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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著《国学通识课》出版暨绪言、后记

来源:中华孔子学会作者: 2022-11-14 17:04

  内容简介

  本书先梳理国学概念的形成与基本内涵,论述中华国学的特性与意义,分析国学教育的现状、症结及发展方向、解决路径。围绕作为国学主流的儒学、作为国学核心的经学展开讲述。尤其针对社会对国学价值认识的现状,说源头、重源流、讲通识、抓重点,正本清源、解疑释惑,由长度而高度,由宽度而深度,讲清楚中华国学铺染了中国人的生命底色,影响了历代中国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启导读者理解国学精神,把握国学要义。

  作者简介

  杨朝明,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先后担任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孔子文化学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孔子研究院院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主任。出版《周公事迹研究》《鲁国历史与文化》《儒家文献与早期儒学研究》《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孔子家语综合研究》《儒学精神与中国梦》《论语诠解》《孔子家语通解》《孔子之道与中国信仰》《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等。

  目录展示

  绪言

  记得是在三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晋史十八家”说辨析》的小文章,刊发在1990年5月香港出版的《中华国学》第2辑上。不知为什么,以后竟没有再见到这个刊物。也是从那时起,我对“中华国学”这个概念似乎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

  说起来,作为“中华固有学术”的“国学”涵盖经、史、子、集各类传统学术,然而,正如经、史、子、集等一定要以经部为先不可移易一样,国学一定有它的主干与核心。国学指研究中国古代的学术,广义的国学内容涵盖极广,历代文化传承和学术记载都可包括其中,例如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医术、天文、地理、建筑以及文字、音韵。训诂等等。然而,正像一颗大树有树根、树干、枝条以及花朵、果实那样,中华国学之树结出了许许多多的文明花果,但我们必须去了解这个大树的主干与根脉。

  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影响下,“国学”也在向现代转化。今天我们学习国学,其要在于理解国家之根,认识华夏之魂,挺立民族精神。李学勤先生说: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中国传统各类学术都属于国学的组成部分,但讲国学通识首先要抓住中华国学的精髓,不能离开国学的根本精神。

  一、数十年逐步走近“国学”

  中华国学宫墙万仞,博大精深,如果仅望而兴叹,“不得其门而入”,便就“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走进中华文化的殿堂,也许需要一生的求索与体悟。因为从根本上讲,中华国学关心社会和谐、天下大同,因而最终关注人心和顺。中华国学瞩目人本身,思考人性与人的价值,关注生命的意义。

  我的大学是在孔子故里曲阜。记得刚入学没多久,老师就利用周末带我们去孔庙参观。老师现场详细讲解其中的历史文化意义,生动透彻,令人陶醉。从老师的讲解中,我们感受到老师对于孔子的由衷敬佩和对儒学文化的深深认可。老师年轻时曾读过私塾,许多古代经典多少年后都能出口成诵。老师对文物古迹也如数家珍,各种历史掌故脱口而出,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有一次,南京一所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师生到曲阜来参观,我们的这位老师为他们讲解了孔府、孔庙。那天晚上,两名带队老师专程又来到学校,来到老师家当面对老师表示感谢。老师讲解时,对庙宇形制、殿堂门坊、石刻匾额等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将古代典籍记载与历史文化相贯通,深深打动与折服了他们。当时,我恰好在老师家里,我清楚地记得那时两位老师的感动与感激。在我那时的心中,老师的这些学问也就是“国学”了。

  后来,我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学的都是历史文献学专业。读硕士时,我们是学校招收的首届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生,为了给我们打好基础,导师安排的有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版本、目录等课程,另外还有金文讲读、《尚书》选读之类的课程。为了使我们的学习更有效果,课程的安排特别用心。例如,为了学习训诂学这门课,导师找到许多著作,按图索骥般地寻找老师,因而譬如我们有幸专门到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今淮北师范大学),拜师安徽著名学者吴孟复先生,甚至在先生府上上课近20天。读书期间,我们曾走访请教了张舜徽、徐中舒、缪钺、林剑鸣、黄永年、朱绍侯、高敏等著名文献学家、历史学家。

