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危机”中，“危”意味着危险，而“机”则让人想到机会，这两个字看似意义相对，却被组合在一起，体现出一种辩证的思维。

　　“危机”的重点在“机”字上，但这里“机”字不是表机遇、机会，它是“几”的通假字。危机最早写作“危几”，“危”字从古至今意义没有太大变化，就是危险、危难，而“几”字可以通过《周易·系辞下》中一段话来理解：“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意思是说真正具有格局和见识的人，会在事情萌发阶段就预知和判断，作出正确的应对。从“动之微”可看出，“几”表示很渺小、不易察觉的苗头和趋势。所以危几一词最早是指祸患或灾难在萌芽状态。后来几与机通假，危几写作危机，机又有表机会、机遇的义项，危机一词在使用中就出现了辩证的意味。这种词汇内涵的变迁与丰富无疑提示我们危与机总是并存的，要善于在危中寻机。

　　危几一词对我们当今的启发，就是要有居安思危、见微知著、主动应对的忧患意识。要化危为机，很重要的是要把问题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务必保持战战兢兢，时刻清醒的状态。

　　当然，危机一词最早虽然没有辩证之意，但危中寻机的理念很早就有了。西汉政论家贾谊《新书·铜布》中说：“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唐代韩云卿《平蛮颂序》中有:“化险阻为夷途。”包括我们熟悉的《老子》中“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些古语均体现了化危为机的理念。此外，诸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等古诗词，都是对化危为机的诗化表达。

　　危机出现于生死一线时，亦存在于治平无事中

　　古往今来的无数史实，能体现化危为机智慧的历史故事非常多，如果依照不同类型来举例，可从大战略、大战役、大变革三个角度剖析三个极具典型性的历史事件。

　　所谓大战略，就是在一个发展阶段内对治国理政方略进行较大的转变，以汉武帝为例。在汉武帝即位之前，汉朝经历了文景之治，在他执政初期，看似是承接了一个治世，但其实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包括边疆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多潜在的危机。例如，政治上，郡县与分封诸侯国并行的体制使得整个国家权力不集中；思想文化上，汉初一直奉行黄老“无为”政策，朝廷上下思想不统一，匈奴导致的边疆危机最为严重紧迫。即位后，汉武帝采取了颁布推恩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盐铁官营等策略巩固国内统治，在此基础上通过任用优秀将领、扩大军费投入等方式，以巨大代价、用长达四十四年的时间彻底解决了匈奴问题。这一化解治理危机的过程，也是汉朝走向强盛的重要时期。

　　当然，这一系列举措带来的不仅是汉朝国内疆土的稳固，汉武帝开始经营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无论是反击匈奴或是经营西域，都是很大的视野和格局，在解决国内危机的过程中开辟了伟大的新机，为整个中亚乃至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都提供了桥梁，甚至可以说为人类文明的交流融合开创了一个难得的时代。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要善于发现危中之机，很多历史进步正是在排除万难中取得的。无论是先进的制度、高效的治理，还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强大的军事实力，都是从解决现实问题、应对潜在危机中产生的，危与机犹如硬币两面，并非决然对立，恰恰是相反相成。

　　第二个角度是大战役，指在生死一线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淝水之战便极富代表性。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有八十万军力的前秦出兵仅有八万军力的东晋，几乎没有赢面的东晋最终为什么能化弱为强？可从两方面来分析原因。

　　先看东晋，首先是做到了临危不乱，坚决抗战；其次上下同欲，主将有能，将士同心；三是知己知彼，对整个战局和敌我实力有清晰的把握；四是战术得当，不急于求成且随机应变。再看前秦，它恰与东晋相反，可谓是“化机为危”，其问题在于骄傲自大、内部不团结，没有战略思维，战线拉得太长却心态着急，以致忽略了隐患，越想毕其功于一役却越是功亏一篑。这启示我们，不是只有弱者才需要面对危机，无论是处于低谷或是很好的势头，都会存在危机。机会之中也常潜藏着危险，大好时机会让人麻木、失去警觉，使良机潜化为危机，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忧患。而身处危险中的群体，首要之务即始终保持团结一心，毕竟堡垒的溃灭往往是始于成员心态的崩溃、团队的离析。

