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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

2018-01-30 09:18:00  作者:王国良  来源:中国孔子网

  摘要:北宋儒学复兴运动是伴随北宋中期社会改革运动而兴起的新儒学思潮,是为促进社会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同时克服战胜佛教道教思想、实现儒学创新的思想文化运动。欧阳修适逢其会,在儒学复兴运动中起到开一代风气、引导儒学复兴方向的作用,其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高举韩愈大旗,提倡文道合一;二、在儒家经典研究方面提倡破除训诂,阐扬义理;三、积极攘斥佛老,促进儒家人文礼义的复兴。
  关键词:儒学复兴;古文运动;文道合一;物极则反;攘斥佛老。
  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之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1]162陈寅恪先生在此高度评价北宋一代文化之价值, 并充分肯定欧阳修在北宋文化学术发展中的领军地位。作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在国家日陷“积贫积弱”困境的北宋中期,欧阳修卓然挺起,积极支持并参与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改革运动,继承孔孟儒学的优秀传统,高举韩愈大旗,继续推进自韩、柳以来已中断二百年之久的古文运动,身体力行推动儒学复兴,终成一代名家,为北宋以来思想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本文不揣浅陋,对欧阳修在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试加探讨,以纪念欧阳修诞辰一千年。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幼孤家贫,母亲郑氏守节,亲诲之学,学问猛进。长成参加进士考试,三试皆第一,官馆阁校勘。因正直敢言屡遭诬陷打击,曾外放知滁州、扬州、颍州。后曾官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相当副总理级官员)。退休后终老于颍州(今安徽阜阳)。
  欧阳修青年时期,宋兴且近百年,社会积累的矛盾危机渐渐显露。一般士大夫官员置国家内部财力困穷、外部夷狄猖狂于不顾,出入于佛老,留恋于花前月下。更有杨忆、刘筠、钱惟演等辈倡导“西昆体”,尽写一些歌舞升平、留连光景、格调平庸的作品,却能风行天下。诚如宋初儒学三先生之一、欧阳修的同道战友石介所言:“今夫文者,以风云为之体,花木为之象,辞华为之质,韵句为之数,声律为之本,雕鎔为之饰,组绣为之美,浮浅为之容,华丹为之明,对偶为之纲,郑卫为之声,浮薄相扇,风流忘返,……弃礼乐孝悌功业教化刑政号令而为之文也。”][2]卷十三  许多不满于文坛现状,急思有所作为的士大夫知识分子纷纷起而抨击批判,并自觉不自觉地、不约而同地开始推崇韩愈,以继承韩愈开创的古文运动事业为己任。韩愈是唐朝中后期文坛著名领袖,在唐代走向衰落的藩镇割据时期发起古文运动,提倡儒学复兴,反对佛教,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被后世推尊为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先驱。韩愈去世后,经晚唐、五代十国之乱至宋初,已过去二百多年,早已被沉溺于华靡骈偶文风的文士学者遗忘了。这种情势,我们在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的叙述中看得分明:“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3]536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欧阳修少年时读到韩愈文章,喜爱惊叹不已,但韩愈的道德文章在当时却不受重视,无人关注。虽然“大姓李氏”家有韩愈文集,也是“脱落颠倒,无次序,”而且是当作破烂物品收藏于壁间的“弊筐”里。欧阳修喜读韩文,但主要精力用于准备科举考试,不得不忍痛暂时搁置,因为韩文对科举考试没有多少帮助。当时天下流行杨亿、刘筠“缀风月、弄花草” 的“西昆体”,号为时尚,学而精者可以取科第,擅名声。欧阳修在考取进士之后,才努力钻研韩文,对旧本加以补缀校定,印行出版,使韩文大行于世。欧阳修接着说:“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3]536
  宋朝有识之士推尊韩愈,并非自欧阳修开始,较前的柳开(原名肩愈)就宣称要继承韩愈之道:“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也”。[4]226王禹偁提出“远师六经,近师吏部”,[4]232石介大呼“尊韩”,立志“继唐之文章,绍吏部之志”,[4]251 但影响甚微。直到欧阳修出来登高一呼,宣扬鼓吹,韩愈的精神才真正激活,韩文也大行于世,达到“天下学者非韩不学”的盛况。专事雕饰的四六骈俪体、西昆体开始退出历史舞台。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奉命知贡举,即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当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欧阳修对此文体文风深为反感,痛如排抑,凡为险怪之语皆弃黜,从此文风大变。在这次科举考试中,欧阳修慧眼识才俊,北宋儒学中蜀学代表苏轼、洛学代表程颢、关学代表张载、著名散文家曾巩都在这次科举考试中成为进士。王安石经过曾巩的推荐后来也成为欧阳修的门生。欧阳修不愧是转移一代文风、领导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古文运动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文与“道”的关系问题。韩愈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著名口号。欧阳修继承韩愈的传统,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他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5]453 韩愈、欧阳修等提倡的“道”,就是孔孟儒学的礼乐刑政、仁义教化之道,古文运动“文道合一”的命题也势必推动助长儒学复兴运动的发展。欧公在《与张秀才第二书》中说:“君子之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而取信者是也。”[3]481欧阳修言道,与韩愈一样,上溯到周公孔子,但欧阳修言道的独特之处在于反对空谈,反对“事无用之空言”,而要求切于实际,并身体力行。他说:“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3]481