  在学习过程中,我慢慢理解了前人的治学方法。清代学者就有不少论述过义理之学与实证之学的关系,如钱大昕就说“有训诂然后有义理”。与钱大昕同时期的王鸣盛论述更为形象,他把各种学术的关系以大树作比,说:“义理,其根也;考据,其干也;经济则其枝条,而词章乃其花叶也。”考据或者实证性研究与义理的关系由此则不难理解。粗壮的树干以发达的根系为基础,没有发达的根系哪来粗壮的树干?我曾指导一位研究生研究“作为思想家的左丘明”——左丘明之所以能写出规模宏富的《左传》,肯定根源于他深刻的思想。那么经由《左传》这个“干”发掘它的“根”,就成为研究“作为思想家”的左丘明的“功夫”。左丘明《左传》解经的形式甚至比《公羊》《穀梁》纯粹而直接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左丘明以事实表述和解释思想,与清代学者的考据之学有神似之处。必须承认,即使是清代考据学家们,他们也有表达其思想主张的动机。

  学习中华国学,一定要认真继承前人成果。“温故而知新”,温故是为了知新。《论语•学而》还说“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以前我对这句话也不太懂,解释不通顺,后来恍然大悟,原来“亲”应该是“新”的通假。“因”是继承,继承不是墨守;“新”以继承为前提,不是胡乱创新。“温故”就是“因”,就是继承,继承非常重要。创新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继承,创新是形式上的创新。

  学习国学要从整体上了解中华学术的成果都有哪些。比如关于图书的分门别类。中国较早是《汉书•艺文志》的“七略”,后来是经、史、子、集“四部”。按照“七略”的方法,除《辑略》是作为全书总要,排在最前面的实际是“六艺略”,也就是六经。今天,目录学不属于哲学,而是属于文献学。《七略》何以把“六艺”放在前面?《四库》为什么把“经部”放在前面?还有《四库全书》何以把“正史”放在“史部”的最前面?这样的分类方法是严谨的、科学的,是古代思想文化认识的凝结和呈现。孔子强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如果正学没有学好,没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遽然“索隐行怪”“攻乎异端”,也是很危险的。学习国学通识,先学什么,这很重要。

  二、我对“国学”的一点理解

  关于“国学”,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表述与定义,但不论怎么说,大体意涵都基本相同。广义地讲,举凡我国传统学术(或者说“固有学术”),包括天文地理、文学艺术、思想文化、典章制度等,都可以视为“中华国学”。中国传统学术,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中国之学,它应该涵盖各朝各代的各类文化学术。

  一百多年前,中国社会剧烈动荡。那个时期,中国人思考落后挨打的原因,有的则迁怒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归罪于孔子和四书五经,提出“打倒孔家店”等口号。但胡适等人提出“整理国故”,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力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出中西文明的结合点,为中国新生寻找出路。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对国学做了总结性的讲解。章太炎的演讲整理成《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章太炎国学演讲录》等出版,影响很大。章太炎将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五部分,可见他对于国学范围的界定。此外,胡适、顾颉刚、钱穆等人也有关于“国学”“国故”“国粹”的种种论述。

  自“西学东渐”之风开启后,为了区别“西学”与“中国之学”,便产生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学术”这个“国学”概念。建国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经过历次文艺批判运动,“国学”作为一个口号仿佛已经过时消失。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对极左思潮的纠正和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国学”又逐渐回到社会中,这也是中华民族开始找回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国学是国家之学,也是国人之学;是知识精英之学,也是国民大众之学。尽管人们对国学概念理解不同,但有两点可以说是人们的共识:其一,国学是决定中国传统道德与价值信仰的学术。中华国学奠定了传统中国人的生命底色,它决定着中国这个国家文化的境界与品质。其二,国学的核心是以儒家六经之学为中心的学术。可以说,人们在“国学”概念上的混乱与迷失,或许正是在价值观上混乱与迷失的折射。

