节律而生活,自然界不是人类的敌人,不是人类的征服对象,而是人类的亲人与朋友,是人类生存的家园,热爱自然就是关爱人类,维护自然就是维护人类自己的家园。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农业自然经济模式有密切联系。早在新石器时代,华夏先民就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农业生活不仅培育了家园感、故乡情,而且最易引发对自然环境的亲和感,人们对不变的土地、树木、山川河流与周而复始变化的四时寒暑、日月运行由逐渐认识了解而感到熟悉亲切。中国较早的经典之一《诗经》中的许多篇章表现了人类跟随自然的节奏而生活的过程和情趣,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体验到与生动的自然界有不可名状的息息相通之处,由此积淀为人与自然和谐冥契的统一心理。《豳风·七月》虽然流露出农业生活忙碌辛苦的感叹,但更表现华夏先民跟随自然节奏生活的时新情绪:“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四月秀葽,五月鸣蜩,”“七月食瓜,八月剥枣”,“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朋酒斯享,日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诗中表现先民通过劳动感受到自然的流转生机以及人的性情与自然性情相交溶的和谐统一,表现出生活就是人与大地万物的相互依托,以及在辛苦之后享受劳动成果的舒畅心情。

  《诗经》所表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心理对中国文化有深远影响,儒道文化之起源都与此有极大关联。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概念是“道”与“无为”。道与无为的根本涵义就是自已如此,顺其本然,道是自然意识的概念结晶。老子说:“天道自然无为”,“道法自然”(《老子》),庄子主张“顺物自然”,提倡自得其得,自适其性。庄子以怀古的形式追忆的至德之世有轩辕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之多种。如果剔除其中的乌托邦成份,至德之世就略同于早期的农业生活:“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 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庄子·盗跖》)。

  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继承发展了春秋以来的人文精神,但也饱含了自然精神。《论语·先进》记载,一日,孔子与诸弟子闲坐,孔子请众弟子各言其志。前三位弟子都以积极入世、有所建树为职志,孔子未予置评。轮到曾点时,曾点“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慨然叹曰:‘吾与点也!’”曾点所述,正是参加古代民俗的狂欢节。春天出游,浴乎沂,就是到沂河里泼水洗浴,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说“今上已祓除是也,”舞雩,即鲁国社稷坛所在地,朱羲注说“舞雩,祭于祷雨之处,有坛坫树土也”。古代民俗,祭天祷雨之时,往往歌舞随之,故“风乎舞雩”也包括观乐,参加民间艺术节。孔子说“吾与点也”,就是赞同欣赏曾点的志向,伴随春风起舞,与自然融为一体。可见孔子也把对自然意识的高峰体验视为人生的极乐境界。同样,孔子、孟子所追随的尧舜时代的理想社会,也是以自然意识为依托。中国文化没有走上宗教信仰超脱出世之路,也依赖自然意识的疏导作用。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还包含以农为本的生产生活顺应自然节奏、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思想。至迟完成于秦汉时期的《礼记·月令》,就已明确要求人们根据自然界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生存活动。《月令》要求人们根据一年十二个月天文、气候、的变化节奏开展农事活动以及政治活动。例如春季,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母畜),禁止伐木,毋覆巢(倾覆鸟巢),毋杀孩虫(幼虫),”“毋竭山泽,毋漉陂地,毋焚山林”。中国很早就有“虞”“衡”等机构,专门负责山林川泽 的管理,把维护生态环境视为政府行为。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国家政府都规定春季禁止伐木采樵、在动物繁殖期间禁止捕杀鸟兽等等。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为满足生活需求,也钓鱼打猎,但孔子不用渔网打渔,用渔网捉鱼有把鱼不论大小一网打尽之嫌,孔子打猎,但不射归巢的鸟,或歇宿的鸟,因为归巢的鸟有可能要产卵或养育幼雏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曾记录孔子的话说:“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此段话不一定为孔子所言,但肯定代表儒家的思想,表明孔子对破坏生态平衡、破坏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举动的义愤。孟子就曾告诫人们要有节制的利用自然:“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管子·八观》指出:“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因此要有节制的使用地力资源,如果盲目种植,无限的放牧,就会导致地力资源的耗竭,堵塞财货之源。荀子把维持生态看成是政治稳定、国富民安的基础:“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蟮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犹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

  儒家学者认为,人与自然为一体,但人毕竟高于自然。《尚书》中就提出了人高于自然的观点:“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天地生万物,人是万物之精华与灵长。荀子与《礼记》都表述了“人最为天下贵”的思想。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固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荀子认为人高于自然之处在于人具有德性伦理和具有合群的团队精神。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和明代王阳明也认为人在宇宙自然的长期发展中因具有“中正仁义”之德性而高于动物,“惟人焉,得其秀而最灵”。[ 周敦颐:《周敦颐集》,《太极图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实际上,人的“知”与动物的“知”也有根本区别,动物的智慧只能服务于自己的本能需要,而人的智慧比如孟子的良知良能与王阳明的良知,则能够认识自然万物,利用自然万物为人类的需要服务,人类正是通过认识与利用自然而生存。孟子曾指出,人正是通过种桑养蚕而使五十岁以上者可以衣帛,通过饲养鸡豚狗彘之畜而使七十岁以上者得以食肉,通过耕田种植而使数口之家得以温饱。王阳明则认为人有良,故高于自然万物:“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霜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 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自然万物,包括动物,都在与人的关联中才物尽其用,各遂其性。天地万物不能认识、支配自然,只有人能够认识自然、规定自然。王阳明认识到,自然万物是互相依赖、互相为用的序列,低一级的生物服务于高一级的生物,人处于这一序列的最高处,人虽然要关爱万物,但不得不取万物以为用,这是具有合理性的有价值的推理。

