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接受孔子网记者专访 

　　阳春三月的北京，微风轻拂，阳光明媚。崇贤馆虽地处北京喧嚣的CBD商务地段，但走进馆内，却如同踏入了另一个世界，所有的喧嚣都被拦在了门外。岁月静好，一切似乎也慢了下来,书架上古香古色的书籍，让人恍如隔世。唐太宗时期的＂崇贤馆＂,设有学士、校书郎各二人,掌管经籍图书并教授诸生。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999年，李克及其同道者复兴崇贤馆，为国人及世界提供国学体验和禅修之所。

　　崇贤馆的主人李克，从事古籍出版行业已有30年的时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专业的他，职业生涯是从体制内的出版社开始的。当时，他被分配到中华书局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主要工作是出版古籍整理简报。在中华书局工作八年，李克曾经服务于钱钟书先生、启功先生、余冠英先生等大家，这些名家、大师们的才思和学识，以及他们对古籍的情感，都对李克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这段经历，让李克深切的体会到了专家们为人、为学和治学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付出。李克也更加坚定要做一个传统文化的守望者，为古籍的整理出版，倾尽自己的心血！

　　1997年，李克转做传统文化的出版经营工作，与朋友、同学共同策划了第一个项目，出版了《唐宋八大家全集》。李克介绍说：“唐宋八大家的称号虽然从明代开始就存在，但是没有他的全集的出版，所以我们历时两年半的时间，把全集做了整理和出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一是我自己有所提升和学习，但是从商业角度来说，整个过程的时间成本是很高的。”在文化价值和商业机会之间，李克不忘初心，毅然将前者放在了最为重要的位置！

　　李克告诉记者，崇贤馆还有一个体系，就是做过最早的《康熙字典》的点校本，“前前后后我们的老师总共做了八年，才把它的点校本做完，所以这个体系是第一家当时做的现代版的《康熙字典》，在市场反馈也是非常好”。此外，崇贤馆还有自己的《论语》体系，那就是插图本的《论语》，“我们自己叫化读本，就是真正的能够化在身上，能够化在心里，能够让人有所变化，这样的一种化读本的体系也是我们自己的体例开创，所以《论语》化读本的市场反响特别好”。　　

　　李克说，“我们的文化项目有的时候其实是不太计时间成本的，有的时候人家都觉得我们不太像一家市场型的民营的企业，更像一家文化研究机构，我们所秉持的对文化的真诚、责任和认同，与我们整体的企业成长是完全相符的。”

　　1999年，李克及其同道者复兴崇贤馆。复兴后的崇贤馆历经风雨坎坷，如今已经走过了十几个春秋，这期间，李克自身也是不断地深造，不停地学习。

　　随着国学热潮在社会上的逐渐兴起，大家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也与日俱增。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崇贤馆的发展之路始终独具特色，无论是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手工宣纸图书出版的战绩，还是市场份额的占有量，都有着优异的表现。

　　从八十年代大学毕业一直到今天，李克这30年的经历，从起初的体制内的工作，到后来进军商业领域，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是由衷的、一直从未改变的。其实，在做企业的过程之中，李克也有过很多次的煎熬，很多朋友也曾经提醒他，如果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选择做中国传统文化，实在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但是，李克却始终认为，一个生命的价值不能完全用一个商业的数字来衡量。经历过磨难和低谷，李克将这些都变成了自己前进的动力和财富，风雨兼程，砥砺前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克的书业之路上，儒家思想始终是他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李克说“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我们是长期的浸润和受益者，比如说我们会遇到义和利的问题，‘义利之争’这也是儒家谈的最多的地方。我们的企业发展中，选项层面从不首选利，因为首选利的话，将来一定会证明你的选择是有问题的，因为义和利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圣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而说起儒家思想，师弟余世存的一句话，引起了李克的极大共鸣，“我们有一次交流的时候他就谈到，孔子的思想是我们整个文明里面最温暖的内核，我觉着他的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形象，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之中，我们也会觉得其实我们已经日用而不知了。”

　　说到“商道”两个字，李克认为，做文化的商业应该是“因利而起、由爱而达”，如果没有把爱注入到文化产品里面，最终的利益是不可能获得的。从阅读经典，到背诵经典，再到传播经典，这整个过程中如何按照经典所提供的价值体系去践行？崇贤馆归纳总结了自己的经商体系。李克说“圣人的话都是毫无欺骗的，我们自己在发展的过程中，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团队定期有‘四书课程’，学习并重温传统文化经典。希望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能使自己的教育体系、文创体系和传媒体系更具特色。”

　　最后，在谈到国家对于传统文化出台的新政策时，李克欣喜地说“感受到国家对传统文化这样一种导向性的支持，我们更有信心在传统文化的体系下，把事情做得更扎实，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