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的主旨是论证孔子“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句话，是针对西周春秋时代的宠幸之祸而发的一个政治性命题，不是对“女子”、“小人”的泛泛评论，不含有轻视妇女的思想。本文对汉魏以来《论语》诠释的历史进行了回溯，揭示了汉代的阳尊阴卑哲学、男尊女卑的妇女观是孔子轻视妇女说的主要根源。宋代性命之学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综合运用传统的训诂学及现代思维科学、语言学对关键词语进行了新的诠释。同时联系孔子总的思想体系，将《春秋》、《左传》与《论语》相互参证，为孔子批判宠幸之祸说提供了充分的历史依据。本文对孔子批判宠幸之祸的思想渊源和批判宠幸之祸的历史意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女子 小人 难养 近 宠幸之祸

　　《论语·阳货》篇中记载了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一段论述。这句话已经流传了两千多年，至今如何解读这句话，学界仍然存在较大的分岐。为此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分岐的焦点是，孔子这句话是针对什么问题讲的？这句话中的“女子”是泛指女人整体，还是只限于某种特定的女人群体？“小人”是些什么人？这句话中是否含有轻视女人的思想？

　　历史上较为普遍且影响较大的观点是，孔子这句话中有轻视女人的思想。最早从孔子这句话中，引申出有轻视女人思想的是南朝梁皇侃所撰《论语集解义疏》。其后北宋邢昺所撰《论语注疏》，又进一步发挥了所谓孔子轻视女人的思想。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和邢昺的《论语注疏》历来被视为最具权威性的注疏。所以“两疏”关于孔子轻视女人的观点流传甚远，直至当代还被一些学者承袭和发挥。有的学者说孔子在这句话中“骂尽了天下的女人”[1] 。也有的学者认为“孔子这句话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妇女性格的某些特征”[2]。还有的学者认为孔子本来就是男权主义的“强有力的推动者”[3]。更有的学者认为,如果不承认孔子这句话是轻视妇女,便是“颠倒是非”[4]。显然,以上这些观点都是对孔子思想的曲解和误读，也是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孔子是全世界进步人类所景仰的文化伟人，中国学者有责任向国人乃至全世界推荐一个真实的孔子。有的学者提出要“还原孔子”，要“回到原来的孔子”，这是一项十分严肃的任务，表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精神。本文便秉持这种精神来辨析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一论断，笔者认为孔子这句话并不是对所有妇女人格气质的泛泛评论,不含有轻视妇女的思想，而是针对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代屡屡发生的宠幸之祸，所做的重要论断。为此我们首先要追溯所谓孔子轻视妇女这一观点的形成过程，披露这些观点赖以形成的依据，拂去蒙在历史文献上的灰尘,从而全面准确地理解孔子思想的原貌。

　　一、孔子轻视妇女说溯源

　　1．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以阴阳五行说置“女子”于阴卑的地位。

　　南朝梁皇侃所撰《论语集解义疏》是中国古代论语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论语集解义疏》是皇侃为魏何晏《论语集解》所作的疏解。《论语集解》是中国古代关于《论语》的笫一部集解性著作。其中保存着早已散佚的汉魏诸儒为《论语》作的注释，包括孔安国、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等人的注释成果。所以《论语集解》在当时乃至后世都被视为《论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入晋以后又有江熙将卫瓘、郭象等十三家《论语》注释汇集成《集解》。皇侃汇集江熙《集解》以及樊光、王朗、颜延之等通儒旧说，为何晏《论语集解》作疏,成《论语集解义疏》。可见《论语集解义疏》是在广搜博采诸家之说的基础上成书的。它在论语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皇侃成为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经学家。但是皇侃在哲学思想上，接受了汉代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定男尊女卑的思想。从而将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的解释，引上了神学的迷途。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为基础, 构建了阳尊阴卑的伦理观。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然后又以阴阳分贵贱善恶。他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春秋繁露·阳尊阴卑》）。于是用最简单的逻辑推演，将“女子”置于阴卑、不善的地位。董仲舒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从理论上系统阐述男尊女卑思想的哲学家。他为封建的妇女观奠定了理论基础。皇侃完全接受了董仲舒的观点，用以解读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他说︰“女子、小人并禀阴闭气多，故其意浅促，所以难可养立也”（《论语集解义疏》）。皇侃将“女子”与“小人”并列，指出他们同样禀受了过多的阴闭之气，所以他们“难养”。所谓“阴闭气”的说法也源自董仲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篇中说：“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古人认为“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始基物质，董仲舒赋予“气”以道德属性。他指出，阴气“无事之时起之空处，使之备次陈，守闭塞也”。即认为阴气常处于封闭不流通的状态。按董仲舒所说“女子”属阴，“小人恶之属尽为阴”，都禀受了“阴闭气”，所以他们的性格气质“浅促”。“浅”，即浅薄无知。《荀子·修身》篇说：“少闻曰浅”。“促”作“急”解,“急”有偏急、急躁之意。浅薄无知而又偏狭急躁，所以“难养”。