  欧阳修重道,但不轻文,更不以道取代文,而是文道兼营并重,对宋代文化产生健康的影响。苏轼对欧阳修的功绩高度评价,将他比作唐代的韩愈,可说是恰如其分:“愈之后三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6]
  宋代儒学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学者们“舍律而论学”,摆脱汉唐以来经学笺注、名物训诂的传统,大胆议论,竞逞心得,发挥主理,疑经、改经蔚为风气。欧阳修在经学研究方面又是先驱开拓者。他研究《周易》的著作《易童子问》,敢于打破传统观点,孤先发明,第一次提出《系辞》非圣人所作,即非孔子所作,否定河图洛书,对卦爻辞的解释重在发挥主理,在经学研究方面起到解放思想的领航作用。
  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讨论《易传》的作者时,肯定《彖》《象》二传为孔子所作,其他传皆非孔子所作。“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感世也。’”[3]568 欧阳修怀疑《系辞》等非圣人所作主要理由是认为易阙文甚多,“众辞淆乱”,“择而不精,”“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3]569  即易卦辞、象辞、彖辞有许多自相矛盾乖戾的地方,欧阳修指出许多这类缺陷。但欧阳修认为,虽然《易传》不可以为是圣之作,但易书不可废,仍有一定价值,“使学者知《大传》为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则三代之末,去圣未远,老师名家之世学,长者先生之余论,杂于其门者在焉,未必无益于学也。”[3]570  欧阳修正是从这一立场,发挥阐释《易传》中有价值的义理。
  欧阳修认为,易“用变以为占,”[3]561 易是研究事物运动变化发展规律的书,提出“物极而秘反”的命题,认为变动不息乃事物理以长久存在的根本法则。欧阳修探讨易传中的变化法则,显然是要为当时日渐高涨的要求改革的时代精神寻找理论依据。他指出“数至九而必变”,“物极则反,数穷则变,天道之常也,”[3]561在解释恒卦卦辞时说,“恒”之意,久也,即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久于其道者,知变之谓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往月来,与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代谢,循环而不息,故曰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者尚消息盈虎而知进退存亡者也。故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化成。”[3]564
  欧阳修以变动不息解释恒久之道,认为天地之所以长久,不是因为不变,而是基于不停变动,因此君子圣人也要根据时势变化而进退存亡,即采取不同的方针与策略。在解释“剥,不利有攸往”时,欧阳修说“剥尽则復,否极则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虚,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顺其时而止,亦有时而进耳。”[3]563卦辞说“不利有攸往,”欧阳修认为这并不是说君子止而不进,而是依据“否极泰来”的法则,等待时机到来,而后前进,静止并非不动。在解释“復,其见天地之心”时说:“天地之心见乎动,復也,一阳初动于下矣,天地所以生育万物者本于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3]563 前人一般以静止释为天地之心,欧阳修以生育万物为天地之心,实际上是以动为天地之心。所以童子反问道:“然则《象》曰先王以至曰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岂非静乎?”欧阳修答道:“至曰者,阴阳初复之际也。其来甚微,圣人安静以顺其微,至其盛,然后有所为也,不亦宜哉!”[3]563这就是说,冬至时处于阴阳二气相代之际,阳气始生,但其势尚微,圣人静待其盛,然后大有作为。由此可见,欧阳修认为,静并非绝对静止,而是力量元气相对积聚阶段,运动变化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欧阳修主“动”的易学观对宋明易学中的动静观产生积极影响,对社会改革思潮起到理论支持的作用。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命题,表现一代新儒家的宽广胸怀与宏大正气。欧阳修与此相响应,在易学研究中提出“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口号,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对新儒学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大有助益。“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欧阳修解释为“于此见圣人之心矣”,“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其乐也,荐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与焉。圣人,以天下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3]562  欧阳修提出圣人以天下为心,以天下为己任,是孔孟儒家优良传统的弘扬,对王安石、程颢、张载、朱熹以及后世知识分子都产生积极影响。此外,欧阳修在易学研究中否定河图洛书,驱除笼罩在《周易》研究中的象数迷信色彩,对《周易》研究向着探寻义理方向发展也起到积极作用。