  2008年,我所在的曲阜师范大学将孔子文化学院与历史文化学院合并,我作为新成立的历史文化学院的院长,提议在学院设立“国学班”或“国学专业”。在向学校提出的《开展国学专业本科教育申请报告》中,我们认为,培养一批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全面、深入认识的通才型、科研型人才,不仅是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适应当时及其后一个时期的教育发展的要求。面对全球化和激烈竞争的国际局势,要进一步加强民族凝聚力,增强综合国力,大力培育、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各国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任何轻视、忽视乃至蔑视自己传统文化的做法都十分愚蠢而且有害,并将最终导致民族虚无主义,丧失民族自信心。曲阜师范大学设学孔子故里、儒学发源地,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影响中国历史既深且远。儒学影响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大传统,对民间小传统也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部分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一系列基本理念,挖掘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是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我们当时所设想的国学本科教育目标或模式,是要借鉴当时国内高校国学专业的开展状况,结合学校自身的优势、特色等实际,希望所开展的国学专业教育,培养更多的适应新世纪的、全面发展的、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全面认识和理解的通才;借鉴中国古代书院与西方导师制的教学模式,以国学班的形式,开展以儒学与史学为主要特色的通才教育。希望能打破几十年来的教学模式,以直接面对经典文本的方式,扭转本科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薄弱、学生传统文化知识有限的局面。希望根据自身实际,结合国学教育一般规律,以经学、儒学和历史文献学为基础,以出土文献和考古学为辅翼,以融合中西为目标,以德业双修为宗旨,制订国学课程体系。

  三、国学就是孔子儒学传统

  有学者仔细研究过历史上的国学论争,尤其上个世纪20年代在整理国故、国学书目和读线装书的问题上的争论,看到其中的实质是:所谓“国学”“国故”,表面上指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历史,但具体到“国学书目”及研究国学的最终目的,便可知无论传统派还是反传统派,他们心目中的“国学”实际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传统。梁启超先生曾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就在儒家”,“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中国民族之所以存在,因为中国文化存在,而中国文化,离不了儒家”。因此,这次国学论争的实质是反孔与拥孔之争,当时知识界把国学主要看作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

  在国学就是孔子儒学传统这一点上,立足于学术文化前沿的学者意见是大体一致的。十几年前,正值国学大潮方兴未艾之际,关于国学、儒学与经学设置一级学科之倡议亦随之兴起。2010年暑期,我与几位同事一起拜访李学勤先生时,就此问题向先生请教。李先生认为,国学的内容应该放在中国整个传统学术文化大背景下来考察。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其文化传统是长期吸收各民族、各地区,包括境外的各种文化综合而形成,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讲国学,不能排斥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各个地区的文化特点,所谓“三教九流”都应该包括在内,它包含的内容应该是非常广博的,也是非常复杂的。不过,具体说来,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一个主流的。我们要把握中国传统文化,要看出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要区分清楚。这个主流是儒学,儒学中最核心的部分则是经学,经学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和整个儒学中具有核心地位,这也是国学研究最中心、最关键的所在。不研究经学,不了解经学,就没有把握住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

  李学勤先生强调,经学研究是今天国学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出现“国学热”而对作为其核心内容的经学几乎没有多少研究,这种情形必须引起重视。否则,对国学、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终究是不够的。当然,近些年来,经学研究也渐渐受到重视。各种经学与经学研究著作不断出版,也有了《中国经学》这样的刊物。李学勤先生的意见很精到,国学、儒学、经学,三者是一脉贯通的。

  当然,也有学者就提出:传统是复数的,不能仅仅搞儒学。传统当然是复数的,但复数多元的传统之中也有主次之分。如前所说,国学作为一个概念,它是近代的产物,是特殊时期出现的。那时,西学入侵,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威胁,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是“国学”概念针对“西学”而起,因此“国学”本应有一个中心意涵。当年,马一浮提出国学就是“六艺之学”,认为“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对此,刘梦溪先生极力赞赏,认为这一定义“态度既俨然郑重,学理意味也极深厚”。孔子与早期儒家整理并传述“六经”,主张修己安人,儒学的核心正是“六艺之学”,这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