　　皇侃接受董仲舒以阴阳定尊卑之说，所言“女子”当然是指女人整体。但是这个理解不符合孔子原意。孔子没有阳尊阴卑的思想。《论语》所记孔子言论中没有“阴阳”这个概念。反映孔子生活时代历史的《左传》中有“阴阳”一词，但不含有阳尊阴卑的观念。在《左传》二百四十二年记事中，“阴阳”一词只出现三次，都是将“阴阳”作为自然现象来理解。如鲁僖公十六年，周内史答宋襄公问，说宋国出现的陨石落地和“六鷁退飞”现象都是阴阳之事，即自然现象，并不是人事吉凶之兆，并说“吉凶由人”。又鲁襄公二十年晋国春旱“无冰”，鲁大夫解释是由于“阳胜于阴”。这些例子说明，在春秋时代人们是将阴阳变化作为自然现象来解释的。对孔子而言，当时还没有形成阳尊阴卑观念的哲学依据。皇侃按阴阳五行说以性别决定尊卑，将“女子”作为女人整体，说她们由于禀受“阴闭气多”而致其“浅促难养”，这种说法是荒谬的。皇侃是使孔子背负轻视妇女罪名的第一人。皇侃借助疏解《论语》，进一步发展了董仲舒男尊女卑的妇女观，其影响深远。

　　2．宋邢昺《论语注疏》以人性论定“女子”人格于“无正性”。

　　邢昺是北宋经学家，官至礼部尚书，曾为宋太宗诸子讲授《孝经》、《论语》等经典。宋真宗三年，他受诏与杜镐等人校定《周礼》、《仪礼》、《孝经》、《论语》。邢昺是这项重大工程的主持人。他亲自撰写了《孝经正义》、《尔雅正义》、《论语正义》。《论语正义》即现在所见的《论语注疏》。邢昺所撰《论语注疏》是借助皇侃所采集的各家注释成果而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予很高的评价：“（何）晏所采孔安国而下凡若干家，昺复因皇侃所采诸儒之说为之疏，于章句训诂、名器事物之际详矣”。《论语注疏》成为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之后，最有影响的《论语》注疏本，被清人列入《十三经注疏》。宋代盛行“性命之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它渗透到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自然也反映到古代文献的诠释研究中。邢昺用“性命之学”解释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邢昺除引唐人陆德明对“近”字注释外，未引汉魏诸儒的注释。所以这段疏文表达的完全是邢昺个人的学术观点。他说：“此章言‘女子’与‘小人’皆无正性，难畜养。所以难养者，以其亲近之，则多不孙顺；疏远之，则好生怨恨。此言女子举其大率耳，若其禀性贤明若文母之类，则非所论也”。所谓“无正性”的“性”，指人性、天性，是古代的一个哲学范畴，也是宋代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孔子曾言“性”，在《论语·阳货》篇中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但孔子并没有赋予人性以道德属性。战国诸子皆言“性”：告子主张“性无善无恶”，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他们都认为人性之善恶是与生俱来的。至汉代，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解释人性之善恶，他说：“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又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将人性分为三等，即“圣人之性”，受命于天，近之全善，是上品；“斗筲之性”，暝而未觉，近于全恶，是下品；“中民之性”，可善可恶（《春秋繁露·实性》）。董仲舒的性有善恶之说，对宋代“性命之学”有重要影响。宋代理学从“理”与“气”的关系论“性”，提出人具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差别，认为前者即“天理所赋无不善”；后者为“气禀所成，有善与不善”，是恶的根源。[5]邢昺说“女子小人皆无正性”，即“无善性”，“正，善也”。(《吕氏春秋·古乐》篇，汉高诱注)。所谓“皆无善性”，对“女子”而言，概括了所有女人，即从人性论出发，以性别划定女人皆“无善性”。邢昺进一步申明：“此言女子举其大率耳”，“大率”即大略或大多数，是说“无正性”者，应该是“女子”的大多数。只有少数“禀性贤明若文母之类”不在此论。所说的“文母”，指春秋时代鲁国公父文伯之母，即公父穆伯之妻敬姜。她是鲁国著名贤妇人，曾受到孔子称赞。简而言之，邢昺认为除少数“禀性贤明者”外，大多数女人皆“无正性”，即无善性。邢昺以人的性别定人性之善恶，即生而有善与不善之别。这种观点与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之意相悖。孔子说“性相近”，指人生而具有的“性”，并无大差别。只是经过习染教育后才产生差别。邢昺关于大多数女人“无正性”的论断，与他在《论语·阳货》篇“性相近”章中对“性”的解释，也不一致。在这一章中，邢昺说：“性，谓人所禀受以生而静者也，未为外物所感，则人皆相似，是近也；既为外物所感，则习以性成”。这种解释，基本符合孔子的原意。但这又与大多数女人皆“无正性”的观点相矛盾。促成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继承发展了皇侃《论语集解义疏》注解成果的同时，又接受了他的阳尊阴卑妇女观，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形成了以“性命之学”为理论基础的男尊女卑的妇女观。

