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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生不息——儒家哲学第一原理

2017-05-16 09:45:00  作者:王国良  来源:长安街读书会公众号

  

  中华文明和中国哲学具有源远流长的重“生”传统。孔孟与《易传》开辟了重生的哲学方向,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把孔孟仁学与《易传》“生生之德”结合起来,建立了理-仁-生三者贯通的本体论。阳明心学流派以生释心,以生释性,初步实现本体之生与人生之用的结合。气学派思想家戴震创造性地继承理学的合理价值,以“气化生生”的本体论贯穿人民生存生活之用,完成中国生命哲学的体用结合。

  天-生-仁

  《易传》中说:“生生之为易” ,“易”就是讲变化,即阴阳的化生万物,是生生不停的。万物的创生不是偶然完成的,而是持续不断生成的过程,有着无限的生机。《乾》卦辞曰:“元、亨、利、贞。”这四个字代表了生命演进的四个不同的时期,即始、通、和、正,有始有终,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系统。

  孔子在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的基础上,提出“仁学”,昭示了中华文化发展的人本主义方向,这是孔子对中华文明的最大贡献。他在《论语》中提及“仁”字,多达五十一章,一百零九处,可谓是其思想的精华所在。孔子用大量的篇幅,从各个方面详尽地阐释了“仁”。如孝悌乃是“仁”的根本(《论语·学而》);爱人是“仁”的含义(《论语·颜渊》);“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是“仁”的态度;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是“仁”的表现方式;“能近取譬”,以自身打比方,凡事可以推己及人 (《论语·雍也》)是求“仁”的方法;“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是“仁”的实践方式。孔子的“仁”学,重点在于“爱人”,将爱由己推及他人,更要“泛爱”,对所有应该爱的人一视同仁,对等互尊。

  孟子在以仁义礼智、王道仁政、圣人君子、心性运命为基本内容的学说中,对“仁学”思想作了全面的继承和发展。他首先肯定了“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并进一步指出仁是人之心也,是人心的本质(《孟子· 告子上》)。他提倡王道仁政,认为“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下》),“使民养生送死无憾”方为王道之始(《孟子·梁惠王上》)。统治者要关注民生疾苦,“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要“与民同乐” (《孟子·梁惠王上》),使百姓丰衣足食。孟子认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于我者”(《孟子·告子上》),要想了解事物的本性,唯有用“心”去思考,否则就得不到,这是天赋的能力。因此,他在修养方面提出“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 (《孟子·尽心上》),把心性与天联系起来。他又提出“性善论”,认为人性天生是善良的,天生便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相对应着仁、义、理、智四端(《孟子·公孙丑上》),把人性与仁、义、理、智联系起来。如此,便初步把天、生、仁联系起来。

  但从总体而言,先秦时期儒家关注民生的仁学还未与《易传》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生” 有机结合起来,未能从本体意义上系统阐述生生的本体价值。

  理-仁-生 三者贯通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儒学的积极价值,就在于把孔孟仁学与《周易》的“生生之德”结合起来,认为仁的重要内涵是“生”,宇宙最高本体“理”是“生之理”,仁、生、理相同,这是理学家对孔孟仁学的创新。

  朱熹理学把人与自然共有的本质、法则归于“理”,理贯穿于人为性,性即理。朱熹又以理、命、性三位一体统摄天人合一关系。“天则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则就其流行而赋予物者言之,性则就其全体而万物所得以为生者言之,理则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则者言之。” “理者,天之体,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 天之自然本有为理,天理流行,赋予为命,人受命为性,“天命之谓性。” 从性、理合一的高度把天人合一关系提升为形而上学基本原理。

  理学家天人合一之理、性,有实在的内容,即是仁义礼智,其中,仁又包括了义、礼智三者,即仁包四德,故理性的根本实质内容就是仁。 “在人,仁义礼智,性也。” “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

  理学家所说的实理为仁,仁在先秦儒家那里原是标志人、人伦、人的精神性的品格的范畴,现在理学家将仁提升为本体范畴,变成理学形而上学体系的最高原则。理学家把仁确立为最高原则,是儒学的进步,是理学家的最大创新与创造。仁不仅是人的内在本性与自然的本质,而且统摄人与自然,变成宇宙本体,成为天人合一的最高形上本体范畴。

  仁的天道化、本体化、形上化倾向在汉代已有发端。董仲舒说:“仁,天心。” “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

  北宋儒家学者继承董仲舒之仁学,继续推进了仁的本体化进程。欧阳修进一步提出“天地以生物为心”的重要命题,他说:“天地之心见乎动,复也,一阴初动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万物者,本于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 欧阳修从生物运动的观点解释宇宙自然界发展,把自然界与人看作是有机连续的生命流行发育的过程,这对理学天人理论有深刻影响。

  周敦颐正式提出“生,仁也;成,义也”的命题,从宇宙论的观点解释了仁,张载认为仁就是性,“仁通极其性”,说明仁是性的根本内容。程颢与程颐用“生之理”释仁,使仁正式确立为形而上学的本体范畴。朱熹对生生之理之仁作了总结提高,提出仁是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为心者也。” 朱熹反复说明的“天地生物之心,”就是指天地之“生意”、“生理”,天只有一个“生理”,天地“别无所为,只是生物而已,亘古亘今,生生不穷。”人也是天地所生之物,故人心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人的生生是宇宙自然的最高表现,是自然生生不息的担当者。“当来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须要自体认得。” 人能自觉体认生生不息之天理流行,故人能弘道,人的生存发展创造乃天赋之伟大使命,人生在世就是为了尽天命而自强不息,积极有为。