  今天要复兴国学,在很大意义上是从历史深处寻找民族精神的基因。在现实中,不少人依然对传统文化存有一定的隔阂甚至排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因此,我们要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理解中国儒学的高度与深度,从民族基因深耕精神家园,从历史深处汲取智慧力量,温古鉴今,探寻传统元素的转化与新生。

  四、让国学真正“热”起来

  泱泱中华5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作为一个伟大文明的存在,在世界文明史上都特色鲜明,可以独树一帜。尽管当代中国的学术已经和国际“接轨”“交融”, 尽管有人主观上愿意给中国的学术穿上“得体的时装”,但终究消弭不了中国传统学术自己的特点。中国学术不应也不能与世界学术混为一谈,我们应该把握中华传统文化的本质与特性,多了解学术的中国、思想的中国。

  国学的深层在国民信仰与价值观念,国学作为“学”的意义也在于它应该指向思想义理和道德教化。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了解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孔子儒学,在治学方法上就要从小学而入经学。研治国学自然要固基础、强根底,由表及里、循序渐进。传统的中国学人都特别主张由文字、音韵、训诂及目录、版本、校勘等“小学”入手,而后治“史学”,最后入“经学”。

  在西方实证主义思潮影响下,很多人强调学术的独立性。但强调学术与社会治理、道德教化相结合,强调“治学”与“做人”相统一,不一定就会妨碍学术的独立发展,也未必意味着学术会成为道德和政治教化的附庸。近代学术史已经证明,有人期待自己进行“超然”的研究,但期待“超然”者何曾真的超然过?像“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一样,国学研究者热爱民族文化,同样也不一定就意味着缺少“求真”“求是”精神。如果脱离社会现实,脱离了世道人心,国学可能就会失去灵魂,其发展也可能是畸形的。

  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的讨论已经涉及到这样的问题。例如傅斯年先生认为,研究国故有“整理国故”和“追慕国故”两种手段,他本人最佩服整理国故的方法,而反对拥孔派追慕国故,他认为主张“追慕国故”者“忘了理性,忘了自己”。胡适先生则批评类似观点,认为国故能“应时势之需”,便是传统儒家“通经而政治平”的梦想。胡适还提出,新思潮“研究问题”,就是要回答为什么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国粹。他认为,整理国故不也是从所谓“旧国学”里寻出一个前因后果的条理脉络来,寻出一个真意义、真价值来,以便再造中国的现代文明吗?

  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史大纲》最前面,要求凡读《国史大纲》者请先具一些基本的信念。首先,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第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人都是社会的人,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生存,都不同程度地打着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印记。民族历史文化是连接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纽带,钱先生将“有知识的人”与“有知识的国民”区别开来,区别点就在于是否了解本国的历史。他强调的是,作为国民,人人都应该明白“我所自来”和“我之所属”的问题。了解历史,培养民族自豪感,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尤其需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温情与敬意”,了解民族历史文化,就是要培养民族感情,只有热爱历史文化,才能热爱民族和国家。有了“温情与敬意”,才能避免“偏激”“虚无”“狂妄”。

  “国学”概念很宽泛,不能把它狭义化,不能把国学视为“纯粹的学术”而已。没有学术哪来文化?没有文化,学术意义何在?传统文化离不开学术研究成果作为基础、指导与引领。否则,传统学术的价值也就无法得到体现。西方有人说,文化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任何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所有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这些,也是传统学术研究的内容和对象。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国学热,首先表现为传统文化热。要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复兴,就必须有相应的国学热与之相适应,这样才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去伪存真,抓住传统文化真精神。