  儒家认为人高于自然,必须利用自然而生存生活,但正如前述,儒家强调在利用自然的同时更要保护自然,关爱万物,把自然看做人类的生存家园,要维护自然的生态平衡,注意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决不允许破坏自然,破坏自然甚至会危及国家的安全。

  西方哲学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支配自然方面自有其长处。但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越来越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西方哲学受到犹太教与基督教支配自然、征服自然思想的影响,[ 参见[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第160-16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过度张扬主客二分,导致滥用自然,剥削自然,破坏自然,结果是破坏人类自己的生存家园,过分的突出人与自然的区分,没有看到人与自然、植物、动物虽有级差区别,但根本一体的本质特征,缺乏怜惜、关爱自然之心,甚至受到进化论的消极影响,把人类也分出优劣等级,蔑视所谓“劣等民族”,缺乏人类平等同类的关爱同情心,过分夸大自然界的自然选择、生存竞争,并运用于人类社会,把人类社会变成屠场,对天神天意缺乏敬畏之心,导致天命的沦丧,诸神的退隐。现在,保护环境、维护自然界生态平衡、保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几乎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哲学的自然观在这方面可以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对人类中心主义为满足人类需求而牺牲自然环境的弊病起到矫正与遏制的作用,有助于人们从新的视角看待自然。西方许多环境哲学家在分析环境危机的思想与文化原因、探寻环境哲学智慧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时,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国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人与自然同根同源又有序列差别的思想被西方学者概括为“在自然之中生存”的合理生态思维。[ 参见[美]彼得·S·温茨著:《现代环境伦理》,《代总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版。]

  二、仁义精神

  仁义是儒家哲学基本价值观的第一原则。不讲仁义,离开仁义,儒家价值观许多具体细目都将失去基础。“仁”的基本内涵是普遍的关爱人类,并延伸到对自然万物的一体关照。“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论语·颜渊》),平等爱人可说是仁的基本含义。“爱人”就是对一切人的尊重和爱敬之情,把人当作是具有平等人格的人而对待,即"出门如见大宾,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孔子提出一条君子“ 可以终身行之”的基本社会交往准则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是推已及人的行为方式。即根据自己的思想情感意愿去类推他人。自己不愿意的,也勿强求他人。这了就是仁的品格体现在社会交往主面的涵义。“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这是从正面出发对他人的类推,自己有所树立、有所成就,也要允许别人有所树立、有所成就;或者说,自己有所树立、有所成就,应该有助于、有利于别人有所树立、有所成就,而不是损害别人的成就和利益,表现出君子“厚德载物”的襟怀风度。“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君子应该“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论语·学而》)行“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于天下。甚至要具备“不念旧恶”(《论语·公冶长》)的宽容精神。孟子也认为:“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论语·公孙丑上》)。这都可以说是“仁者爱人”的原则在社会交往中的运用。使人际关系充满和谐的人情味。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君子无原则地讨好取媚他人,君子应该以“贞”“直”“忠信”立身,“以直抱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反对“巧言令色”,不搞虚假表面的一套。对于那些不得罪人的滑头“乡愿”孔孟都斥之为“德之贼也”。

  “义”的基本内涵是“适宜”,延伸为恰当、公平、公正,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儒家判断是非有一个标准,即“义以为上”,见利应该思义,义就是适宜正当的行为[《中庸》:义者,宜也。],衡之于利欲,应是“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无欲其所不欲”(《孟子·尽心上》)。如果“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孔子在这里明确把“义”即公平公正看作天下普遍使用的原则。孟子把仁义连在一起使用,提倡行仁义,荀子提出“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荀子·荣辱》)。

  物质利欲不能有损个体品格,权威势力、外在诱惑也都不能改变个人意志的坚定性,君子应该“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志意修、道义重则可以轻王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腾文公下》)。只要个体选择正确,行为光明正大,就“难狎”,“难胁”,就能够做到“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荀子·非十二子》)。这就不愧为“诚君子”。

  唐代韩愈提出“博爱之谓仁”(《原道》),宋儒把仁解释为“生”,“生意”,“天地生物之心”,以仁作为生命本体。近代谭嗣同吸收佛教“众生平等”的学说,在《仁学》中把“仁”解释为“通”,仁就是众生平等,万物平等。毛泽东同志对“仁义”作出现代解释发挥:“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习近平同志明确把“讲仁爱”认定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并且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在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式上的致辞》光明日报2013.3.23)把仁义拓展运用到国际关系,由此建立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国际关系新秩序。而有的国家却把国家间的政治定义为“争强权”,一味追求“强权统治下的和平”,实际上就是搞霸权主义。这种国际关系绝对不合理不公正,也不可能长久维持。只有建立亲仁善邻的国际关系新秩序,才能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

  由仁义形成一系列基本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起着积极作用,并为广大人民所熟知:仁义,仁爱,仁民爱物,仁政,仁义礼智信,智仁勇,仁人志士,仁至义尽,仁厚,仁慈,义勇,当仁不让,恻隐之心,博爱,敬爱,忠信,与人为善,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信义和平,礼义廉耻,正义,道义,仗义,有情有义,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义愤填膺,见义勇为等等。

  儒家哲学历来追求崇高人格理想,以君子、圣贤为理想,严于律已,正己正人,坚持正义,宁死不屈,宁折不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崇高人格的追求与西方个人自由价值观各有特色。

  仁义价值观在现代经济交往中创发出“互惠互利”、“合作双赢”等新观念,在国际交往中创发出“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观念。

   三、民本精神

  中国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一般认为民本思想就是要统治者关注民生。但仔细分析儒家民本思想,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执政者应重视人民的利益甘苦,为人民谋福利,即“民为邦本;”二、民心、民意构成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即“得民心者得天下”。

  

责任编辑:赵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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