  良知-生-性-生命

  王阳明被投放到一个特殊的环境中经历生死考验时,才恍然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即著名的“龙场悟道”。龙场悟道的核心是悟到格物致知之旨不是向外格物,而是向自己身心上求,天下之物本无可格,外部事物总是不完美的,只有心中的理念才是完美的。王阳明终于悟到“吾性自足”、“心外无理”、“心即理”,这也就是良知说的创立。良知学说是王阳明在独特的环境中获得的独特的体悟结果,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生出来的生命精神,是在无所依靠,空所依傍的完全依靠自我应付环境求生存而获得的思维经验,故具有超越生死,一往无前的无畏精神。

  王阳明第一次把良知提升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提升到“与物无对”的绝对高度,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王阳明第一次把良知提升为宇宙万物的本体,提升到“与物无对”的绝对高度,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系统,人是该系统的最高目的,如果没有人的良知,其他事物的存在都失去了意义。人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这一气流通说是存在意义的连续,故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人心一点灵明就决定了天地草木瓦石的意义。

  良知的实质精神与易传中的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有着内在的联系。王阳明认为如能认识良知的灵活变化,就能真正把握良知的本质,也就自成圣人。人即使睡着,良知也依然运动不停。王阳明与先儒在对动静关系的认识上的区别在于,王阳明更加突出了“动”的意义,动即是发展、不息。王阳明还从发展的方面考察良知,认为良知通过培养,可以扩充、丰富、成熟,这也是生生不息的无止境过程。

  王畿与王阳明同宗,曾与钱德洪协助王阳明教授弟子。他追随王阳明甚久,他也自视独得阳明究竟宗旨。王阳明逝后,他专以阐扬阳明学说为已任。

  王畿将性、心的形上层次降到形下层次,将性、心与生理与气结合起来,具有积极意义。王阳明曾提到人与万物一气流通,王畿则明确地说;“良知之流行,即所谓气。”恻隐羞恶等人之伦理情感也是发自人之气质,也是人的生命本体的表现,与目之视、耳之听一样,都是“生机自然”,“生机自然”作为“吾人心中一点灵明,便是真种子,原是生生不息之机。”

  王畿以自然生命解释良知心性,使良知之学走向人情、人性,走向现实生活,走向民生日用。他说道:“致良知只是虚心应物,使人人各得尽其情。” 良知使人人各尽其情,就是使人的基本愿望、追求得到满足,这是符合人的本性发展的进步思想。人的基本的生存与发展,即民众之日用生活,也就是圣人之道:“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于圣人之成能。” 人的生生不息之生机,就是百姓日用发展、满足。

  王畿以气解性,以气质言性,以性为人之生机,生命本体,以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与追求作为天则,真性流行,表现出人性内涵的转换轨迹。

  气-性-生-仁

  气学派由气说性,由气说生,生生即是仁,完成“生”的由体达用的统一,开启了中国哲学的新方向。

  罗钦顺提出“性”为阴阳之理,人性是秉一气之理而成,最终从属于“气”。他说:“凡赋形于两间者,同一阴阳之气以成形,同一阴阳之理以为性。有知无知,无非出于一本。” 万物由阴阳之气而成形,由阴阳之理而为性,性即阴阳之理,出自于世间唯一的本原——“气”。

  王廷相宣称“生之谓性”,“性者缘于乎生者也”,无生则性不见。“诸儒避告子之说,止以理言性,使性之实不明于天下。……气之灵能,而生之理也。” 王廷相从生理方面说明性的特征,因而具有自然人性论的特点。他明确提出“性从气出”,“人具形气而后性出焉”,坚持从人的感性的物质存在出发,说明人性和人的本质。

  吴廷翰继承王廷相的观点,以生生、生理、生命言性,显示了以生命本体、以气质言性的总体趋势。吴廷翰认为人之性是“气”或“生”,他说,性即是气,“性之名生于人之有生。人之未生,性不可名。既名为性,即已是气,又焉有气质之名乎?既无气质之性,又焉有天地之性乎?……性一而已,而有之乎?”

  戴震创造性地把气本体论与生命本体论结合起来,提出“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本体论,把人类看成是气化生生的产物,把生生确立为人的本质,以生命为本体实现人性的重建、天人合一的重建,系统提出中国生存论哲学的基本原理,完成“生生不息”由体达用的统一。

  戴震把仁、即生生不息的运行解释成自然与人的共同本质,确立人的本质为生生不息,人道的根本原则就是生生不息,这是戴震对中国哲学的伟大贡献。

  《易经·象传》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系辞》提出“生生之谓易”。先秦儒家初步建立天-生-仁的联系,理学家把仁解释为生生不息, 以生生释仁,把儒学的核心概念仁与生生不息的大易传统结合起来。理学家以仁作为自然与人的共同本质、本体,以仁为本体重建天人合一体系,是理学的有积极价值的内容。明清时期,许多思想家重新肯定人的自然本性,把人的本质解释为“生生”,对仁概念在天人方面作出了统一的解释。对天人的生生不息的本质的统一的解释最后在戴震那里得到总结。生生不息是人的本质,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生生不息,不是简单水平的周而复始循环重复,而是不断地由弱渐强、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丰富。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动力,刚健有为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生生不息渗透到中国文化的血脉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近代以来,自强有为的精神激励中华民族自信、自尊、自强,在艰难挫折中奋发图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艰难困苦,历经磨难,以崭新的姿态重现辉光,前赴后继,不断争取新的胜利,表现民族精神的伟大生命力。人生代代无穷已,有如长江大河波涛汹涌,奔腾不息。

责任编辑:赵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