　　第三个角度是大改革，以张居正改革为例。当时明朝面临的危机与汉武帝、东晋所面对的是不同的，它源于明朝自身承平已久而日渐积累的问题，张居正用五大积弊来概括：“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可谓政治腐败、边防松弛、民穷财竭，大厦即将倾倒。此时应对危机之法，更像是一场自我革命：政治上行考成法，军事上整饬边疆“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经济上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等等。

　　经过这次改革，从根本上整顿了吏治，强化了中央集权，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得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所以我想危机之“机”还体现在，常态下发动变革、推动转型阻力巨大，想解决本该解决的问题也缺乏动力，危机降临没有退路，借力危机开路，自我革命，革故鼎新，反而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实现凤凰涅槃。因此化危为机的过程，必定伴随着极其艰难的壮士断腕、挖疮割痈的剧痛，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与坚韧的变革毅力。

　　自强不息、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帮助中华民族一次次化危为机

　　历史上我们能够一次次化危为机，具体的理念方法有很多。比如首先是知势，古人强调“察势者明，趋势者智，驭势者独步天下”，无论是在强盛、承平已久或是危急关头，都要把握形势，清醒务实；还有辩证，“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要被眼前的危所吓倒，要善于发现几微之处的希望；同时求变也很重要，“穷则变、变则通”，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借势而变。

　　从更深层次看，在逆境中奋发、在危机中寻求生机，是中华民族能够五千多年历经坎坷而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这背后是由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提供着强大支撑。主要可以从以下三点来理解：

　　首先是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传世格言。历史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屈的民族、不服输的民族，永不言败的精神和品质深深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多少次被西方国家围堵、封锁，正如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所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越是围堵、封锁，越是能激发我们走出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潜力和超越能量，取得巨大成就。

　　其次是改革创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中国传统文化是通变的文化，是富有弹性和张力的文化。穷则思变、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这是中国先哲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深刻总结。回望历史可以看到，变革常常迸发于历史的关键节点，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当然，我们的变革与创新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稳中求变，是在传承基础上的革新。这种稳中求新求变的意识就是我们应对危机时强大的生命力。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求真务实。可从两方面看，首先是求真。面临巨大而繁难的危机，任何人心中不免会产生畏难情绪，甚至因为不愿直面而有意无意去回避问题，导致危险不断恶化，危上加危，终致不可收拾，这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敢于正视难题而不畏缩，这就迈出了化解危机的第一步。其次是务实。克服危机，绝不是孤注一掷、不计代价，而是对自身的优势劣势进行系统深入的盘点，拿出一套富有可操作性且能保住基本盘的方案。化危为机，最终目的是要求发展、上台阶，而不是擦桌子、重新来。因此务实精神可谓化解危机的“稳压器”。

　　善于从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解决当代问题的智慧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坚定信心、勇气和智慧来化危为机，是新时代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给我们的启发就在于，我们应当注意培养战略、历史、辩证、创新、底线等多种思维。

　　战略思维能帮助我们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方向，以长远眼光和全局视角对可能出现的危机进行预判；辩证思维能帮助我们抓住关键、找准重点，及时在危中寻找到机，从而处变不惊、坚定信心；创新思维能帮助我们科学应变、开拓创新，打开工作的新局面；底线思维能帮助我们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同时让我们得以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这些都是历史文化给我们的启发。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具备历史思维，面对一些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还是要往回看，从历史文化中汲取解决当代问题的智慧。拥有高明的历史见识和敏锐的历史意识，我们在日常处理各种急难险重问题时，才能够真正做到“临危不乱，见机行事”。以史资政，永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