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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斌:化危为机的中国智慧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作者: 2020-07-28 10:00:00

   词语“危机”中,“危”意味着危险,而“机”则让人想到机会,这两个字看似意义相对,却被组合在一起,体现出一种辩证的思维。

  “危机”的重点在“机”字上,但这里“机”字不是表机遇、机会,它是“几”的通假字。危机最早写作“危几”,“危”字从古至今意义没有太大变化,就是危险、危难,而“几”字可以通过《周易·系辞下》中一段话来理解:“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意思是说真正具有格局和见识的人,会在事情萌发阶段就预知和判断,作出正确的应对。从“动之微”可看出,“几”表示很渺小、不易察觉的苗头和趋势。所以危几一词最早是指祸患或灾难在萌芽状态。后来几与机通假,危几写作危机,机又有表机会、机遇的义项,危机一词在使用中就出现了辩证的意味。这种词汇内涵的变迁与丰富无疑提示我们危与机总是并存的,要善于在危中寻机。

  危几一词对我们当今的启发,就是要有居安思危、见微知著、主动应对的忧患意识。要化危为机,很重要的是要把问题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务必保持战战兢兢,时刻清醒的状态。

  当然,危机一词最早虽然没有辩证之意,但危中寻机的理念很早就有了。西汉政论家贾谊《新书·铜布》中说:“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唐代韩云卿《平蛮颂序》中有:“化险阻为夷途。”包括我们熟悉的《老子》中“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些古语均体现了化危为机的理念。此外,诸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等古诗词,都是对化危为机的诗化表达。

  危机出现于生死一线时,亦存在于治平无事中

  古往今来的无数史实,能体现化危为机智慧的历史故事非常多,如果依照不同类型来举例,可从大战略、大战役、大变革三个角度剖析三个极具典型性的历史事件。

  所谓大战略,就是在一个发展阶段内对治国理政方略进行较大的转变,以汉武帝为例。在汉武帝即位之前,汉朝经历了文景之治,在他执政初期,看似是承接了一个治世,但其实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包括边疆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多潜在的危机。例如,政治上,郡县与分封诸侯国并行的体制使得整个国家权力不集中;思想文化上,汉初一直奉行黄老“无为”政策,朝廷上下思想不统一,匈奴导致的边疆危机最为严重紧迫。即位后,汉武帝采取了颁布推恩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盐铁官营等策略巩固国内统治,在此基础上通过任用优秀将领、扩大军费投入等方式,以巨大代价、用长达四十四年的时间彻底解决了匈奴问题。这一化解治理危机的过程,也是汉朝走向强盛的重要时期。

  当然,这一系列举措带来的不仅是汉朝国内疆土的稳固,汉武帝开始经营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无论是反击匈奴或是经营西域,都是很大的视野和格局,在解决国内危机的过程中开辟了伟大的新机,为整个中亚乃至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都提供了桥梁,甚至可以说为人类文明的交流融合开创了一个难得的时代。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要善于发现危中之机,很多历史进步正是在排除万难中取得的。无论是先进的制度、高效的治理,还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强大的军事实力,都是从解决现实问题、应对潜在危机中产生的,危与机犹如硬币两面,并非决然对立,恰恰是相反相成。

  第二个角度是大战役,指在生死一线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淝水之战便极富代表性。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有八十万军力的前秦出兵仅有八万军力的东晋,几乎没有赢面的东晋最终为什么能化弱为强?可从两方面来分析原因。

  先看东晋,首先是做到了临危不乱,坚决抗战;其次上下同欲,主将有能,将士同心;三是知己知彼,对整个战局和敌我实力有清晰的把握;四是战术得当,不急于求成且随机应变。再看前秦,它恰与东晋相反,可谓是“化机为危”,其问题在于骄傲自大、内部不团结,没有战略思维,战线拉得太长却心态着急,以致忽略了隐患,越想毕其功于一役却越是功亏一篑。这启示我们,不是只有弱者才需要面对危机,无论是处于低谷或是很好的势头,都会存在危机。机会之中也常潜藏着危险,大好时机会让人麻木、失去警觉,使良机潜化为危机,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忧患。而身处危险中的群体,首要之务即始终保持团结一心,毕竟堡垒的溃灭往往是始于成员心态的崩溃、团队的离析。