  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国学热”与“儒学热”应该是相统一、互相促进的,而且,儒学在不同时期也吸收了不同的文化成果,比如先秦时期除了儒家之外的诸子,比如后来的道教和佛教。研究国学没有固定的套路,不过,它就像读书,一定要首先考虑读什么书,“读什么书”也许比“读书”本身更重要。金克木先生在《书读完了》中记录陈寅恪向夏曾佑请教,夏曾佑说自己把书读完了。他说,中国最为核心的就那几部书,除了四书五经,就是《荀子》《老子》和《庄子》。这样的话意味很明显,读完了最关键的这些书,再读其他书,有利于理解多元的思想。儒家强调引导社会人心之“正”,《论语》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树立正确的信仰,要学正学,读正经,不能“索隐行怪”“攻乎异端”。先读重要的书,先读必读的书。理解了中华文化精神,其他书读得越多越好。

  我特别期待国学真正“热”起来,但距离真正的“国学热”或许还有一定的距离。国学真正热起来的时候,才是中华民族真的找回自信的时候。研究国学要练好基本功,踏踏实实,增长见识,提升“史识”。要从读懂读通中华的基本经典入手,没有这样的功夫,就很难中正不倚,从而做到“考信”“释古”,无法从历史过往中寻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启迪。孔子“述而不作”,是对古代文明的尊重;孔子“信而好古”,因为古代文明有漫长而高水平的发展。只有从本源上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特性,才有可能温故知新、推陈出新、返本开新。国学热不能形式化、表面化,也不能神秘化、功利化,要积极适应时代需要,有益于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后记

  承蒙程冠军先生信任,邀约我写一本《国学通识课》的著作。接到这一任务,可谓既高兴也为难,高兴的是自己很喜欢或者钟情于这样一个选题,喜欢写这样一本书,因为本人一直从事国学的学习、研究与教学,可以说几十年来一直以国学为伴。然而,国学内涵极其丰富,书写起来边界不好把握。

  如何写好这样一个选题,我可谓思考良久。因为国学涉及面广,也曾想请几位相关学者一起合作,就各自熟悉的领域分工执笔,共同完成这部著作。同时还想到了“国学通识”与“中国文献学通识”“中国文化史通识”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经过反复考虑,也由于时间限制,最后决定按照自己的粗浅理解,在个人熟悉的领域,把既有成果进行整理,于是就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样子。

  目录最初草成,我先征求意见,大家都觉得该书与人们通常理解的“国学”有一定距离。书稿交到出版社,我收到的初审意见也大致如此,略谓书稿内容主要是儒学,儒学虽是国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但不能代表全部,不足以支撑“国学通识课”这一主题,建议增加除儒学以外的国学相关内容。本书主题有两个关键词,其一是“国学”,其二是“通识课”。所谓“通识”,指广博的知识,就是对各个方面的知识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对于单一学科而言,通识课则偏重于该学科的基础性、一般性知识,既要有全面性,又要有概括性。所以建议在甄选内容及撰稿时把握这一原则。

  按照编辑部和各方建议,我适当调整了选目,希望尽力展示国学的深度、高度与前沿研究成果。这些大多是我曾经演讲过的题目,自以为对认识和理解“国学”非常有帮助。但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儒学的内容还是占了很大比重。这既是我固执坚持个人的认识,也由于自己学识浅薄,难以完全胜任选题。本书属于“新时代领导干部通识读物”系列丛书的一部,选题策划的初衷是为领导干部提供既可增长学识又可轻松阅读的实用读物,因而要求作者紧扣“通识课”主题,行文尽量去学术化,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讲授相关知识。最好适当穿插一些国学故事,以增加书稿的生动性,提高阅读的趣味性。这些方面,显然我做得很不够,需要向读者致歉!

  衷心感谢程冠军先生约我撰著本书;感谢曲阜师范大学刘淑强副研究馆员、山东社会科学院杨传召博士对书稿选编提出重要意见;感谢曲阜至圣文化书院杨传卿帮我查找资料;感谢我的学生陈岳、吕双、陶杰、郭力佳、李蓉欣、颜景琦、张姮宇、刘璐等帮助我认真校对书稿!

杨朝明

2022年7月6日

编辑: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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