  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重大使命之一是从理论上回应佛教道教的挑战,在克服、战胜佛教道教的基础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 欧阳修在反对佛教方面,提出“修其本而胜之”,见解深远敏锐独特,为辟佛老开辟了新的道路,对后来理学家重建儒学本体论以战胜佛道有不可否认的启迪之功。
  以往以韩愈为代表的激烈反佛排佛理论主要是限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急于功名,没有理论深度,仅仅大谈其危害,而对于佛教诱惑吸引人心的系统佛教理论却置之不顾,因此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简单方法就无法战胜佛教,只有从本体理论上战胜它,才能最终排斥并取而代之。
  稍前于修的石介在排斥佛教方面比以往有所突破,他着重突出“夷夏之防”,抨击佛道二教以“妖妄怪说”坏乱儒家的圣贤之道,把排斥佛教提到保卫传统中国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夫佛、老者、夷狄之人也。而佛老以夷狄之教法乱中国之教法,以夷狄之衣服乱中国之衣服,以夷狄之言语乱中国之言语。”[2]卷六 更严重的是佛教破坏中国的伦理纲常:“灭君臣之道,绝父子之亲,弃道德,悖礼乐,裂五常,迁四民之居,毁中国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2]卷五 但石介对如何克服佛教未作理论探讨,只是提出把佛教赶出中国去。
  相比之下,欧阳修对佛老二教的批判更有理论深度。他对“千年佛老?中国”的局面大为愤慨不满,起而进行批判。欧阳修认为,佛教之危害要远甚于道教。佛教的理论足以洞悉人情、煽惑人心,而道教如不经君主的大力提倡,一般不会造成特别祸害。“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祸福,人之趋者常众而炽;老氏独好言清净远去,灵仙飞化,其事冥深,不可究质,则其常以淡泊无为为务。故凡佛氏之动摇兴作,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以独兴。”[3]271  因此,欧阳修兼排佛道二教,但首要排佛。他看到以往的方法并不能达到排佛教的目的,因此提出要想战胜佛教就必须“修本”。欧公所要修的“本”就是儒家传统的“礼义”,即以儒家学说为“本”,“礼义者,胜佛之本也,”[3]123  实际上就是要复兴儒学以战胜佛教。由此,他不同意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排佛方法,也不同意简单地把佛说当作夷狄异端之学而将其赶出国门的做法,而是主张“莫若修其本而胜之”。历史表明,中国古帝王多次对佛教采取严厉手段加以打击,都无法取缔佛教,反而愈来愈昌盛,“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来灭而愈炽”。比如韩愈提倡排佛后不久,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大规模灭佛,给佛教以毁灭性打击,史称“会昌法难”。但两年之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即下敕恢复佛教。欧阳修认为,佛教不是不可去,而是以前排佛所用方法不对。中国早期政教修明,“礼义云教充于天下”,佛教无法传播到中国来,佛教传入中国是乘着中国礼义阙废之时而来,即是乘虚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阙,礼义废,后二百年而佛至乎中国。”[3]122  现在佛教乘乱而来已千有余年,百姓耳熟能详,又能王公大人倡导,民之沉酣入于骨髓,千岁之患,遍于天下,非一人一日可口舌而胜之,只有逐渐让百姓修礼义而放弃佛教,这就是“修本”。然而,佛教弃绝人伦,却能吸引民众,使“民皆相率而归”,是因为“佛有为善之说。”[3]123  欧阳修看到佛教的根本迷惑力在于它有一套“为善之说,”是颇有洞察力的见解。欧阳修指出,荀子倡导“人性恶”,淆乱了人性善恶的见解,遂使为善之说归于佛氏。应该让百姓了解,“礼义”即是“为善”,从事礼义就是从善,从而以儒学之为善取代佛教之为善。欧阳修提出“修本”,“为善”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症下药,以新方法开辟新方向,在当时有很大影响。欧阳修本人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而且仅靠修复“王政”、“礼义”也显然难以战胜佛教,但后来的理学家正是沿着欧阳修“修本”的道路,在本体论意义上重建人性善理论,完成新儒学体系的创造。
  以上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欧阳修在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作用和贡献。欧阳修的成就与贡献深为后人所称道与景仰。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笔锋深带感情地总结欧阳修的贡献:“欧公之学虽于道体犹有欠阙,然其用力于文字之间,而泝其波流,以求圣贤之意,则于《易》,于《诗》,于《周礼》,于《春秋》,皆尝反复穷究,以订先儒之谬。而《本论》之篇,推明性善之说,以为息邪距诐之本,其贤于当世之号为宗工巨儒,而不免于祖尚浮虚、信惑妖妄者,又远甚。又能深究国家所在废兴存亡之几,而为天下后世深切著明之永鉴者,固非一端。……真韩公所谓仁义之人者!”[7]卷三十八
  参考文献:
  [1]陈寅恪.寒柳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石  介.徂徕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
  [4]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郭预衡.中国散文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6]苏  轼.苏东坡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

  [7]朱  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朱子全书·贰拾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赵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