  第三个角度是大改革,以张居正改革为例。当时明朝面临的危机与汉武帝、东晋所面对的是不同的,它源于明朝自身承平已久而日渐积累的问题,张居正用五大积弊来概括:“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可谓政治腐败、边防松弛、民穷财竭,大厦即将倾倒。此时应对危机之法,更像是一场自我革命:政治上行考成法,军事上整饬边疆“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经济上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等等。

  经过这次改革,从根本上整顿了吏治,强化了中央集权,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得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所以我想危机之“机”还体现在,常态下发动变革、推动转型阻力巨大,想解决本该解决的问题也缺乏动力,危机降临没有退路,借力危机开路,自我革命,革故鼎新,反而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实现凤凰涅槃。因此化危为机的过程,必定伴随着极其艰难的壮士断腕、挖疮割痈的剧痛,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与坚韧的变革毅力。

  自强不息、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帮助中华民族一次次化危为机

  历史上我们能够一次次化危为机,具体的理念方法有很多。比如首先是知势,古人强调“察势者明,趋势者智,驭势者独步天下”,无论是在强盛、承平已久或是危急关头,都要把握形势,清醒务实;还有辩证,“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要被眼前的危所吓倒,要善于发现几微之处的希望;同时求变也很重要,“穷则变、变则通”,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借势而变。

  从更深层次看,在逆境中奋发、在危机中寻求生机,是中华民族能够五千多年历经坎坷而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这背后是由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提供着强大支撑。主要可以从以下三点来理解:

  首先是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传世格言。历史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屈的民族、不服输的民族,永不言败的精神和品质深深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多少次被西方国家围堵、封锁,正如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所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越是围堵、封锁,越是能激发我们走出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潜力和超越能量,取得巨大成就。

  其次是改革创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中国传统文化是通变的文化,是富有弹性和张力的文化。穷则思变、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这是中国先哲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深刻总结。回望历史可以看到,变革常常迸发于历史的关键节点,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当然,我们的变革与创新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稳中求变,是在传承基础上的革新。这种稳中求新求变的意识就是我们应对危机时强大的生命力。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求真务实。可从两方面看,首先是求真。面临巨大而繁难的危机,任何人心中不免会产生畏难情绪,甚至因为不愿直面而有意无意去回避问题,导致危险不断恶化,危上加危,终致不可收拾,这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敢于正视难题而不畏缩,这就迈出了化解危机的第一步。其次是务实。克服危机,绝不是孤注一掷、不计代价,而是对自身的优势劣势进行系统深入的盘点,拿出一套富有可操作性且能保住基本盘的方案。化危为机,最终目的是要求发展、上台阶,而不是擦桌子、重新来。因此务实精神可谓化解危机的“稳压器”。

  善于从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解决当代问题的智慧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坚定信心、勇气和智慧来化危为机,是新时代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给我们的启发就在于,我们应当注意培养战略、历史、辩证、创新、底线等多种思维。

  战略思维能帮助我们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方向,以长远眼光和全局视角对可能出现的危机进行预判;辩证思维能帮助我们抓住关键、找准重点,及时在危中寻找到机,从而处变不惊、坚定信心;创新思维能帮助我们科学应变、开拓创新,打开工作的新局面;底线思维能帮助我们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同时让我们得以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这些都是历史文化给我们的启发。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具备历史思维,面对一些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还是要往回看,从历史文化中汲取解决当代问题的智慧。拥有高明的历史见识和敏锐的历史意识,我们在日常处理各种急难险重问题时,才能够真正做到“临危不乱,见机行事”。以史资政,永不过时。

编辑:张晓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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