　　3.宋代张栻将阴阴五行说与性命论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男尊女卑的妇女观。

　　邢昺所撰《论语注疏》流行于世二百年后，南宋经学家张栻将阴阳五行说与性命之学结合起来，解读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他在所撰《癸巳论语解》中说：“女子阴质、小人阴类，其所望于人者常深，故难养”。他用“阴质”、“阴类”为“女子”、“小人”定性。“质”，即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性者，质也”。所谓“阴质”，即阴性。按董仲舒说︰“阳尽为善，阴尽为恶”。所以“阴质”，即性恶也。所谓“阴类”，即“小人”，与阴质的“女子”同类也。董仲舒说：“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故物以类相召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相召”即相感应的意思。既为“女子”同类，“女子”质为阴，所以“小人”也即成为“阴类”，皆同属性恶。张栻进一步指出，由于“女子”与“小人”是“阴质”、“阴类”所以“其所望于人者常深”，乃是由他们的“气质之性”决定的。张栻主张，人是由“理”与“气”合成的。“理”是纯善的，即所谓“天命之性”，而“气质之性”则有善恶之分。由于人所禀受的“气”有清浊之分、厚薄之差，禀受的浊气多者，即容易受物欲蒙蔽，因而所求于人者过多，成为“难养”的主要原因。张栻《癸巳论语解》全书皆采用义解方法，很少词语训诂。他沿袭皇侃、邢昺的义解，将董仲舒阴阳五行说与宋代的性命之学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了轻视妇女的观点，也使男尊女卑的妇女观哲理化。

　　4．宋代蔡节所撰《论语集说》和清代孙奇逢所撰《四书近指》，都是遵循张栻的观点解读孔子“唯女人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的。

　　蔡节说：“女子小人之情，其望于人者无有纪极，近之则狎侮生，远之则猜嫌起，故难养也”[6]。孙奇逢说：“女子小人不在养之有恩，而在育之有道，有道则近之远之无不可”[7]。然后引张栻“女子阴质，小人阴类，其所望于人者常深，故难养”[8] 语，作为他解读这句话的根据。此外还有的学者从儒家伦理观出发，评论孔子这句话。如宋代陈祥道所撰《论语全解》说：“女子、小人不知礼义者也，不知礼，故近之则不孙;不知义，故远之则怨”[9]。明代刘宗周在所撰《论语学案》中则说︰“女子、小人难养，自古皆然”[10]。

　　以上，从皇侃《义疏》、邢昺《注疏》，到张栻《癸巳论语解》、孙奇逢《四书近指》等，都在不断地传承发展所谓孔子轻视妇女的观点。其影响甚至跨越不同的社会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西汉以后，在封建等级制度下，男尊女卑己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孔子的话被封建统治阶级作为宣扬男尊女卑妇女观的依据。将孔子说成是男尊女卑妇女观的构建者，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早在南宋时代，儒学大师朱熹在注释《论语》时，就摆脱了阴阳五行说的神学迷雾，在注释中体现了理性。他在所撰的《论语集注》中，将“女子”、“小人”解释为“臣妾”、“仆隶下人”，摒弃了以“阴质”、“阴类”解释“女子”、“小人”的传统谬见。然而，虽然朱熹的《论语集注》影响广泛，但没能阻止皇侃、邢昺等人所造成的错误观点的流传。

　　注释：

　　[1] 南怀瑾：《论语别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01页

　　[2] 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92页

　　[3] 王得后：《鲁迅与孔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1页

　　[4] 蔡尚思：《论语导读》，北京，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5] 石训 等：《中国宋代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页

　　[6] 宋 蔡节：《论语集说》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八

　　[7] 清 孙奇逢：《四书近指》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八

　　[8] 宋 张栻：《癸巳论语解》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八

　　[9] 宋 陈祥道：《论语全解》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八

　　[10] 明 刘宗周：《论语学案》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八

　　（文章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冯克正，原籍辽宁省铁岭县。1930年生。195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研究工作。专业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职称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担任东北师大中文系副系主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基础部主任、教务长等职务。学术研究涉及先秦两汉文学史、哲学史、春秋战争史和孙子军事理论、敦煌文学以及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等领域。)